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1月16日，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在北京正式开业时，不少人认为这是一家“中国的银行”，是专供中国的“提款机”。但三年后的今天，他们发现，“起初的担忧是杞人忧天”。

“中国的银行”？

亚投行由中国倡议成立，作为大股东，中国出资最多，投票权也最大。有些国家担心，亚投行会变成一家“中国的银行”。

三年来，亚投行用行动证明，这是一家按国际高标准运行的多边金融机构，是一家具有21世纪公司治理标准的开发机构，是一个全球的联盟。

三年间，亚投行成员从建立之初的57个迅速增加到93个。除了南极洲，各大洲都有亚投行成员。英、法、德等西方发达国家也打消顾虑相继加入。这种爆发式增长在多边开发机构中相当少见。

“这是国际社会投出的一张信任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时，亚投行行长金立群表示，实践表明中国政府言必行、行必果，不直接干预银行经营，而是通过董事会发挥大股东应有作用，其规章制度和运作由各成员协商决定。

对于新朋友，亚投行也始终敞开大门。谈及备受关注的美日两国会否加入亚投行，金立群表示，各国是否加入是其自身选择，不会影响亚投行与其合作。目前亚投行与美、日均保持良好沟通，与两国金融机构也有广泛接触。在未来的项目国际招标中，亚投行将对美日企业一视同仁。

“一带一路”建设的“提款机”？

“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均由中国发起，有些人便猜测这是中国的“战略算计”，也有人称亚投行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提款机”。

金立群说，亚投行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创立均源于中国，但都属于世界。这两个倡议都是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是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倡议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现实性举动。

2017年5月，亚投行和世界银行等6家多边开发银行和中国政府共同签署了关于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下相关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为沿线国家提供项目信息沟通与对接，加强能力建设提供帮助。

但中国政府一开始就强调，创办亚投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亚洲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

三年间，亚投行累计批准项目投资逾75亿美元，已为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等6个地区13个国家的基建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覆盖交通、能源、电信、城市发展等多领域，带动各类公共和私营资本近400亿美元进入相关基础投资项目。印度、孟加拉国、埃及等国民众都从这些项目中受益。

金立群说，“中国无意创办一个银行后自己从中大量借款”，但为了与周边国家实现互联互通，中国也可以使用一些相关资金。北京雾霾比较严重，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改善北京地区空气质量，亚投行在中国落地的首个项目选择了北京“煤改气”。

今后亚投行对中国的支持还将继续推进。“但我们要挑选好的、关键的项目，并将其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影响对其他国家的借款。”金立群说。

《日本经济新闻》评论说，亚投行成立之际外界有多种担忧，但现在“担忧出现减弱”，亚投行慎重对投资项目进行审查的姿态受到好评。“开业前对亚投行会随意对亚洲基础设施项目放贷、中国企业会不断取得订单的担忧，可以说是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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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做对了什么？

现在，这个由中国发起成立的多边开发机构已得到广泛认可。全球主要评级机构纷纷给予亚投行最高信用评级，包括联合国专门机构和区域开发银行在内的许多国际发展组织都与亚投行达成合作。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行长苏马·查克拉巴蒂称，与亚投行的合作关系是该机构与其他国际开发金融机构之间“最友好的关系之一”。

北京学者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认为，作为多边开发机构的“后起之秀”，亚投行之所以能在短短三年内有如此发展，主要得益于两件事。

其一，坚持开放共赢，走国际化道路。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陈凤英看来，亚投行有三个成功的做法：

在接纳成员上不排外，一国不论大小、经济发展水平，只要有意向加盟，走完流程后即可加入；在业务上不局限于基础设施建设，不是“为基建而基建”，而是充分考虑到成员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实际需要；在人员招聘上坚持面向全球而非只局限在成员内部，美日等非成员国员工也能在该机构任职，这在多边开发机构中非常少见。

