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冰心合影。资料图片
 《过得去》（增订版）杨葵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过得去》一书作者杨葵，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作家出版社做图书编辑，多年编辑生涯中与冰心、阿城、王安忆等众多作家打过交道。那些用洗练的文字记录的出版往事，至今清晰动人。本文摘自《过得去》，有删节。 冰心批改的那本书的模样总会在我脑海浮现 家中书柜里有一张我和冰心老太太的合影。她坐在一个圈椅上微笑，我靠着椅背站立一旁。我对这张照片很看重，因为它于我意义特殊，老太太是我近30年编辑工作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者。 因为，我做“责任编辑”的第一本书，是《冰心近作选》。 1990年，结束校对科8个月的锻炼，我回到一编室。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周明明来访，说搜集了冰心十多年来散佚在报刊未结辑的散文随笔，想交作家社出版。 周明明是我校友，当时在文学馆征集室工作，日常工作就是出入老作家寓所征集手稿。文学馆是巴金倡导创立的，冰心则是文学馆最积极的拥护者、呐喊者，并首先允诺毫无保留捐献手稿。文学馆工作人员的心里，冰心就像自家老奶奶。周明明编此书的初衷，多少也有类似孝敬自家老人的成分。 我和当年很多年轻人一样，对冰心的印象就是《繁星》《春水》那一类泰戈尔式的小诗，或者《小橘灯》那样的儿童文学，本来没什么兴趣，但是碍于情面，还是答应认真读稿。 读完一惊。固然有些篇目从文学角度而言，明显仓促、随意；但更多的是《我梦中的小翠鸟》那样的优秀篇章。一个八九十岁的老太太，才思敏捷，句子干净，随手拈来即文章的气势，颇得晚明小品神韵。 就从那一刻起，我暗暗给自己今后的编辑工作定了个规矩：对任何一位作者，切忌先入为主、仅凭先前印象或他人的判断来做预判。每一部到了案头的书稿，都要不戴任何有色眼镜，从头到尾逐字读完，方可下结论。 写了充分肯定的审稿意见，正式申报选题。申报前，先与周明明协商，定了书名，就用最朴实的《冰心近作选》。 为签出版协议去老太太家拜访。她看着我说，现在的编辑这么小啊！我说，不小啦，20多啦！我小时候就来过您家，跟家长一起来的，那会儿确实小，不过估计您早不记得了。老太太一边致歉一边乐，说就你这样，还什么“小时候”！ 然后，老太太又问我哪儿上的学。我说，我跟您是校友呢。她一愣，问怎么个校友法。我说，我中学上的一六六中学，前身就是您曾经上过的贝满女中，每次学校大会，一讲光荣历史，必提您大名。 老太太开怀大笑，然后说：你不错，爱说话，不紧张，我就怕那些来了紧张的人，好像我是老怪物似的，小孩子就该天性活泼才对。 老太太那年90周岁，在她眼里，绝大部分来访者都是小孩子。 书印出来，去送样书和稿费。老太太的女儿吴青开的门，先堵住我嘱咐：老太太最近身体不太好，一刻钟吧，就走，成么？我当然点头如捣蒜。进了老太太那间洒满阳光的卧室兼书房，她正笑呵呵瞧着我，嗓音浑厚地招呼：可算来了，我这儿等半天了，坐以待币——坐等人民币。 我是头次听到这说法，当场乐喷。很多年后，看到老太太眼里另一位“小孩子”李辉一篇文章，也忆及这一说法。看来老太太对此成语改造挺得意，不时用用。 我跟老太太说：您是我做编辑的第一个作者呢，所以有两个请求，一是讨本签名书做纪念，二是要跟您合影。老太太说：都答应，先照相。 合完影，她扯过手边的一杆圆珠笔，在我递上的一本还散发着新书油墨香味的扉页写：杨葵小友留念。写完后说：哎呀，应该写小校友更准确。 后来老太太又和我聊了很久，她心爱的那只大白猫不时蹿到桌上，旁若无人，优哉游哉。她聊作协的一些现状，居然对很多人事全盘了解，出乎我意料；她聊“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这话被我记到现在，多次写文章时引用。 我因记着之前吴青老师的嘱咐，不敢多扯，只静静地听，不时瞄手表看时间。渐渐地，老太太说话直气短，大白猫再溜达到手边，也懒得去抚弄了。我赶紧站起身告辞：老太太，您该休息啦，别累着，都赖我缠着您说话儿。老太太定了定神儿，一脸无奈外加歉意地说：确实累啦。 半个多月后，老太太托人转交来一个信封。打开一看，原来她逐字逐句把《冰心近作选》读了一遍。书里夹了十几张小纸条，标识那页有文字改动。 我吓出一身汗，当即推开案头正在进行的工作，逐一核对。核完发现，真正校对错误不多，绝大部分都是老太太对自己文章的进一步语言锤炼，希望我们再版时改正的。 掩卷汗落。但这汗没有白出，从此之后，每次在书稿核红样上签字付印时，老太太亲手批改的那本书的模样都会在我脑海浮现，我会随时警告自己：真的仔细了么？编校质量真的有保障么？书出来要是错误太多，大道理不说，光作者这里就交代不过去。 阿城惯有的幽默里暗含着对出书的要求 编了20年文学书，要说花费心血最大、个人也最敬佩的作家，一是王安忆，二是阿城。我共编发过阿城的5本书：《闲话闲说》《威尼斯日记》《棋王》《遍地风流》《常识与通识》。