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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的虎年新春，一位 96 岁老人躺在华东医院病榻上，生命已经靠滴灌流质在维持，而口中向亲人念叨的，依旧是即将揭幕的上海世博会消息。他就是 1938 年于抗日烽火中入党，后奉组织之命，打入魔窟汪伪“76 号”特工总部，坚守到抗战胜利才撒回解放区的赵铮老人。
赵铮
还在十多年前，由于工作上的一次联系，我便与老人有缘结识了。接唔之后，老人的谦虛与低调就给我以极深的印象。当年上海“孤岛”的风云变幻，刀光剑影，老人娓娓道来平淡如行云流水，而那些惊险环节在他记忆中仍清晰、准确。经与老人多次唔谈中，给我深刻印象的不仅那些至今鮮为人知的魔窟內幕，还有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国家、人民的坚贞情怀。 一、叶吉卿的侄儿介绍他进入魔窟 赵铮原名赵骅，字伯开。江苏江都邵伯镇人。父亲是清末举人，曾在北京当一个邮传部主事的小官。1915 年 2 月，他便出生在这北京城里。读了私塾，又进过新式学堂江苏会馆小学，可惜考取中学后，一因家中父丧，二因日本人制造的“济南惨案”发生，全北京城人心惶惶，便随舅父回故乡扬州。原本想考名校扬州中学，可连报名费也掏不出，只能到盐栈、钱庄当学徒，后来又考进江苏银行高邮办事处做小职员。1937 年八一三抗战爆发时，他已随銀行转移到上海，这时候，银行界由江苏、江苏农民、上海绸业三家行，在法租界淮海路办了一所“三行补习学校”，学校里管吃、管住、管发津贴，目的是希望保留一些银行青年人才。可惜不久又传来消息，说学校要停办，学员要遣散。当时刘晓己由中共中央派到上海，领导江苏省委工作，他对职工运动很重视，学校的学员中也已有党员卢伯明等人。于是，党组织暗中发起了“反疏散”斗爭。赵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自然是其中积极分子。实际上，从青少年时代起，听闻反动军阀惨杀李大钊，日寇屠杀济南民众，他心里就充满了仇恨！这次斗爭中，他先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银联”，接着又于 1938 年 7 月由卢伯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党组织又另派夏其言来联系。 在这民族存亡的严峻时刻，党组织始终要求每一位党员，要随时关注敌情。赵铮从原江苏银行的同事岳光烈口中，得知有一个中华航运公司在银行中拉人，原同事孙时霖等人都过去了。况且，这家航运公司还是走內河的，內河黃浦江、苏州河都己被日本兵封锁了，它怎么还能走？另外，听说它的幕后人是叶耀先，赵也认识他，他的姑姑是叶吉卿，是李士群的老婆，李不仅是叛徒，还是中统特务。现在岳光烈说他阔了，什么洋房、汽车、银号、保镖全有了。他把情况报告夏其言，夏也很重视，又报告上级。恰巧岳光烈再度来拉他。应该讲，组织上对这是个什么机构己基本掌握了，所以便指示他设法打进去。 1939 年 5、6 月间初夏的一个夜晚，上海法租界长乐路 13 层高的华懋公寓隔壁弄堂的夏家，正举行一个简单而庄严的宣誓仪式。笔架上插着一面小党旗，赵铮举手表示了“永不叛党”的誓言，而他的內心确也抱定了：“大不了和日本人拼也合算”的念头。宣誓完毕离开夏家，他们便切断了之间的联系。第二天，赵铮便由叶耀先、岳光烈陪同，来到当年的沪西租界与华界交界处的极司菲尔路，也就是后来的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76 号。李士群接待他谈话，表示欢迎，安排他到下属的第二警卫大队杨杰那里去管帐。