“在国际化方面，亚投行做的是最好的”，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徐秀军说，一方面，通过吸纳不同类型成员，亚投行为有基建需求的融资方和投资方提供了对接平台，对各参与方都是利好；另一方面，亚投行虽然由中国发起成立，总部也设在北京，但并未“特殊照顾”中国利益。

目前，亚投行贷款项目大多给予了中国以外的成员。中国也未追求所谓“一票否决权”，而是明确表示随着成员逐渐增多，投票权占比将逐渐稀释。

“这均表明亚投行在实践中不排他，而是坚持共享、包容、普惠的理念。”徐秀军说。

其二，坚持高标准，走创新道路。

金立群称，该机构在项目选择上有三个根本要求：财务可持续，项目不能赔钱；环境保护，项目应有利于改善环境而不是相反；得到所在地民众支持。

他表示，亚投行在制度设计和架构上进行了一些创新，且内部每个重要决定都在充分酝酿讨论的基础上民主决策。此外，廉洁也是亚投行非常注重的准则。

徐秀军认为，亚投行宗旨、目标、职能定位均非常明确，这是取得成功的一大要件。此外，通过制度创新，亚投行克服了现有多边开发机构的一些突出问题，如审批流程复杂、效率低下等。更难得的是，亚投行在效率与质量中取得了较好的平衡，没有为效率而牺牲质量。

“国际化、高标准、透明度，是亚投行获得认可的重要原因。”陈凤英说，亚投行借鉴了多边开发机构的成功经验，也充分吸取了它们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教训，可以说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实现了更好发展。

陈凤英称，今后中国为区域乃至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时，也应参考亚投行的成功经验。除了平衡好中国自身利益和各国共同利益，还要稳扎稳打，不能急躁。

亚投行未来要做什么？

建立运营一家多边开发机构，长期可持续发展是关键，归根结底在于其从事的投资项目到底好不好。

金立群说，在产业布局方面，亚投行的总体原则是合理平衡，但一定时间内会有所侧重。尤其在亚投行开展业务之初，将始终以基础设施为重心，其他生产性领域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因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依然较差，现在就推动其大力发展其他生产性领域比较困难，还需要一个国内技术力量培养的过程。但我们也会倾听借款国的意见，如果有一定需要，亚投行也可以从事一些其他生产性领域项目。

对于未来，要取得长足发展，年轻的亚投行需更加注重创新和风险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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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凤英称，随着国际经贸格局深入调整，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环境在变，基础设施建设的含义可能也会变。因此，亚投行需不断创新，更好适应区域新的经济发展需求。此外，多边机构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管理，亚投行今后应继续坚持正确的管理思路和做法，并根据形势发展及时调整。

徐秀军则认为，随着今后业务规模逐渐扩大，亚投行需要在风险防控上加大力度。

金立群说，对于亚投行来说，项目的数量重要，但质量更加重要。没有数量对发展的影响不够，但如果搞了很多项目都是赔钱的、失败的，同样没有任何意义。在财务可持续性上，亚投行有风险管控部门来严格计算把关，这一系列措施都建立在公司治理框架基础之上。

在管理上，亚投行也从开始就设定了“精干”的目标，并进行制度和架构创新，从源头上防止“大机构病”。特别是采取了按业务条线设立部门的方式，从而使每个专业人员都得到充分工作机会，不会出现“一部分人非常忙，一部分人非常闲”的情况。

与此同时，亚投行并未在各个成员国设立庞大的代表处，而是在银行内部成立一个国家规划部门，对主要国家的借款进行充分规划和准备，今后还会在项目所在国适当雇佣一些咨询专家进行协调。

当然，亚投行依然是一家新创办的机构。金立群说，我们将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每走一步路都要踩在实地，站稳了再往前走，不能急躁、不能浮夸，更不能有妄自尊大的心态。一定要记得，亚投行只是众多国际多边机构中的一员，它还在成长之中。

来源：国是直通车

作者：俞岚、李晓喻、王恩博

编辑：杨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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