《棋王》是作家社的“文学新星丛书”第一本，早在1984年即已出版。 新《棋王》与该版稍有不同，一是篇目略有改动，二是我跑到《人民文学》杂志社，讨来当年《孩子王》的手稿，据手稿重新更正排印。 我上中学时就读阿城小说，当时的读后感，有点像阿城说他最早在《收获》杂志读到张爱玲，以为出自上海哪个里弄，感叹潜藏的高人真多一样，当即折服。 后来有友人带来台湾出版的《闲话闲说》和《威尼斯日记》，心里痒痒，可多方联系，找不到阿城。他太闲云野鹤了，逮不到行踪。 有缘千里来相会，1997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到上海出差，去王安忆家拜访，碰到正在她家喝茶聊天的阿城，可想而知当时的激动。 当时正聊出书话题，我不失时机地问阿城，能不能把你的《威尼斯日记》和《闲话闲说》交给我出版？阿城当时思绪好像不在这儿，吧嗒一下烟斗，喷出一口浓烟，眯缝一下眼睛，沉着嗓音顺着自己的思路说，在美国，年轻一辈作家写了东西，自己印十几本，放在小书店零卖。卖得好，出版商闻着味儿，就来谈判了。 说到这儿停住了，因为烟斗又灭了。他重新点燃烟斗，接着说，反正现在科技手段把出书这档子事变得再简单不过，他们自己做的那些书，漂亮着呢。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我问他：有多漂亮？ 阿城顺手抄过身旁桌子上的一本书，侧着拿，书脊面对自己，一只眼眯着，另一只眼看书脊，说，至少人家书脊笔直啊。 王安忆从他手中接过书看了一眼，笑着说，这书脊实在也太歪了点儿，杨葵不至于做成这样子。我一听，借着话头趁热打铁：把你那两本书交给我出，书脊会像利刃削过。 这回阿城听得真切，他看看王安忆，又看看我，说，行吧。 简单的两个字，在我心底却是翻江倒海，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一个长久的愿望要变为现实；紧张的是，“书脊笔直”这样的话，看似随便一说，但我明白，这是阿城惯有的幽默，暗含着要求，书必须做得漂亮。 我花了十几天时间，仔细读阿城的东西，不光读这两本新的散文集，还将他早先的名篇《棋王》《遍地风流》找来参照。 读来读去，案头工作完成了，同时在心底读出了阿城的内容：智慧中有狡猾，述而不作的遗风中有摄人心魄的真知灼见，冷漠的沉静中有孩童般的天真烂漫……所有这一切，反映到做书漂亮问题上，可用一句话来概括：朴拙中不乏精致，或者反过来说成精致中不乏朴拙也行。 于是选择了最普通的长三十二开开本，于是版式做成了最普通的天地疏阔，于是标题选择了最简单的宋体字……在这一系列的朴拙之后，再糅入精致，比如正文纸张，专门请出版部从瑞典进口了一种纸；比如为了《闲话闲说》中压题的小图标，前后遍试上千种图案，最终在一本《汉代画像砖图录》上找到最合适的一个…… 书出后，在当时那种装帧条件下，算是不错。还记得南京的叶兆言收到书后来信说：“我喜欢阿城的东西，也喜欢装潢漂亮的设计，此书真是珠联璧合。” 打越洋电话问阿城，书做得怎么样，他只说了两个字：挺好。 《闲话闲说》出版后，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闲话阿城”，记述了阿城的一些逸事—— 冬天见阿城，在北京一家没星儿的小宾馆。乍进楼道，一股浓烈的烟草味儿扑过来。不是烟卷儿，是烟斗。那股子味儿在冬天，暖暖的，有小资情调中壁炉的感觉。顺着味儿就进了阿城房间。阿城正坐着，抽烟斗，嘶嘶的。 春天见阿城，在上海。夜里，几个人在朋友家“讲谈”完出来，站在路边等出租车。我们还在继续讲，阿城一人闷头凑在路灯下，看手中一块“巨石”。石头实际只有十几厘米见方，形状不规则。说它“巨”，是因为阿城竟将这么个东西揣在春装薄薄的衣兜儿里，还带来带去，没事儿就掏出看看。 夏天见阿城，还是在北京一家旅店，不过是个有星儿的。聊天过程中，阿城手中始终在把玩一件玉器，指甲盖大小，是个小鬼脸儿。我讨过来看，自作聪明地说，这股简单的神韵也只有汉以前才有吧。阿城大概觉得我说得有点儿贴谱儿，高兴起来。我有得寸进尺的理由了，要求看他新收的东西…… 秋天，秋天，没在秋天见过阿城。 春夏秋冬，岁岁年年，阿城从北京到上海，从洛杉矶到威尼斯，天南海北地闲走，闲看，闲谈着；书却出得很吝啬，那么多年过去，三五本小册子而已。不过小册子掀起了大动静，前几日读报，有大标题：阿城闲话风吹皱书市…… 照上面的文章内容来看，阿城好像特别随和似的，其实这只是他性格之一面，他也有很怪、很噎人的一面。有一次，我和他打车去一个地方，车上我兴致勃勃向他转述很多人对他的仰慕，我说：听说你在北京，这些人都特想能有机会听你讲讲课。他先是沉默不语，继而冷冷道：我回北京怎么成新闻了，人想有点隐私真难。我被噎得接不上话。 去年吧，有天在一家饭馆巧遇阿城，太久不见，我正常寒暄：怎么您老也在这儿啊！阿城语气冰冷：有谁规定我不能在这儿么？我又被噎得够呛。 阿城在书里讲过，年轻时他在山西“接受再教育”，同样来自城里的一位学生教育他：像你这种出身不硬的，做人不可八面玲珑，要六面玲珑，还有两面是刺。阿城自己交代，这个意思他受用到现在。这番话，不妨看作他噎人一面的心理根源。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