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毁的商务印书馆
宝山路位置图
有一条上海马路，很容易被人忽略和遗忘——位于原闸北东部的宝山路。 宝山路南起天目东路、北迄同心路，长1.7公里，是一条南北斜向的马路。在宝山路上，既看不到绿树掩映的老洋房，也没有保存完好的名人故居，风景平常，貌不惊人。然而一度，宝山路是上海乃至全国最著名的人文地标。远东最大的出版印刷企业商务印书馆在这里；东方图书馆在这里；鲁迅、胡适、郑振铎、叶圣陶、老舍、巴金等都与宝山路有过交集。 截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几乎当时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化精英，都曾在宝山路上留下足迹。 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开明书店，都在这里 所谓“闸北”，主要指苏州河上两座石闸（分别位于今福建路和大统路附近）以北的区域。上世纪初，闸北地方绅商创办了“闸北工程总局”，将闸北纳入近代化进程。这一进程中，宝山路得风气之先，工厂、商店林立，是最先开拓的闸北主要干道和街市。 在宝山路众多实业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始建于1897年，原址在江西路德昌里。1904年在宝山路东侧（今宝山路499弄位置）购地八十余亩，兴建了总务所、印刷所和编译所。1924年，商务印书馆又在宝山路西侧（总厂对面）修建了东方图书馆。 商务印书馆是全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它编辑出版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和《国文课本》等声名远扬，它还拥有1200余台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印刷设备，是远东最大的出版印刷企业；东方图书馆前身为“涵芬楼”，收藏了中外文图书、古籍善本、图表、照片、古画等计有48万册，号称“东亚文化宝库”和“亚洲第一图书馆”。 在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之后，宝山路上的宝山里（今宝山路393号附近）和三德里（今宝山路220号至300号位置）陆续出现了开明书店、北新书局、创造社出版部、世界语学会和通信图书馆等文化机构；邻近宝山路的闸北、江湾一带，上海大学、立达学园和劳动大学等相继建立，形成了以宝山路为中心的文人集聚群。截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化精英，都曾在宝山路上留下足迹。 1921年暑假，胡适曾应邀到商务印书馆考察一个月，天天出现在宝山路编译所。1927年10月，鲁迅偕许广平抵沪，经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的三弟周建人安排，定居景云里（今横浜路35弄）。景云里离宝山路仅50米之遥，入住后第三天，鲁迅就与三弟到商务印书馆，“买《人物志》一部一本，四角；《夷坚志》 一部二十本，七元二角。”（《鲁迅日记》，1927年10月11日） 宝山路的小人物 走进茅盾笔下 茅盾是较早与宝山路结缘的现代作家，他先后住过宝山路上的编译所宿舍、鸿兴坊以及离宝山路很近的景云里。 1916年8月初，刚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的茅盾，怀揣亲友介绍信来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受到商务印书馆元老、总经理张元济的接见。简单寒暄后，张元济即请茅盾到商务的编译所任职，他对茅盾说：“编译所在闸北宝山路，你没有去过吧？”茅盾表示不知道什么宝山路，张拿起电话，用很流利的英语跟对方通话，放下电话，他对茅盾说：“你回旅馆，我马上派人接你去宝山路。”（《茅盾回忆录·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不多时，一辆漂亮的小汽车开到旅馆，一位名叫“通宝”的茶房将茅盾送到了宝山路。在编译所宿舍，茅盾见到了宿舍管家“福生”，他被安排在“一座半洋式二层的房子”里——从此，开始了在商务印书馆长达9年的工作。 在商务期间，1920年11月，茅盾主编《小说月报》。在他的倡导下，叶圣陶、许地山、庐隐、王统照、冰心、朱自清和朱湘等五四新文化作家，成为新一代 《小说月报》作者，茅盾自己也从一名普通编辑转变为著名作家。几年以后，茅盾在宝山路最先遇到的两个小人物——“通宝”和“福生”分别走进了他笔下，前者成为《春蚕》中的农民“老通宝”，后者是《子夜》中吴老太爷“安插在戴生昌轮船局”的“福生”。 高梦旦、郑振铎、老舍 茅盾改组《小说月报》得到了郑振铎的支持。郑振铎毕业于铁路学校，其时在宝山路西南侧的上海北站当练习生。1921年春，茅盾推荐郑振铎到商务的编译所编辑《文学研究会丛书》。