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终于等来了招工政策，我顶替亲属进入了国企，也随着时光老人进入了一生最辉煌的八十年代。 说八十年代辉煌是因为这十年工作生活相对稳定，为夺回失去的青春，恶补文化，参加高自考拿本科文凭，结婚生子，养家糊口，上要照顾父母，下要培养孩子，没有一点喘息时间。十年匆匆，岁月不饶人，我亦未曾饶过岁月，你若需要时间，就得自己把它挤出来，虽然感到很累，但精力充沛，精神充实。 然而，岁月在斑斓演绎中，总会无声无息地让你感受命运风霜下的无常。 进入九十年代，改革深入，国企式微，总要有一部分人为改革做出牺牲，这部分人就是老知青这一代。他们已经人到中年，面对下岗。而下岗不是经过与你本人研究安排，只是今天通知，明天走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这与领导干部公开财产的问题研究了十年二十年也没解决比起来，时速之差真是天壤之别。 正是这类区别凸显了社会上开始有了强势与弱势之分，下岗的老知青们无异都成了弱势群体。 九十年代中期到我退休这十多年中，我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下岗老知青的故事，我深深感受到下岗比下乡更残酷：下乡时他们只是单身青少年，没有负担；而下岗时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有的是夫妻双下岗，他们大部分人的老母亲都是旧中国过来的，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正值老病之时，他们大部分的独生子女正是上高中上大学之时，处处都需要钱，而他们却失去了工作，没有收入，以前都是工薪阶层，没有财产，买断工龄的钱极其有限，突然下岗使他们措手不及，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我虽因担有职务幸免未下岗，但当时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妻子又有病下岗，这种艰难对没有下岗经历的人是体会不到的。下乡时知青是普遍的，家家都有，故得人们所同情。下岗的老知青并不是普遍的，他们大多没有知识，没有技能，只有四五十岁的年龄。而在这一时期，许多手握实权的领导者在职工下岗后将国有资产以股份形式巧妙地低价变卖转入自己或亲属手中变为私产，以权谋私，瓜分所谓的“改革”蛋糕，发展成为了强势群体。有这些强人当道，谁还同情下岗的弱者？因此下岗老知青们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社会底层可怜的求生者，他们无权无力在社会上发声，终日奔命于谋生，权力机构没人为他们说话，只对他们“维稳”。 这些弱者在社会底层挣扎了将近二十年，几乎是下乡时间的两倍，直到退休年龄才得到最低的企退职工养老金，总算有了固定收入。 绝大多数老知青的一生就是这样过来了，进入晚年他们只有一个企盼：身体健康别有病。下乡时他们希望以有病为由返城，想方设法“找病”；退休时他们对疾病充满了恐惧，高额的医药费会将他们抛向贫困的深渊，他们真的病不起！虽然国家也有公费医疗制度，但那是照顾生活优裕的“人民公仆”的，而不是对人民的，更不会照顾生活困难的老知青。 退休后的老知青没有任何奔头了，共同的命运和经历促使他们聚在一起自娱自乐以安慰自己的晚年。他们建立了知青网，却经常被查封；于是他们又到公园里聚会娱乐，初期常有安全人员监督他们，疑为聚众闹事，后来看到老知青们只是在一起吹打弹拉，唱歌跳舞，也就没有人管了。 其实这是不理解老知青的缘故：老知青是一个很复杂的松散群体，他们有上山下乡的共性，又有不同经历与现状的个性，确切地讲知青是文革的产物，所以至今没有一部真实反映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近来应运而生的知青博物馆，用“正能量”掩盖了上山下乡真实的历史，而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起到决定作用的云南知青赴京请愿与湖南女知青萧芸大胆给中央写信为知青争来了工龄待遇等等这些决定知青命运的历史在主流媒体上几乎见不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老知青大体上文化水平较低，甚至前几年曾有过“悔不悔”的愚昧讨论，其实当年下乡在火车站送行时，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惊天动地的哭声与十年后返城时的欢呼跳跃，就已经说明了“悔不悔”的问题，那些高喊青春无悔者在返城时同样欢呼跳跃，如果不悔你干嘛要回城呢？除非将知青岁月作为实用的政治资本才无怨无悔。平心而论，绝大多数知青下乡不是自愿的而是被强迫的，所以“悔不悔”是个伪命题，如同任何数除以零，毫无意义。 从1968年12月最高指示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至今已五十个年头，为表纪念，许多老知青都集体回到曾下乡的第二故乡，故地重游，看望乡亲，有的为不幸丧生在当地的知友上坟悼念。他们不完全是怀念蹉跎岁月，更多的是祭奠逝去的被荒废的青春。因为今天的老知青已在记忆中模糊了往日的艰苦与磨难，被岁月沉淀后的宁静与无龄感占据了老年的心胸。 岁月如水，老年的时光是平淡而安静的；生命如花，最美的绽放是健康与快乐。在每一个年轮的流转中，相对于时光流逝的悄然，一代人就是岁月的过客，而逝去的年华更是白驹过隙，岁月不饶人，我们也不能饶过岁月，生命的动感似乎更像是花开花落。我把作为知青与我所接触到的知青们的生活经历的所有感受，化为文字写在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之际，在这一代人还在世的时候，希望老知青们都能写下自己真实的经历，说真话，给历史留下真迹。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