然后，岳又领他到一个小房间里办理加入手续。他在那张“和平运动宣誓书”上签了字，并由保证人叶耀先、岳光烈签名担保。手续办齐，岳又陪他到忆定盘路（今江苏路）35 号的第二大队去。那里大队长就是杨杰，副大队长叫裘君牧，都是共产党的叛徒，杀人不眨眼的恶棍。他们摆酒给赵铮接风。宴饮中，裘突然大声粗嗓地嚷嚷起来：“ 怕就怕共产党现在混进来”！杨杰反煞有介事地开导他说：“你这么怕，还能做事？”赵铮在一旁不动声色地听着，知道他们是旁敲侧击，便不做回应。从这一天开始，他就只身潜伏在魔窟里，担当起了党对敌斗爭最前哨的尖兵。 二、汪伪“六大”竟在特工总部举行 
76号汪伪特工总部原貌
赵铮潜入“76 号”后，离开了他熟悉的同志和组织，联系人和联系方式全变了，变的更严格更隐秘。第一个来接头的人叫张心宜，本不该知道真姓名，还是建国后的一次偶然相遇，才知道张己是江南造船厂的副厂长，也晓得了一些心中也是迷的情况。张告之，当年他的上级是刘宁一，是江苏省委保卫、情报工作负责人。所有的指示、任务都是他发出的。他们约定的第一次接头地点，是沪西新闸路上的一家小电影院明星电影院，暗号是各拿一本电影画报。入院在黑暗中坐定后，指示就几句话：“先立住脚，任务是有闻必报”，即“发现有破坏性的重要敌情必须报告”。赵便将刚掌握的第二大队杨杰一伙的情况报告了。 赵刚跨进“76 号”警卫森严的大门，发觉这里也手忙脚乱地一派穷忙。原来，日伪之间正在紧锣密鼓筹办一件“大事”，这就是 1939年 8 月的汪记国民党第六次中央全会。汪精卫一伙指望这个会，给他们这伙卖国群丑披上国民党“正统”的外衣，好名正言顺地干汉奸勾当。可笑的是，他们已沦落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连寻个安全地方安稳的开会都难！丁默邨、李士群一伙也投向汪精卫后，这伙汉奸不怕世人痴笑地竟把这个会，放到这个魔窟里来开。因为这栋房子里，本来并沒有适合开会的场所，丁、李还专门赶造了一个简易会场。当然，对于这个会，中共党组织也很想了解它的真相，因为当时党的首要任务，便是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反日汪斗争。赵铮作为“76 号”新进人员，也被抽调去做会议的警卫人员，并直接进了会场。他穿上了汪伪特工仿照德国法西斯軍服做的制服，颜色是一色白的，佩戴上了少校軍衔领章和武装带，腰间挎着手枪。他利用出入会场的机会，仔细观察着会上的动向。汪精卫等汉奸头子的无耻澜言，以及所谓会议“动态”等，他都默记在心。会后，他立即向组织作了报告，据说报告一直送到了延安。 赵铮在“76 号”稍立稳脚后，党组织又指示他搞一份关于它的综合情况来。由于当时社会上虽己对这伙亡命之徒纠集而成的这一汉奸特务组织，闻之如同谈虎色变，但它的內情一般人还是讳莫如深。这包括中共的有关部门。然而，能够较为全面的掌握它的內情，对于领导的抗日反伪斗爭，实在是太重要了。但任务又是艰巨的，在这个魔窟里是严格执行着各种所谓“纪律”的，稍一不慎后果便不堪设想，并且有过先例。有一个和赵同时进入“76 号”的人员，原也为会计人员，因插手苏州特工站的一个案子审讯，李士群知道后，就给了严厉处罰。赵铮的有利条件，是李士群在这里掌握实权，他的老婆叶吉卿特别敛财，特工总部的财权便握到了她手中。赵铮是她的侄子叶耀先引进的，又做事勤勉踏实，叶便把他当“自巳人”喊到总部财务室帮忙。利用这个机会，赵铮看到了“76 号”全部人员的花名册和机构表等。当时“76 号”主要有三股武装敌特，一股是第一警卫大队，大队长是吳四宝，共有 100 余人，驻守在总部内，基本是以流氓地痞为骨干。