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0日，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市文化小学六年级学生王雁池在给参观者讲解。她是该纪念馆的“红色小小义务宣讲员”之一，做红色精神义务宣讲近两年。记者曲俊燕/摄
1935年1月7日，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迎来一支士气不算高昂、极度疲乏的部队。 在这之前，曾任纳粹陆军参谋长的冯·西克特——有人称他是希特勒最得意的将军之一——和另外几名德国顾问帮助蒋介石布置了第五次“围剿”。距离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了两年多，东北全境沦陷已一年多，但对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更大的威胁来自国内——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像是一个会夺走政权的对手。“剿匪”成为蒋介石坚定不移的目标。 第五次“围剿”开始后，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李德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装备优良的对手打阵地战、堡垒战，遭遇一次次惨败。1934年9月，敌方各路军队加紧进攻中央苏区，眼看已无在原地扭转局势的可能，红军被迫踏上转移之路。 “战略转移”其实更像是一次无目的的搬家——美国记者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一书中提到，毛泽东曾抱怨说：“长征事前并无计划，没有让我参加长征的准备工作。”军队带着许多辎重，其中甚至还有办公桌椅和档案资料。另一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了解到，当时多达5000人参与运输工作。这显然拖慢了行军速度，以至于一夜只能翻过一个山坳。这支庞杂的队伍从江西出发后就一直向西北方向行进，敌方不难预见红军的动向，并布下口袋阵。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是红军历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页。 李德的指挥引起越来越多的不满。他甚至对每门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设在哪里等具体问题都要指示。这让聂荣臻很恼火。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城恭城书院举行紧急会议，毛泽东说服大家前往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 几天后，在贵州黎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前进，王稼祥、张闻天也都支持他。李德因病没有参会，会后，周恩来把会议决定的译文拿给李德，李德看到这份完全异于自己主张的会议决定后，非常生气。周恩来的警卫员记得，周恩来和李德用英文吵架，周恩来气得拍桌子，拍得桌上的马灯都跳起来。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遵义。1月15日至17日这3天，每天晚上7点钟，举行了后世所称的“遵义会议”，通常每天持续四五个小时。 在此后的数年乃至数十年里，这次会议都是一个巨大的谜。杨尚昆记得，书记员邓小平坐在角落里忙着记笔记。但在颠沛流离的战时，当时的笔记全都丢失了。1936年，斯诺采访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似乎也没人提到这次影响深远的会议，至少斯诺没有将它写入《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 直到1948年，遵义会议决议公开发表，外界的人们才终于了解到会上讨论了什么。 这份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的文件，严厉批评了博古和李德：“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同志（指博古——记者注）特别是华夫同志（即李德——记者注）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办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 遵义会议召开30多年后，关注中国的海外学者们还在争论：会上遭受严厉批评的“华夫”到底是谁？决议中隐去的人名“××”和“×××”分别指谁？ 1985年，遵义会议召开五十周年之际，陈云手稿《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人们终于弄清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日期和参会人员。 
参加遵义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不管当时和后世的争论多么纷乱，人们能够确定的是，毛泽东重新掌握了军队，此时他被完全剥夺红军指挥权已达两年多。而德国人奥托·布劳恩——他在中国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李德——从此离开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中心，1939年离开中国。 贺子珍回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向她感叹：“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她注意到，这次会议后，毛泽东变得更加周到，更善于团结别人。 疲劳到极点的红军也在遵义得到了喘息之机。 20世纪80年代，索尔兹伯里查阅众多史料，沿着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开车行进，采访了许多长征幸存者，写成《长征》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在遵义，战士们有了新草鞋，有的人还有皮底鞋，厚实的衣服，竹编防雨斗笠和新的草编雨帽。他们的米袋里装满了粮食，医疗队从药铺里补足了碘酊和氯仿，也补足了草药。甚至还有新的手电筒、电池，此外还储存了不少煤油、糖和盐。” 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张小灵告诉记者：“遵义是长征途中扩红（即‘扩大红军’）规模最大的地方之一，有四五千人参加红军，大部分是年轻人。” 在这四五千名普通人中，少数几人在史书中留下了名字。 有一个年轻的遵义女孩给陈云留下很深的印象，陈云化名为廉臣所作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尤有一事可记者，当红军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有一女学生名叫李小侠者，年约二十，同情红军，在大会上演讲，后被举为革命委员之一，为当地学生中之长于交际者。当红军退出遵义时，李小侠亦随红军而去。” 16岁少年陈万清也在此期间加入红军。4个月后，他所在的连队将担负强渡大渡河的任务。营长在该连队点了16人，正准备出发。陈万清哭着从队伍中跑出来，要求一同执行任务。他成为强渡大渡河的第十七名勇士。这些普通人书写了未来共和国的历史。 遵义会议期间，形势越发紧张——蒋介石调集40万大军，想要围歼中央红军。但毛泽东复出后指挥的第一战并不顺利。在川黔交界打响的土城战斗，因为情报有误，红军失利。博古讥讽说“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一个月后的娄山关大捷，再次证明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四渡赤水，则是一次富有想象力的战争奇迹。遵义会议纪念馆循环演示这场战争：红军虽势单力薄、且处于重围之中，但胜在灵活，神出鬼没。敌军则如同步履笨重的巨人，跌跌撞撞地追赶，但总是晚了一步。3万多人的中央红军如同一只灵巧的猴子，在兵力十倍于己的敌军中往来穿插，最终跳出重围，掌握了主动。 原本士气低落、身心俱疲的红军，终于又看到了希望。 党史学家倾向于将遵义会议看作一个连续的系列，此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前奏，党内领导人对于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逐渐达成共识；其后的“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则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权和新一代领导集体。 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学过中学历史的人大都耳熟能详。索尔兹伯里写道：“遵义会议结束了。长征继续进行。毛泽东在掌舵。中国的道路——至少今后半个世纪的道路——就这样确定了。”（记者李雅娟）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