 今年3月份，我加入了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之后，一直没有时间参加研究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昨天（5月16日），研究会组织赴江苏常熟市蒋巷村参观。蒋巷村党支部书记，村属常盛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常德盛曾在4月21日，以回乡知青的身份，应邀到研究会做过报告。那次报告我没有来听，因此，这次参观，我是以全新的心态进入这个村，所见所闻，颇有感受。 早晨7点，100名头发花白的老知青，在汉中路梅园路口集合，分乘两辆大巴，行驶2小时，到达蒋巷村。 蒋巷村总面积3平方公里（对比一下，上海世博会园区面积为3.28平方公里），近200户人家，近900人。这3平方公里包括了村民生活区、工业区、农田、旅游区、动物养殖区等，是一个很有特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我们先观看了介绍蒋巷村概况的录像，然后参观了村史馆。通过这两个参观项目，我得知有六、七位正国级领导人曾到蒋巷村视察，这在中国农村基层是很少见的；我还了解到从1988年起，常德盛已获得上至联合国，下至常熟市的近百个荣誉称号，蒋巷村也已被国内百余家单位确定为教育基地。之后我们参观了村民住宅区、生态公园、农作田、老年公寓、知青馆、民俗馆等。 蒋巷村被国内一百多家单位确定为教育基地。  我边走边看边思考，在走马观花的过程中，我很粗略地有这几个体会，和大家共享。 一是在中国，“人品”非常重要。 蒋巷村能得到那么多的国家领导人的肯定，其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不可质疑的。需要思考的是：我们赞赏一个榜样，最终是希望这个榜样能得以推广。那么蒋巷村的经验能不能在全国广大农村复制呢？从历史上看，蒋巷村的“地利”条件不是很好，虽处于江南鱼米之乡，但曾经血吸虫横行，同类地区，条件比蒋巷村好的村很多；在“天时”方面，蒋巷村和其他农村一样，以前也是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以后同样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最主要的，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那么就剩下“人和”这一条了。 从录像、图片内容，到蒋巷村的村民（讲解员、电瓶车司机）对我们的介绍，都强调，蒋巷村之所以有今天，最主要是有一个好的带头人——他们的老书记常德盛。4月份的那次报告我没有来听，现在我在网上一搜索，常德盛的事迹很多。他1944年生，1966年担任蒋巷大队长，之后的50多年，一直在这块土地上拼搏。从介绍来看，常书记的能力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他甚至在带领全村致富的道路上被骗过，损失两百多万元。他的最主要特点是高尚的道德，一心为全村着想，丝毫没有为个人考虑。我对两个事实很有感触：一是他放弃了本来属于他的几千万元的股权收入，而且我们也没有听到常德盛现在老了，要把权和钱交给自己子女——这种事，在其他典型村里，在那些所谓的“农民带头人”那里，很是常见；二是我觉得常德盛这个人在坚持某种理念时，很是坚定，但是他为人很谦和，就是一个邻家老伯，不象有的地方，他们的带头人好象是天神，指挥一切、睥藐一切，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村里的圣旨。这两种“官民关系”的背后，并不是个性差异那么简单，而是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不同解读，是一种政治道德。 中华文化强调集体主义，如何把众多的人凝聚在一起，能力固然很重要，更关键是要有相互信任感。因此，历史上，道德文章的地位很重。比如古代的诸葛亮，他的能力未必比得上司马懿，但是他对刘姓皇族忠心耿耿，全力扶持，即使刘备托孤时有所暗示，诸葛亮也尽心扶持刘禅，丝毫没有贰心。后世的小说家极力美化诸葛亮，应该是对道德作用的肯定。 这次在车上讨论时，也有人提到，在中国，能人很多的，但是他们没有为广大老百姓着想，因此最终都不为人民拥护。只有常德盛这样一心一意为村民利益奋斗的干部，才能真正成大事。 二是什么才是现代化道路。 我们的目标是要富，这没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模式，走什么样的道路，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问题。 这次参观民俗馆时，粗布、缸坛、灶台、木犁、竹编等展陈场景，以及参观者的谈论，都隐约表现出对逐步逝去的牧歌田园式生活的追念，感到有点遗憾。但仔细一想，在鸡鸣犬吠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蒋巷村，从房屋本身、屋檐下的一切生活用具，到工业区、旅游区、农耕区等等一切生产工具，都是工业化的产物。如果没有工业化，固然可以保留“外婆家的菜”的味道，但是也肯定不能富起来，只能继续穿手工纺织的布，夜里点蜡烛，白天用牛耕田，用木匠斧刨来做农具。  蒋巷村实际上是一个浓缩，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的一个很微小的点。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很多事，包括我们所追求的宏大目标，比如“实现四个现代化”“五大建设”“两个百年目标”“中国梦”等等，说到底，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农耕文明群体，转变为现代工商文明社会的过程。