另一股是第二警卫大队，大队长是杨杰，下面有裘君牧、张鲁、王佩文、朱照声等，驻在忆定盘路 35 号，也有 100 余人，这股武装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里面中共叛徒比较多，是从中统或军统那里叛逃过来的。还有一股便是由林之江当大队长的，叫行动大队，下面有吳振明这些人，人数较上两支为少，但机动性较强，枪杀茅丽瑛血案就是他们干的。林之江曾住在 35 号隔壁 37 号里。特工总部还下设情报、机要、电讯技术、行动、总务和专员等处、室，头目分別有军统或中统投靠过来的苏成德、马啸天、万里浪、王天木等人担任。有些部门还自有小武装，什么行动队等。另外，还有一些很隐蔽的机构，如它的前身中华轮船公司，是设在东诸安浜邻靠江苏路的那片平房里，当时还有人员留在那里。再有设在今南京西路绿杨邨楼上的立泰银号，也是“76 号”开设的。叶耀先任董事长，和陈果夫有关系的原上海实业银行总经理朱海初任经理。至于他们之间合作动机，是否有政治因素尚不清楚。这份材料，使党组织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了“76号”的概况，有利于与它如何开展斗爭。 三、获悉军统陈恭澍投敌內情 
1941年11月28日《国民新闻报》刊登的陈恭澍等被捕的消息
对于赵铮潜入魔窟的这种作用，党组织也明确肯定并指示，不发展人，不安插人，只提供报告情况，尤其是对党和抗日有直接破坏的情况。这样，赵铮虽身为管帐先生，仍必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默默地观察着身边发生的一切。一有重要情况，便及时地向组织报告。 如当年震动重庆的上海军统潜伏组织陈恭澍等一坨人，被“76号”一网打尽后，因陈等的活动涉及到方方面面，他需要将这一情况迅速报告党组织，以便对可能造成的破坏早作防备。赵从“76 号”得到信息，陈由他的部下被捕供出被抓的，破获这个案子的是万里浪这个大队。陈被抓住后，关在襄阳公园对面的伟达饭店里。万把他己弄成犯人模样，剃了光头。万很得意，自以为立了大功。当时，有一个德国人很快到饭店来看望陈恭澍，因德国与日本是法西斯盟国，他是通过日本上海领事馆找来的，自然，“76 号”要买一些面子，便同意相见。万里浪让赵铮喊他的兄弟赵承泰当德语翻译，因承泰在宝隆医院当药剂生懂得德语，拉他做翻译实际上是当监听。然而万里浪却不知晓，承泰（解放后叫赵子晖，离休干部）也已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这个德国人见到陈恭澍后，第一句话便是：“夫人很关心您。”陈不懂德语，还有些紧张，听了赵译的口语后，情绪马上稳定下来。原来“夫人”这个称呼，在军统内部的暗语是宋美龄，不是陈的妻子。而那个德国人当年曾是蒋介石德国顾问室人员，也和重庆有秘密联系，这就把蒋介石的直接信息传过来了，所以陈便演了一出假投降的戏。这样，陈恭澍把手下那批人，包括王芃生的国际问题硏究所等，都带到了“76 号”伪特工总部。 问题在汪精卫听说抓住了陈恭澍，执意要杀，因陈当年在越南河內组织刺汪，汪虽侥幸逃过一劫，曾仲鸣却代他受死。之后，陈恭澍潜来上海又几次策划刺汪。所以，汪精卫是非要杀陈不可，消除心头隐患的。但“76 号”的日本顾问晴气庆胤不同意杀，李士群也不愿意杀。日本人想留下陈恭澍，是为了急于和重庆直接建立联系。所以，不久陈便改由日本“梅机关”领导，当上了它下属的第一工作委员会情报组长。这些情况，赵铮和他兄弟承泰都分別报告了各自的上级组织。 四、李士群擅抓吳开先触怒日本军方 
日本侵占上海后，公共租界到处是街垒和铁丝网
