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不吝啬“给出去”，也不惭愧“拿进来”，这才是大大方方、磊磊落落。有好的我就学，见贤思齐，人家肯向我学，我也诚恳教人。所以，在这样大大方方、磊磊落落的状态中，中国慢慢地成长了。——许倬云 许倬云先生是史学大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在其著作《万古江河》初版时，许先生曾做过一次演讲，讲述了他写这本书的动机：“我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中国不是自古以来就这么大一块，是慢慢长大的；我希望将来这个世界是各地的特色互相补充，各地的专长同样存在。” 中国是慢慢长大的 我想告诉大家，中国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这么大，而是慢慢长大的。 很多人以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这么大的一块，有了这种认识以后，就模模糊糊地形成了“中国中心论”。 更常见的是“中原中心论”，说我们四面是“蛮夷戎狄”。“夷”这个字是一个人背着一张弓，“狄”这个字有狗有火，在草原上过日子。“蛮”是只虫，其实“蛮”正规写起来，是头上梳了两条辫子盘髻的一个女孩子蹲在地上。“戎”是背武器的人。 这对四邻都是不太礼貌的说法。这四个字，从原来的字根讲起来，都是描绘人们的生活形态，但演变到后来的意思，是只有我们中华特别好，外面都是“蛮夷戎狄”。这种自大的、自我中心的观念，是几千年来“中华帝国”“天朝上国”这个观念演变出来的。在过去，我们关着门过日子，所以没什么关系。但是现在，我们是在世界上过国际社会的日子，就不能再这样了。 我最敬佩的梁启超先生，他原本要写一部中国史，可惜没写成，只写了一个绪论。他说，“中国”是从“中原”开始的，中原变成了中国，中原的中国慢慢扩张，变成中国之中国，然后超越中国之外，慢慢将四邻吸收进来，通过文化上的交往以及势力范围的扩大，变成了东亚的中国，然后在亚洲范围之内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亚洲的中国，将来还要进入世界，成为世界之中国。梁任公写这篇绪论是在100年前，他真是目光如炬！今天世界的大格局、全球化的现象的确出现了。在100年前没有第二人敢这么说。 我喜欢到国内看考古遗址，看那些破破碎碎的瓦片。一片瓦片可以告诉你许多事情，告诉你“中原”不是一天形成的，也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在古代那么多的地方，不同的人群发展着他们不同的过日子的方法，谁也不是“上”，谁也不是“下”，谁也不是“中”，谁也不是“外”。地球是个圆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中心。各处都有自己寻找的方向，都有自己过生活的方式。 我们有“给”，也有“拿” 那么，这些古代各地的文化是怎样聚合的呢？ 公元前3000年左右，陕西形成了一种文化，后来分为两条线，一个是陕西西安的半坡文化，另一个是河南陕县古城南的庙底沟文化。这两个文化，本来是很类似的文化，后来有了不同的发展。我们从半坡文化的工具看，渔猎工具越来越多，农耕的比例比较少；而庙底沟呢，农耕农具的比例相当大。就像一对双胞胎兄弟，他们隔着河过日子，然后生活方式慢慢发生了变化。庙底沟文化的实力逐渐强大，于是往东拓展，这样东边的地方渐渐就采用庙底沟文化的生活方式，并逐渐变成了黄河边上一种相当显著的生活生产方式。 当然，这不是那时候最好、最强有力的生活生产方式。 当时东北的红山文化，要早于庙底沟文化，是有玉器、玉刻的文明，还有神庙、很大的墓，有等级不同、规模很大的聚落。浙江杭州旁边的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也有很好的玉刻器具，有很大的土台，有很好的木结构房子，还有水稻。湖北石家河有一连串的城市，每一个都比庙底沟看着要像样。而山东的大汶口，甚至可能有了文字，因为有几个字留下来了，不是普通的符号，而是文字。 你看，四周有这么好这么多的文明，居然在公元前2000年前几乎全塌下来了。为什么？我一直在探索这个问题，但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是气候原因？人口压力？过度浪费？都有可能。 但庙底沟文明，不但没塌，还变得更强大，影响范围更广了。它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特色，平凡得很，没有大的土台，也没有城市。但刚刚所讲的几乎所有好的、有漂亮器物的文明，它都从中学到了一点。 庙底沟文明向两边扩展，它去了黄河南岸的河南、黄河北岸的山西。与河南庙底沟一河之隔的山西运城平原，出土了大量庙底沟二期文化遗迹。在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已经发现有极大的古城，有城墙，有道路，有宗庙，有大的公共建筑，有非常大的水沟，现在还在继续发掘中。 山西运城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和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内容并不完全一样，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色，都肯采纳别处的东西，因此东南西北的特色它都有。我认为这才是中华文化的起源：虽然没有大的显赫的成就，但是肯接纳、肯吸收。这个动力、这个特性，使它可以变成一个强固的核心，有了核心，它就慢慢成长。 