有人曾说，中国的现代化，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大约需要两三百年的时间。我觉得很有道理。这两种文明的更替是非常不容易的，社会制度和民族心理的纠缠（究竟是制度问题还是文化问题），政府和民众的相互制约（历史上，暴君和乱民是相互相成的），有时候往往陷入死循环，确实需要两、三个世纪才能解开。 常德盛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里，带领蒋巷村人，一是从战天斗地开始，一二三产业并行发展，二是以身作则，注重道德建设，树立良好村风，三是十分重视环境保护。这三管齐下，体现了现代化的本意，而不是单纯追求金钱多多，大家有房子有汽车有存款。这样的新农村多了，中国梦才能实现。2015年7月19日，中央领导赵乐际在蒋巷村视察时，称赞他们村强、民富、环境美。我一看到这个评价，顿时想起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如果把“村”换成“城市”，不就是人、城市、地球三个层面的建设吗？这不就是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要走的路吗？因此，我觉得常德盛、蒋巷村的经济富裕、社会和谐、环境优美，是在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中国添上了一块砖，刻上了一个值得历史永记的痕迹。  三是关于不同意见之间可能争论的延伸思考。 下午1点40分，参观结束，回上海的车2点半出发。在等待发车时，我坐在树荫下，看着周围的一切，想像蒋巷村走的这条道路，理论界会怎么看。因为平心而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农村致富典范，确实引起一些讨论，并不是所有的模式都得到赞同。比如早期的天津大邱庄，后来的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都是成绩斐然，但也争议巨大。抛开个人领导风格不同这一点，这些争议的背后，确实涉及到路线问题，引起国内理论界左中右各派的强烈关注。 有争议本来是好事，百花齐放了，百家争鸣了，花园才能更美丽。遗憾的是，不少争议不是心平气和，而是陷入意气之争，甚至人身攻击。甲说乙背叛理想，是卖国，乙说甲是伪君子，“取之愚民，用之移民”。 毛主席曾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对力求“舆论一律”是很一针见血的批评，只要有人群，就一定会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看法，从国家大事到小小的微信群里，莫不如此。由此我联想到我们这个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我也感觉到了一些迹象，在本应很正常的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声音。 我认为，一方面允许有不同意见，另一方面也需要取得共识。这样，讨论就是非常必须的，而有益的讨论，离不开“三平”的氛围。 平实——讨论时，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不夸张，不慌张，平静、实在。有一点值得商榷：我们回忆，往往把事实和情感混在一起。这对历史事件当事人而言，是很正常的，因为在他的回忆里，当年的事实（fact）和情感（feeling）本来就是相互促成的，是在当年的情感驱动下，完成当年的实践。今天回忆历史，当年的情感依然存在，这应当可以理解，旁人不必苛求。与此同时，今天我们在回顾历史，在确认当年的事实时，对当年的情感（包括当年的价值观）进行分析，也是必要的。只是让情感差异引起冲突，就令人遗憾了！  平常——就是要以平常心来讨论。古人说，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我们都是七十岁上下的人了，应该纵心所欲不逾矩了，而且还是在“研究会”里，为什么就听不得不同意见呢？这一点我要自勉，就不展开讨论了 平等——就是说，讨论时，话语权不设等级。只要符合法律，各种意见都是平等的。在实际工作中，决策、执行环节有上下级关系，但讨论时没有上下级关系，没有职务区别，不是说你在某个岗位上工作，你的话就一定是对的，别人就是错的。进一步讲，我们应该在人格上相互尊重。关于新农村建设究竟走什么道路，我可以不赞同某些做法，但是对于那些头发花白，还在殚精竭虑、勤于思考、呕心沥血为事业奔波的带头人，我们要表示衷心的赞赏；同样，关于知青历史，我们可以有不同观点，但对于一切看轻名利，退休之后还在一心为研究会做事，为知青历史忙碌的人，他们的动机应该得到肯定。 我在3月份刚加入研究会时，就感到这个组织的运作很不容易，是依靠一批勤勤恳恳的工作人员，依靠众多会员的精神支持，依靠少数高校、企业的友情赞助。这次蒋巷村活动，研究会秘书长方韧女士事先精心组织，现场来回张罗，特别是在来回的路上，很有水平地组织了车上讨论。我也感受到了其他老年知青朋友的青春勃发，发表感想，或唱歌。方女士点名我发言，我因为初入这个集体，借此机会向大家作了自我表现，然后也编了几句话， 用《泉水叮咚》的调子唱出来—— 我曾经年轻/我曾经朦胧/我寻找我的梦， 我想入党/我想读书/结果都落空。 美梦呀美梦/你在哪里/你究竟在哪里？ 我走到边疆/我走到家乡/慢慢才想通。 我要告诉/我的朋友们， 不要停留/但也不要太激动。 只要你坚定方向/永远不放松， 慢慢地悠悠地/悠悠地慢慢/你一定会成功！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