赵老说，还有当年的捉放吳开先事件，也是一件大事，这涉及到日、蒋、汪几方的政治动向。吳开先是由蒋介石亲自委派到上海来担任国民党上海统一委员会主任的，他主管当年上海地下党团全部工作，还负有和日本高层秘密联系的使命。太平洋战爭之后，日军开进租界，吳开先还在那里隐蔽着。实际上，日本特高课和“76 号”总部都沒有立即动手抓他。因为日本人对吳开先的来头和底牌很清楚，希望通过和他的接触，取得与重庆直接联系。日本的这种动向，它在太平洋战爭后表现的更加明显，妄图通过所谓“和谈”实际即诱降，来解决中国问题，以阴谋分化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李士群对此自然是一种“被拋弃”的感觉，他批评日本人要与重庆直接建立联系，是：“对不起汪先生。”赵铮曾在他与影佐谈话时，亲耳听到过。由于他对日本人冷淡汪的态度不滿，所以他抓吳开先时便不通过日本人。日本军部十分恼火，因为日本人它曾规定李和丁默村：“不得抓与日本有关系的中国人。”李不大肯听了。 
吴开先
吳开先被抓的事，赵铮很快就知道了，他记忆中，在苏州还见着了被关押的吳开先。以后，他便通过参与此案的汪曼云等人的口中，打探案情的进展，随时报告组织以作应对。吳开先后来被日本军部从“76 号”特工总部提走，由南京日中国派遣軍总部特务大佐都甲亲自审讯。最后，又被日本军用飞机空投放回重庆，这其中隐藏着什么样的秘？这都牵涉到日、蒋、汪几方的复杂关系，党组织从掌握、指导抗日战爭大局的变化和发展出发，是急于获得这些政治情报的。赵铮那段日子，想方设法接近汪曼云，甚至为汪利用“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伪职贪污，公款私存开立帐户，有时还亲自送钱到汪“藏娇”的“二奶”处。汪在那种时候就要说一些“贴已”话，透露一些內情。汪能参与吳开先案件，是因为他不仅在李士群、丁默村的角斗中，力挺过李一把，成为李的亲信；他和吳开先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吳初被抓，曾试图以一死来摆脱牢狱之苦，后由李请来汪曼云，经汪一番苦劝，他才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后来日本特务机关直接处置吳的案件，汪仍协助作些工作，所以从他的口中能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赵铮把这些信息及时报告组织，使中共对于日、蒋、汪几方政治动向可以全面掌握。 五、秘密抄录“四省行营训练计划” 对于日伪酝酿中的一些阴谋，尤其是对抗战会带来破坏的军事计划等，赵铮始终高度警惕，只要发觉，总要千方百计地摸清真相，报告组织。汪精卫不滿意日本人对他的轻视，愈发重视所谓的“重庆工作”，自认为主要是因他抓不住军队，沒有实力，便也企图仿效蒋介石，也搞一个什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1942 年，汪组织所谓“委员长四省（内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行营”，将总部设在杭州，让表现得最效忠他的李士群当副主任实际管事。李本来也有抓军权的野心，他调“76 号”的老部下傅也文去当秘书长，又调新投靠汪伪的陈恭澍去当军事训练班主任。李调陈去，一是汪精卫要杀陈，李力保，李认为陈对他会心存感激，将来好为李所用；二是陈在黄埔军校毕业，属于正规军事科班，懂得军队训练、管理这一套，而这一套李本人又不懂，让陈主持训练，人员出来比较正规，再补充到汪伪军队中任职，今后不仅是汪，就连李，也能与闻军权了。这样，李士群经过和陈恭澍、马啸天等人谋划，搞了一个所谓“四省行营训练计划”，准备对汪伪军队骨干实施轮训，以增进所谓“作战力”和对“领袖忠诚度。”李士群拿这个计划去见汪精卫，汪自然很高兴，很快便亲自批下来了。