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我去江西省波阳县响水摊人民公社杨家畈生产大队插队50周年的纪念日。 至今我还无法忘记50年前发生在上海老北站广场的那一幕幕图景。红旗、标语、锣鼓声以及文攻武卫们的头盔给广场带来了那个年代特有的喧嚣，然而这喧嚣却也无法遮掩亲人们离别的凄苦。 当火车的汽笛声轰鸣时，车厢内外爆发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巨喊；车厢外，亲人们追赶着火车的车轮，好像那脚步能赶上车轮，只为能送上最后的一句叮嘱。时隔多年，我始终以为，这喊声与脚步，组成了这世上最为特殊且无法复制的命运交响曲，而我们也由此尝试了人生第一次的生离。 今天，我们虽然已经能以一种平静淡然的的心境去回忆50年前的往事，然而每当忆起那个岁月里的无奈与彷徨，至今还是那么的令人嘘吁。 这几年，看到网上不少知青的回忆文章。在那些文字里，能经常看到一些“无悔”的文字，甚而有人还自诩为“民族的脊梁，共和国的基石”，仿佛共和国的今天与改革开放的成就，都是知青运动造就的知青们的功绩。这些文字里透露出自大与狂妄让我汗颜，因为我也是知青的一员，然而绞尽脑汁也无法将自己与“脊梁和基石”挂上半毛钱的关系。至于“无悔”论，我倒以为持此论者，颇有文革遗风。稍有些年纪的人都知道，文革期间，除嗷嗷待哺的婴儿外，举国上下谁没喊过几句“热烈”“激昂”的革命口号？就连那些“黑九类”份子，诸如走资派（革命功臣）、反动学术权威（科学家）、地富反坏右等等，都在“殷切”地恳请广大革命群众彻底批判其罪行，然后再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所以这世上最不能相信的就是喊口号的人，说不定，口号君刚刚喊好口号，心里就在窃笑：“你们真信啊？傻”。 我是谁？我们是谁？这是哲学领域里最常见的问题。我始终以为那个年代里知青运动所造就的知青们自始至终就是一堆草，草种在那个特殊年代里被随意地播散到草原、河滩、山间、田野里。那草种倒也遵循着自然的法则，在无人问津的环境下，在疾风暴雨里不畏艰辛，顽强、蓬勃的生长，到后来其归心之切已成燎原之势，最终却成了邓公搞改革开放必须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写到这里，我想，全国的知青（无悔论者外）都应该感谢邓公。若无邓公之力排众议，“让孩子们回家”；若无邓公之力挽狂澜，秉改革开放之治国方略，我们知青该何去何从？中国又将何去何从？ 2017年的初春，受风气之影响，写了一篇短文，名曰“钱包”。曾发表于当年11月18日的上海知青网，那是我唯一的一篇纪念知青生涯的文字，情节虽有少许的虚构，然而文字里倾注的感情却是真实的。 插队的生涯无疑是我们人生旅途行囊里最为沉重的包袱。在那段无助的岁月里，支撑我们踟蹰前行的，绝非来自于所谓的信仰和理念，同样无疑来自于母亲们两鬓渐生的华发，父兄姐妹们殷切的叮咛…… 今天我把上述的感言和“钱包”（不好意思，里面没钱）献给我的知青朋友们，我的同学们，也算是我对知青生涯50周年的纪念。 我们无法改变过去，同样也无力窥测将来。然而我们却可把最好的祝愿留给后人：那段历史不会重演了。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