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3月21日下午，江苏盐城响水陈家港化工园区发生爆炸事故，伤亡惨重，牵动着人们的心。

然而，关于此次爆炸事故，民众看不到伤者状况，听不到现场描述，也没有现场图片，只有新闻发布会上四个当地官员低头的照片，以及官方通报的一串串冰冷的数字。

记者呢，记者去哪里了？

好像是被某个地方的人和车子“陪同”起来了，最终没有采访成功。

我不禁又是一阵深深的叹息！

在十几年前，我也是一名记者，做了一年就离职了，如今回想起来真是不胜唏嘘。

在我的心里，记者是可敬的，特别是调查记者，更是不容置疑的伟大。

当某个地方发生灾祸或事故，当普通民众遭受不公或欺压，而被搪塞、欺骗、蒙蔽、掩盖、干扰、压制，人们苦苦迟迟得不到一个真相，面对着看起来不可撼动的权力，某方面编织成的无边大网的时候，是一群热血的调查记者锲而不舍地还原事实，最终成为扭转局势的关键。

什么叫调查记者？百度和搜狗还没有给出一个定义。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为了挖掘真相，深入一线，从事调查性报道，并以此为主业的记者。

目前我国的新闻工作者大约80万人，但调查记者估计只有100余人。在一个拥有14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个数字简直就是杯水车薪。

是什么原因让调查记者这么稀缺？我不作回答。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经历，也许就能明白了。

1998年5月，《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山西省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的文章，揭露了运城地区为了迎接上级的现场会而突击建造假渗灌工程导致国家2亿多巨额资金被浪费的现象。不久，高勤荣被运城地方逮捕，判刑12年 （后因狱中多次立功减刑4年）。

2003年4月，《南方都市报》记者程益中，发表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揭露了大学生孙志刚只因没有暂住证就被收容、被毒打而最终残酷致死的真相。2004年3月，程益中被刑事拘留和逮捕，关押5个多月后，检察院说证据不足，将他释放。

2005年3月，《河南商报》记者范友峰，在深度掌握聂树斌案的材料之后，发表了一篇《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调查报道，显示凶手不是聂树斌，而是另有其人，各级办案人员存在渎职违法。范友峰很快就被辞职，总编马云龙也被免职。201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宣判聂树斌无罪。

2005年5月，《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发表了一篇《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详细披露了退休官员王亚忱官商勾结的事情，遭到近70人围攻，并被王亚忱家庭起诉。后来北京东城法院和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裁定，刘万永无罪。

2005年10月，浙江《台州晚报》记者吴湘湖，发表了一篇《电动车上牌，乱收费吗？》，被台州市交警支队椒江大队长李小国带领的三十多名警察塞进一辆警车，粗暴动手，致吴湘湖大便失禁，肝功能异常，全身多处受伤。

2006年4月至2007年1月， “中国乳业打假第一人”蒋卫锁，调查并整理出《中国西部乳业濒临崩溃边缘》调查报告，详细披露了奶业的造假、掺假现象，也真实地反映了奶农的生存状态，并在《南方周末》发表一篇《可怕的牛奶》的报道。2012年11月，蒋卫锁不幸意外去世。

2008年1月，《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写了一篇《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了西丰县商人赵俊萍遭遇的官司，该报道涉及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县委书记张志国。3天后，西丰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对朱文娜立案调查，并进京拘传。过了4天，警方说证据不足，对朱文娜正式撤销立案、撤销拘传。

2008年5月，《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锋，在该报《要情》报道山西吕梁黑恶势力介入煤矿纠纷，文中直指当地公安包庇犯罪。2008年9月，山西省临县人民检察院以窝藏罪、妨害公务罪、受贿罪对景剑锋提起公诉，最后法院以窝藏罪判处景剑峰有期徒刑1年。

2008年9月，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发表文章《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第一位在报道中对“三鹿”点名，让多名高官先后下台，甚至震及当前国际关系。但之后简光洲遭受各方压力， 2012年8月，简光洲离开了挚爱的新闻行业，做起了品牌顾问。

2010年3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发表了一篇调查报道《山西疫苗乱象调查》。2个月后，签发这篇报道的总编辑包月阳被免职，2011年7月，《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被解散，王克勤被迫离职。

2010年7月，《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为报道了上市公司凯恩公司关联交易内幕，遭到凯恩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罪名是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后来由于微博及网络传播影响过大，丽水市公安局责令遂昌县公安局撤销对仇子明采取刑事拘留的决定。

2011年9月，河南洛阳电视台记者李翔，关注和调查地沟油之后，一天晚上工作后回家，在行经电视台后面的家属院大门处，突然遇刺，身中十余刀，当场身亡。

2011年9月，《南方都市报》记者纪许光，先后独家推出其《洛阳性奴》系列报道，并在评论版刊载由其撰写的评论《洛阳性奴案》。采访期间，遭到不明身份人士围堵，受到死亡威胁。无奈之下，纪许光只得通过微博求助，防止自己“被消失”。

2013年8月，《南岛晚报》记者杨琼文，因曝光“海南万宁校长带女生开房”一事，遭到了当地政府官员的压力和威胁，最后被迫离职。

2013年8月，广州《新快报》记者刘虎，因实名举报工商总局副局长，在重庆的家中被北京警方带走，随即被刑事拘留，被逮捕起诉，罪名是涉嫌制造传播谣言。后经北京东城区检察院审查，认为刘虎涉嫌犯罪的事实和证据不符条件，将其释放，可惜刘虎已经一共被关押了346天。

如此种种，叙述不尽。

今天说到了这个话题，我就把知道的部分调查记者的情况记录下来，算是一种致敬，也当作一个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