但当李拿这份计划和汪的批文，去见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时，想不到周并不买汪精卫的帐，竟然不同意，理由是沒有经费，实际上也含有对李士群染指军权的抵制。李派赵铮去找汪伪政府日本最高经济顾问青木一男疏通，他也不支持。这样，这个计划便一时搁置起来。而这个计划在谋划时，因赵铮参与整个计划的经济预算，所以他很快拿到了全部原始文件，并抄录交给了党組织。虽然这一计划，因日伪内部的摩擦，没能完全实现，而他对党的忠诚，却充分地体现出来。 日伪的这一“四省行营训练计划”，然而此后竟没有完全中止。据此，赵铮分析，它可能还是日本“梅机关”的意图。1945 年上半年，日军败局已定。赵铮发现日伪特务机关开设的海通公司，从南通搞来一批土蓝布，当时布是很紧張的，便委托一个軍装承包商，租了上海华格臬路张啸林公馆那幢花园洋房做工场间，来加工军装。赵铮向汪伪“76 号”特工总部的情报科长孙时霖打听，才知道李士群虽然死了，但日本人仍指示陈恭澍在训练游击武装。尽管陈向孙表示过，这是假戏，不真干的。赵铮认为，这正反映了日军面临失败的垂死掙扎，对党组织如何正确处理战后局势是有作用的。他向组织及时地作了报告。同时，他在出入日伪特务机关时，还发现了日本关东军的部队调防到上海的信息。他也立即报告了組织。当时，党也正多方搜集这些情报，以便在形势突变时作出正确决策，他的信息都受到了重视。 同时，对于组织上交代的特殊任务，他都努力地积极完成。1942年，日军占领租界后，上级指示赵铮，搞一个可靠的联络点，以供领导碰头所用。他便拉叶耀先、孙时霖等共同出资，在靜安寺开了一间叫荣康的小药房，名义上是为他兄弟赵中开谋一生活出路，实际店里安插的有中共地下党员，包括刘晓的译电员朱志良等。后来，刘晓、张唯一等领导都在那里碰过头，这家药房并负担过为新四军釆购药品的任务。 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赵铮在魔窟中忍辱负重，善于掩护自己，巧于同敌人周旋，从中及时捕捉和发现敌情，以供组织制订对敌斗爭政策、策略参考，可以说出色地完成了党的情报战线尖兵的任务。 六、见证郑苹如、陈三才的壮烈牺牲 
郑苹如
陈三才
汪伪“76 号”特工总部作为日本特务的忠实鹰犬，它以凶残、暴戾、毒辣，以及制造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杀人暴行，成为使老上海人闻之色变的“魔窟”。同时，那些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爱国志士，面对这伙暴徒的虐杀或利诱，所表现出来的大义凛然的风范；还有那些汉奸魔头“狡兔死，走狗烹”，“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的神秘死亡下场等，都是今日书刊上或影视媒体中，大量披露甚至渲染的题材。赵铮作为一名潜伏在“魔窟”的共产党员，他也曾亲眼目睹了那些历史场面，并报告了組织。今日，他便成为那些历史事件的见证人。 这些年，已由电影《色戒》而被炒得沸沸扬扬的郑苹如事件，赵铮作为当年郑被捕后的目睹者，生前一直保持缄默，谢绝了许多媒体的釆访。他说，他不忍心重提一些往事。据赵讲，实际上郑苹如事件的爆发，本也和丁默邨、李士群两魔头的矛盾激化有关。因为“76号”伪特工总部内部是李一伙的人多，以至电话总机也都是李的人在控制。他们对丁的电话也都进行窃听，因此对丁和郑的交往，包括约定的见面地点、时间等也全都掌握。郑苹如也的确是和中统上海地下组织有联系的，从她后来设圈套谋杀丁默村的经过来看，那肯定也不是她个人作为。 事情发生后，丁很棘手，李士群一定要抓，后来林之江奉他的命令行事。所以，郑苹如被抓后，一度关在忆定盘路 35 号杨杰第二大队部隔壁的 37 号里，那里当时是林之江的大队部。后来坚持要杀掉郑，那也是李士群的意思。