我所讲的主调是，在文化圈的扩大过程中，我们有“给”，我们也有“拿”。我们给过很多四邻中国的文化，我们也从四邻的文化中吸收接纳。庙底沟二期文化就这样渐渐长大，再后来，“中原”变成了“商”，“商”也不断地给予、吸纳，而“周”在“商”的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不仅继承了商代文化，也接受了许多其他文化的东西。 秦人原来在西方，在今天甘肃天水一带，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壮大，东迁至陕西关中一带。秦由小小的牧马民族逐渐变成秦帝国，是吸收了六国的长处、吸收了六国的人才，才得以壮大。 汉朝作为那么庞大的一个文化体，也是不断地进行文化输出和输入。汉朝的文化输出，东到日本、东南亚，西到天山，北到大漠；汉朝的文化输入，最典型的是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还有北方巫术文明和各地的巫术，也被汉武帝统统接受，后来变成道教的重要成分。汉文化一路向南开拓，将南方的动植物引进中国，从西域也带进来西瓜、葡萄，从北方带进来骆驼、野驴子等很多的物产。这样无穷的文化交流、物产交换，使得汉文化异常博大丰富。 所以，每一朝文化在扩大的时候，都是“有给有拿”。我们不吝啬“给出去”，也不惭愧“拿进来”，这才是大大方方、磊磊落落。有好的我就学，见贤思齐，人家肯向我学，我也诚恳教人。所以，在这样大大方方、磊磊落落的状态中，中国慢慢地成长了。 世界并不是那么平 我在书中为什么以1500年做断代呢？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在1492年，1505年欧洲人攫取的白银开始运到中国来。这也是中国第一次面临世界格局的形成，所以我取个整数以1500年作了断代。1500年以后近代的事情，跟我们的关系更密切。 最重要的是，我们碰到了一个重大关口，就是面临一个不比我们差、到后来比我们更有力的文化系统——西方文明。我们面临的对手不简单，不能够轻易对付它，我们曾经输过，我们也正在爬起来。从1500年到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挑战，恰恰是这个挑战。现在我们更重要的任务，是怎样和他们合理地融合，而不是单向地学习。 从五四以来就一直有所谓“全盘西化”的说法，前几年，我又经常看到“先进国家”这个名称。用“先进”一词，就是承认他们的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只是我们落在后面，晚了一步。如果说齐头并进，各走各的路，彼此之间有道路的交叉，就没有所谓的“先进”、“后进”。 事实上，西方文明也是经历了梁任公先生所说的那些步骤，从古希腊时代希腊半岛尖端的西方，到地中海东端的西方，到地中海的西方，然后才有欧洲的西方，有大西洋的西方，有跨洋的西方，最终有现在几乎笼罩全世界的西方。 西方文明的发展步骤和我们一样，它的成长过程也是“有给有拿”。只是到了近代200年来，它逞凶霸道，只夺取别人的东西，还强迫别人接受它的文明。如果之前不是“有给有拿”，为什么会出现基督教呢？怎么会学了火药呢？怎么学了阿拉伯数字呢？ 我们首先要在心理上重新整理自己，不要再囿于“中华中心论”，尤其是“中原中心论”，这样我们才能心胸坦荡，平心静气，大家才可能和谐共处。 西方文明在近代史上一些重要的东西，都在经历深层次的改变。西方近代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体系永远膨胀。这话不对。经济的膨胀，必定要消费，消费必定要资源，而世界的资源经不起永远的消费。因此，经济体不能永远膨胀。怎么样叫稳定？怎么样叫衰退？怎么样叫繁荣？都要重新界定。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演化，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问题，它要加以修改，要向“以人为本”的方向修改。 我们中国呢，几千年来是集体主义，社区、宗族、大家庭都是集体主义，每个人都要为大的单位而牺牲小的单位，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这种“为大我而牺牲小我”的精神，是中国慢慢成长的条件。但这个条件到了一定地步也出了问题，也需要反省。孙中山先生就说：集体主义到了今天，如果想走下去，分配是很重要的，分配要影响到人的工作积极性。我们因为集体主义，比较重亲属、欺外人，重邻居、欺陌生人。这个也要改变。 印度人非常重视自然。在印度人看来，“人”并不比那些神道精怪占什么大优势，并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但是印度推行种姓制度，人与人之间极不平等，这要向西方学习。 我盼望将来的全球化是一个有各地的特色、有各地的专长、有各地若干程度的自主范围的全球化，但没有战争，不许说“我爱打谁就打谁”。 地球上将来有什么样的天灾人祸，会有如何严重的后果，我们很难预料。可能是地震，可能是气候的暖化，也可能是疾病。当天灾人祸来的时候，不是只有一套答案就能对付的。这一套答案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可行，而另一套答案，可能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行。这种危机时刻，要靠存在许多可能的答案、可能的解救方法，人类共同的前途才不会受到威胁。所以，我希望将来这个世界是各地的特色互相补充，各地的专长同样存在。 （记者徐蓓摘编，内容有删减） （责编：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