在宝山路编译所，所长高梦旦热情地接待了他，后来郑振铎还成了高梦旦的女婿，在宝山路宝兴西里9号安家。 1923年，郑振铎接替茅盾担任《小说月报》主编。1926年7月，《小说月报》发表了老舍的处女作《老张的哲学》，郑振铎虽与老舍不认识，却被他的文笔深深吸引。两年以后，他们在英国相见，成为莫逆之交。1930年初，老舍由伦敦转道新加坡回国，途经上海时住进了宝山路郑振铎家里。在郑家的半个多月里，老舍天天埋头写作，完成了童话小说《小坡的生日》最后的两万字。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郑振铎与茅盾、胡愈之、叶圣陶和王伯祥等商务同仁决定主办《公理日报》，将“五卅”惨案的真相告诉读者。6月3日，《公理日报》正式发行，宝兴西里郑振铎家成了发行地点，报贩、读者纷纷涌向郑家领取报纸。据王伯祥回忆，“每天清晨，门口都挤满了取报的人，喧嚷成一片。有一天竟把窗户的玻璃都挤破，我几乎挤倒。”（王伯祥《悼念铎兄》）那几天，“《公理日报》一只铜板！”的叫卖声，在宝山路上久久回荡。 叶圣陶的家门口挂着 文学研究会的牌子 1927年6月，郑振铎去欧洲游历，《小说月报》由叶圣陶代理主编。叶圣陶于1923年春到编译所国文部，与顾颉刚等一起编辑《新学制中学国文课本》，直到1931年到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杂志，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8年之久。 叶圣陶长期居住在宝山路一带。1923年3月，叶圣陶把家从苏州搬来，入住宝山路鸿兴坊。年底，他又移家至宝山路顺泰里1弄1号，与王伯祥、傅东华同住一幢房子。因为负责处理文学研究会的日常工作，在叶圣陶家门口，一直挂着“文学研究会”的牌子。1927年5月，叶圣陶又迁入景云里10号。 就是在主编《小说月报》期间，叶圣陶独具慧眼，发现了文学新人丁玲。她的处女作《梦珂》在《小说月报》头条刊出，之后《莎菲女士的日记》 在 《小说月报》1928年2月号刊出，“丁玲”之名，轰动文坛。 巴金住在世界语学会 1928年12月，巴金回国后来到上海，暂住在宝山路上的“世界语学会”。“世界语学会”，原来设在宝山路三德里A16号，它与楼适夷、应修人组建的“通信图书馆”一样，同属宝山路上的青年文学团体，两者合租一个门面。而在隔壁的三德里A11号，则是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出版部。 1929年1月，巴金搬进了宝山路宝光里14号，这是一幢石库门楼房，巴金同他的好朋友索非住在一起。 据他回忆，索非“同新婚的妻子住在二楼，我住在楼下客堂间”。当年索非在开明书店上班，巴金往往写稿到深夜，“文章脱稿，我就沉沉睡去，稿子留在书桌上，索非离家上班会把它送出去……人们把稿费送到开明书店，索非下班后会给我带来。”（巴金 《我与开明》）也就在这时，巴金的长篇小说《灭亡》在《小说月报》1929年1月号到4月号上连载，读者开始注意到“巴金”这个名字。巴金晚年感慨道：“在发表《灭亡》之前，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成为‘作家’。” 1931年，叶圣陶主编《妇女杂志》时，也通过索非向巴金约稿，巴金写了小说《亚丽安娜》送去，很快就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这一年，《东方杂志》 主编胡愈之几次来到宝山路巴金的家，向巴金约稿，巴金的中篇小说《雾》就刊登在《东方杂志》上。在宝光里，巴金完成了他的代表作《家》，同时还写出了《新生》第一稿以及十几个短篇。 敌人炮火引发毁灭的痛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日军炮轰宝山路。1月29日上午，日军战机向商务印书馆投弹数枚，总厂房猛烈爆炸，占地80亩的商务印书馆顷刻间变成一片瓦砾。由于地处战地，无法救火，火焰冲过宝山路，燃着四周民房。到2月1日上午，蔓延到对面的东方图书馆，顿时浓烟滚滚，至当日傍晚，东方图书馆五层大楼也被焚毁。 在这场浩劫中，商务印书馆的办公大楼、厂房、机器设备以及出版物全部葬身火海；东方图书馆收藏的几十万册中外图书（其中不少是珍本和孤本）全部化为灰烬。大量纸品和书籍，起火后纸灰冲天，如白蝶起舞，飘向整个上海天空。部分纸灰落到了张元济居住的沪西极司非尔路（今万航渡路）40号寓所，作为商务元老和东方图书馆的创办人，张元济潸然泪下：“……我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是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 “一·二八”以后，宝山路厂房、商店尽毁，老洋房、石库门等各式民居墙倒楼塌。宝山路的文化机构迁往他处，文化名流各奔东西，有的直接投身抗日洪流……绚烂过，才知道毁灭的痛。如今，说起上海的历史人文景观道路，还有谁记得宝山路上曾经的故事。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