李要通过这件事，让丁默邨把台坍足。郑苹如关在 37 号时，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招呼周佛海老婆杨淑慧、吳士宝老婆佘爱珍等大汉奸女人去看，赵铮去看也是她招呼去的：“一道去，一道去”！那些女人去看时，议论纷纷，评头品足，都说：“怪不得老丁色迷心窍。”实际上，李在这其中做足“花头”，他要让汪伪内部的人全都晓得。这件事之后，丁默邨确实在“76 号”总部里露面少了，这里成了李一人之天下。以前，丁默村还常来，也一本正经地管事，连赵铮的帐都要叫去问问。谈起郑苹如，赵铮说：“我看到她时，她脸朝里坐着，有人问她话，她转过脸来，脸上有哭过痕迹。总的印象，还是一个女学生。”说到这里，赵老接着感叹地说：“应该讲，她是为抗日牺牲的。” 说到那些被“76 号”残暴杀害的抗日志士，赵老几次提起军统地下抗日人员陈三才。他说，陈被捕在审讯时，他因到审讯室送签报銷单，在一旁亲眼看见过。陈是忆定盘路 35 号第二大队杨杰那伙人抓的。去抓他时，陈自已挟了一条蓆子，声称准备死。审讯时，他讲的是一口广东官话，完全是个书生模样，不像做特工的，还一口咬定：“就是要杀汪精卫这个卖国贼！”真是大义凛然。后来听说他是曾留学美国的电器工程师，参加军统完全是出于爱国抗日，要除掉汪精卫这伙大汉奸。他在法租界茂名路上开了一家北极电器公司，卖兼维修电冰箱。那时，在上海有电冰箱的全是巨富，包括汪精卫等这伙大汉奸新贵。他设想的办法，就是从卖或维修冰箱下手，潜入豪宅，实施行动。他找了个白俄助手尼古拉，不料尼古拉向“76 号”告密了，他不幸被捕了。他被在沪西今天中山公园后门处被枪杀，因为汪精卫亲自下令，非要杀他不可。尼古拉后来得了“76 号”的一笔奖金。多少年后，赵老还愤愤然地说：“日伪特务机关收买的这批社会渣滓，只要是给钱，什么样坏事都能做。”当时，他把这一情况也报告了党组织，要提防这批人的破坏性。 七、亲眼目睹李士群的可耻下场 赵铮念念不忘抗日志士的捐躯，也曾谈起那些汉奸“魔头”的可耻下场，尤其是死在日本主子手上的李士群。今日对他的死还有多种说法。赵老当年却是最早到达现场的人之一。对于后来的一些传闻，诸如说李士群中毒身亡后，尸体缩小到只如一条死狗，赵老说：“李的尸体躺在床上，我亲眼看到的，跑进跑出忙了几趟，好像没有这个印象。” 他对李死因的分析也別有见地，主要是他对日本人的话不大听了。尤其是太平洋战爭之后，日本人对汪精卫日益冷淡，愈发加紧所谓“重庆工作”，李士群也有兔死狗烹之感，甚至公开批评日本人：“东条首相犯了大错误，日军不应该打美国”，“日本人对不起汪先生，”等等。这样，包括李士群擅自抓吳开先等，日本人都认为是他胆敢犯上。加上李又大组囤积、倒卖一类公司，他的人生信条是：“有钱什么都好办。这句话，李士群作为工作指示和秘诀，也叮嘱过赵铮多次，也就和日军必然发生爭夺统制物资的冲突。所以，日军感到他已尾大不掉，和周佛海等合谋决计杀李。这种下场，当然本也是李卖身投靠，咎由自取的。 八、潘汉年南京之行的前前后后 
建国初期的潘汉年
在赵铮的潜伏生涯中，最让他记忆深刻的，也是后来给他带来多次麻烦的，就是潘汉年被裹挟见汪精卫事件。那是 1943 年春后的一天，当时己是汪伪特种警察署长的杨杰关照他：“肖先生来了，要招待一下。”并告诉他，李士群不在上海，但这是李的意思。后来，杨又叮嘱了一次：“要请客人，先准备准备。”当赵问：“要请谁？”杨又答：“肖先生。”这样，在赵的心目中，这位肖先生大约是重庆军统方面来的人。宴席后来是摆在了法租界开纳路潘三省的家里，这个潘三省是当年上海伪市商会的头面人物，在黑道里还有“小杜月笙”之称。他的住宅以设计和装潢均俱豪华、典雅一流著称，并且拥有手艺高超的淮扬大厨。当年，伪字号的头面人物常借潘家宴客。实际上，真到那天杨杰请肖先生吃饭时，赵铮因有它事，并未到场入席。