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四军军歌》由陈毅原词、新四军军部集体改词、何士德谱曲，经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与教导队文化大队三次试唱，最后定稿，并在新四军全军传播，受到部队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新四军的歌咏活动，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团结了各种抗日力量，对抗战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新中国的音乐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 一次比一次高昂，有气魄 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研究确定新四军向北、向敌后发展的方针。次日，新四军军部召开欢迎周恩来大会，各支队领导同志集聚云岭。何士德演唱歌曲《歌八百壮士》，陈毅用法文唱了《马赛曲》。 会后，陈毅很有感触地表示，新四军应该像八路军那样，有一支雄壮的军歌，让全军唱起来，以统一思想认识、统一前进步伐、激励斗志。 3月30日，陈毅拟成新四军军歌初稿。歌词热情歌颂新四军继承北伐第四军、红军第四军，以及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红色游击队前后十余年的光荣传统，明确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 在项英主持下，叶挺、袁国平、李一氓、朱镜我等人在陈毅所拟初稿的基础上进行集体修改，突出东进抗战和向敌后发展的思想，形成了《新四军军歌》歌词的初稿。 6月下旬，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同陈毅就《新四军军歌》歌词进一步予以研究、修改，继而定稿。军部将歌词定稿交给作曲家何士德谱曲。何士德深感这是党组织、军首长对他的信任和重托，很快谱出第一稿，并请文化队试唱。 袁国平、朱镜我听了试唱后，认为第一稿曲调流畅、好听，但战斗劲头不足。袁国平向何士德指出：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军歌的曲调应高昂雄伟，要有一往无前的进军气魄。 于是，何士德采用西洋军乐曲的节奏等，重新创作了第二稿。朱镜我听后建议，歌词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最好重复一遍。何士德在改写时，觉得重复一遍还不够，就重复了两遍，而且唱时，一遍比一遍高。 7月1日上午，《新四军军歌》第三次试唱。大家都比较满意，认为斗志坚强、很有气魄。经党委会通过，由陈毅原词、新四军军部集体改词、何士德谱曲的《新四军军歌》当即确定下来——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获得丰富的斗争经验，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的驰骋。深入敌后百战百胜，汹涌着杀敌的呼声。要英勇冲锋，歼灭敌寇，要大声呐喊，唤起人民，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8月，陈毅从前线回来，军部召开盛大联欢晚会。何士德指挥指战员高唱《新四军军歌》，唱得整齐雄壮、精神振奋。陈毅感叹：“我们有了一首雄壮的军歌了。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重复了两次，一次比一次高昂，有气魄，意志坚定，这很好，正是我写这个歌词时想强调的地方。” 德国记者汉斯·希伯写道：“我在这里听到一支非常流行的歌曲，其中唱道：‘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在敌后的长江下游流域，没有再比这句响亮的歌词更受欢迎的了。” 唱得亲切、真挚、动人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由武昌迁到南昌不久，即成立了一支直属军部领导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与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系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支重要文化工作队伍。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一般有100多位团员，分为男队、女队和少年队，有戏剧组、歌咏组、绘画组和舞蹈组，主要以戏剧表演和音乐歌咏等形式深入前线敌后。 战地服务团的群众宣传教育工作做得非常好。吴晓邦自编自演的舞蹈《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一个鼓动性很强的节目。当他在台上起舞时，台下观众齐声伴唱，台上台下气氛热烈。还有一首《游击队歌》，相当悲壮。这两支曲不单是提高严肃和勇敢的情绪，还实际地包含足以解决新四军在物质上的困难和发挥抗日统一战线精神的意义。 此外，还有聂耳的《毕业歌》《大路歌》、冼星海的《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贺绿汀的《胜利之歌》、吕骥的《救亡进行曲》、任光的《打回老家去》、麦新的《大刀进行曲》也广泛传唱。 1938年4月5日，战地服务团从南昌开拔到兰溪，遇到从前线撤退的国民党军队伤兵，就为大伙演唱了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慰劳伤兵歌》。战地服务团唱得亲切、真挚、动人，抚慰了伤兵们的情绪。 战地服务团还到国军第50军演唱《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歌》，并与他们进行演唱比赛。新四军到处传唱救亡歌曲，就连驻扎在新四军周围的国民党顾祝同系统的军队，也唱起了从新四军传过去的抗战歌曲，而不再唱他们昔日所唱的“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 1939年7月1日正午，日军派出12架飞机，轰炸了新四军军部驻地，但纪念七一晚会仍然在陈家大祠堂照常进行，何士德指挥了两部合唱《新四军军歌》和四部合唱《国际歌》。正在皖南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连声称赞：“奇迹！奇迹！新四军真是一支有文化的人民军队!” 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何士德愤慨地以音乐为武器，创作了四部混声合唱曲《新四军万岁》（沈西蒙词）；为配合扩军运动，还创作了《当兵把仇报》（刘保罗词）。 英国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道：政治服务团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它是接近于客观真实的，也是切中当时要害的问题以及人们的心理状态。它展开了人们的思路，并引导他们采取行动。服务团里的剧作家、歌唱家、演员、艺术家和作家们深深地感受到这些活动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围绕他们整个战斗的一部分。 七大会议上“有位音乐家” 1942年冬，何士德奉调延安鲁艺任教。他骑着马，从苏北到山东，又从山东步行到陕北，通过数十道封锁线，足足走了10个月才到达鲁艺。 在延安欢迎外宾的晚会上，他指挥鲁艺合唱队唱《黄河大合唱》，获得一致好评。后来，何士德当选为七大候补代表。 七大召开期间，陈毅向毛泽东推荐说：“我们这里有位音乐家何士德同志。”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呀！那就请何士德同志在七大开幕式上指挥到会代表唱《国际歌》吧!”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何士德调往东北，在哈尔滨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联合文工团团长。 部队歌咏主要是齐唱、合唱，独唱演唱培训比较困难，但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歌手，如薛飞、马璇、杨国辉、谷音、俞频等。 同时，新四军还有一支阵容强大的音乐家队伍：军部有何士德、单枚、任光、孟波、贺绿汀等，一师有沈亚威、龙飞、陈大荧等，二师有胡士平、何仿等，三师有章枚、刘亚、张天虹等。其中，少部分系上海左翼音乐和救亡歌咏活动的骨干，大部分都是在新四军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创作的新四军歌曲有几百首之多，很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音乐事业的中坚力量。 1979年，何士德和一批新四军老战士在北京发起组织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致力于把抗战歌声传播给青年一代，提高年轻人的爱国主义热情。这个合唱团后来发展成为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 （作者为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新四军音乐文化图谱》编委）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