但按杨杰的吩咐，他为肖先生办过去镇江的火車票，由此知道了肖一路上是由伪政治保卫局长胡均鹤陪同。 不久，赵铮在上海便又接到杨杰的电话，说肖先生已到南京，让他去南京中央饭店代表叶耀先，张罗招待肖先生和另一位客人的事务。这样，赵也便赶到了南京。当年的中央饭店，就是现在的南京饭店，在太平路中山路交汇处，离北极阁不远，楼虽然不很高仅有四层，但装修豪华气派，是这帮汉奸新贵聚会之所。赵铮到后，便得知另一位客人是原军统南京区长钱新民，后来也投靠了汪伪，但是和重庆还保持着联系。所以，赵更怀疑肖先生和钱一样，也是重庆来的特务。 由于组织上关照他，要注意搜集蒋汪勾结的情报，所以他便以总务厅承担接待和费用报銷的名义，留在中央饭店里观察。对于这两个神秘客人的接待，李士群要求安排得规格很高，通知厅、处级干部都去，有胡均鶴、万里浪、唐克明、吳顺生等七八个人，包括电台台长晋辉都去了。这些人到齐后，聚在一起就是搓麻将或者推牌九赌钱，赵悄悄地观察这位肖先生，不大活跃，话不很多，住在饭店里，闲下来便来看他们推牌九，而且是看的多，不大上台面参加。他穿的是一身西装，款式却比较老了，不如这些新贵们穿得那么时式。不过，料子质地还是不错的。总体印象是文绉绉的，言谈举止显得稳重。 这个神秘客人到底是谁？到南京来干什么？因为负有要向组织报告的责任，赵铮的脑子里当时便盘旋着这个问题。他估计是要见什么人。因为南京虽然是伪首都，但很空旷、很冷清，连衙门里也见不到什么人，所以真办事是不到那里去的。相反，倒往往是在上海。何况，李士群又那么高规格的亲自接待，且又由胡均鹤一路陪同，他一时真想不出是谁。 回到上海，赵便把肖淑安其人到上海、南京的情况，向上级史永报告了。史永听了，也认为这个肖恐怕是要见什么人？没有料到的，是分手后时间不长，史永便又来找他，并让他随同一起去见一位上级“老太爷”。赵铮知道，“老太爷”是党的情报系统内很老的一位领导，真名叫张唯一，但他听说过，从沒有见过。于是，他悄悄地跟着来到小桃园弄民宅里的史永住处，看见一个模样像老派商人的老人在屋内等着。赵是第一次见到他，所以印象深刻。他又让赵铮把肖先生到上海、南京的情形说了一遍，还特意问了肖的长相、装束。这时史永却突然冒了一句：“小开”！让赵吓了一跳。他知道，“小开”是党內另一位重要领导潘汉年的代号，这是他听说过的。不过，他根本没有想到会是他。史永说破后，他只是惊讶潘汉年的神通广大。之后，他们三人也分析他是要见什么人，也想到过汪精卫。从那以后，他的任何一位上级，也的确重没有提起过此事。一直到解放以后，他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见到了任副市长的潘汉年，才肯定是他，但没有任何交谈。有一次，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光池好像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你以前见过潘市长？”他才说了说。杨告诉他：“潘市长是长征过的”。不料，“潘扬冤案”发生后，这次潘的南京之行，使问题变得极为严重复杂。潘被裹挟见了汪精卫，让他一时百口莫辩。赵为此也受株连，经历了两年之久的各种审查。 庆幸的是，他后被调离公安系统，转业到经济、贸易等战线，除“文革”期间较长时期受到冲击外，后一直在工作崗位上克尽职守。对此，赵老回顾往事说：“我没有做过多大贡献，但是是经得起历史审查考验的。”说到这里，我发现老人的目光总是正视前方，并久久地陷入了遐思之中。 九、抗战胜利后到达华中根据地 
赵铮夫妇结婚照
晚年赵铮在书房
经得起历史审查考验，今天出自于赵老的口中，听似那样的普普通通、平平淡淡。但当我们想到，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潜入的又是什么样的一个魔窟？面对的又是什么样的一群恶煞？心头就止不住一阵发烫。笔者也就那个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都是人生第一位的生死问题，请教赵老：“在魔窟的二千多个日夜中，您感到最危险的是哪一次呢？”赵老从容地答：“那可能就是遭遇王福林那一次吧？他原在江苏銀行是我的同事，在党內还是我的上级，自行脱离组织后投靠胡兰成在日伪报社任职。他偶然见到我后，便敲竹杠借钱，我向史永报告，组织调查后告诉我，原来他搞了四个女人，经济上应付不了，完全是生活腐化，为了弄钱叛变了党。但组织上又答复我，你不能撤退，如果马上撤退，恐怕反会暴露一些关系，比如荣康药房。所以，史永指示我，先尽量应付应付。我只能借债来滿足他的索取。思想上则做好了最坏的准备。至于当年经济上的来源，”赵铮强调说：“当年做地下工作是沒有经费的，是要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用于工作的，因为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连自己的生命都可献出，那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呢？”然而让他奇怪的是，这个王福林敲诈了几次以后，却又不来找他了，甚至到解放以后都沒听说他的下落。 说到这里，赵老总难抑激越之情：“奉命打入‘76 号’，但那是一个什么地方？我在那里，看到了多少爱国人士惨遭虐杀？时常听到的是凄惨的喊叫声！不要说是一个共产党员，就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你也受不了哇！但是为了党的任务，我只有坚持！1943 年我要求去根据地，上级沒有同意。抗战胜利，组织上通知我去淮阴根据地，我高兴极了！这世界上，没有比我们的组织、同志更可亲的！所以，几十年风风雨雨，我对党从来沒有动搖过！” 情况也确实如此，1945 年抗战胜利不久，党组织就派地下交通张子良，接他到淮阴根据地去。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华中联络部长扬帆，并由组织分配到联络部当科长。以后，他便随解放大军转战华东以至东北大连等地。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他作为市军管会公安局的人员，参加了对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局的接收工作，并战斗在保卫新中国、保卫新上海的神圣崗位上。对于当年负有特殊使命的谍报人员，他在魔窟中秘密潜伏，忍辱负重，传递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任务，但他从不以功臣自居。后来转移到经济建设战线上工作，他也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始终保守着党的机密，不愿向世人公开他的那段特殊经历。当笔者为他整理完口述内容后，他仍一再关照：“还是留到我身后再发表吧！我只是一个党的隐蔽战线上的‘探子’，留下的也只是一份研究日本侵华的参考资料。” 听着这朴素而火热的语言，笔者才感觉，对老一辈共产党员的坚贞情怀，似乎又新感受到了些什么。 本文在写作中，惊闻赵老于 2010 年 2 月 3 日在华东医院逝世。病重期间，笔者几次去看望他，他殷殷关切的仍是国家大事。笔者谨以此文致悼。 （本文作者陈正卿，曾发表于《上海滩》2010 年第五期）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