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周恩来、邓小平——20世纪真正的知己（1）
要讲周总理和我父亲邓小平半个多世纪的友情，一起共同参加革命工作，共同奋斗，确实比较难讲。半个世纪是个很长的时间，提起周总理来，我父亲曾经讲过：“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住，对于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全国人民都尊重他。”
我父亲和周总理是一块儿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我父亲是1920年10月份到的，周总理是11月份到的，前后脚。我父亲到了法国以后，开始上学，后来到工厂做工。周总理到了法国以后就已经从事社会活动了。1921年成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到1922年6月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总理在执行委员会负责宣传，我父亲参加了这个组织。 1922年父亲只有18岁，在他们旅法的那些人里面，是个小弟弟。 1923年，旅欧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了临时代表大会，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欧名称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总理当选书记。这次临时代表大会我父亲参加了。据当时有些人回忆，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开始参加支部工作。 那个时候的支部工作当然是周总理主要负责，父亲做些辅助性的工作，比如说办《少年》、《赤光》，刻蜡版，做具体工作。根据父亲讲，他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跟周总理住在一起，朝夕相处，吃得很坏，白水、面包，大家又挤在一起。但是，革命劲头、革命热情非常高，这是一批年轻人。 那个时候，法国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各样的思潮都有，周总理和我父亲那时都选择了共产主义，而且和其他思想作斗争。这段历史很长了，当事人回忆得不多，就我们知道一点，我父亲很怀念那一段的历程。比如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习惯，父亲爱看足球，周总理也爱看足球；父亲爱吃那种牛角面包（CRASANG），周总理也喜欢吃；其实那在法国是很普通的食品，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东西了，所以几十年以后他仍然怀念那时的生活。 那时候和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李富春、蔡畅。据蔡妈妈回忆：周总理是做全天工作，我父亲和李大章、傅钟这些人都是白天做工，晚上工作，叫做“半脱产”吧。这样的时间大概有一年。1924年9月周总理回国。 我妹妹曾经问过我父亲，在法国的时候和你关系最密切的是谁？父亲想过以后说：“还是总理。我们在一起待的时间很长。” 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我父亲和周总理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朝夕相处。周总理负责中央的具体事务，中央有什么大事都向他请示。我父亲处理的也是日常工作。政治局的会议父亲列席，但他也有发言权，在会上周总理发言很多，我父亲偶而发言。他们在一块共同生活，共同战斗。他们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住在一起，周总理和邓妈妈住楼上，父亲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和张锡媛妈妈住在楼下。解放以后蔡妈妈说：那时候哇，经常听到楼下高高兴兴的。后来我妹妹就问父亲：那时候老听到你们那么欢笑。父亲说：“那时候我们年轻嘛，当然高兴了。” 父亲和张锡媛妈妈是在1928年4月结婚的，在婚礼上，周总理，邓妈妈，还有其他人都参加了。当时正是白色恐怖，国民党对中共中央也是下力气来破坏，非常艰难。 \ 父亲和周总理接触多是解放以后。1952年父亲调到北京当副总理，就在周总理的领导之下工作，从195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父亲一直是作为副总理协助周总理工作。到后来，有时候周总理出国，父亲作为代总理来接替他的工作。这段时间大概十几年。父亲一直都是非常尊重周总理的，他对我父亲我觉得也是另眼看待的。特别是后来父亲做了总书记，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这时候，中央一摊工作，国务院一摊工作，他们俩互相信任，也互相理解，处理问题时互相都有一个默契。我父亲处理事情比较果断，他是小事不管，大事他抓一抓。周恩来主持外事，外事无小事，处理得非常细致，两人合作得非常好。父亲谈到周总理时候，他那种神态呀，都是一种非常尊敬的一种神态。小时候家长还让我们管邓妈妈叫姑妈，因为她也姓邓，但是后来没叫起来。有时候周总理到我们家里来，当然更多的是父亲到总理那儿去。我现在也喜欢看足球，就是受老人家的影响，他那时候经常去看足球，也带着我去，有时候带着其他孩子去。那时候周总理也去看足球。有时候他们在一起散步，有时候礼拜天一块儿到野外去，比如说到十三陵去，去郊游，吃野餐，周总理看到我们这些孩子，他都会很亲热，有时候问我们：“你们家谁管钱啊？”我们说是我妹邓楠管。他就会对邓楠说：“啊！你也是总理啦！你的官儿跟我一样大呀！”他跟我们家的毛毛说：“你是你们家的外交部长！”还问我的弟弟飞飞叫什么名字？听说我弟弟叫“飞飞”，就说：“噢！那你跟我同名啦！”我们才知道周总理曾经有一个用过的笔名叫“飞飞”。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周总理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 周总理对父亲的其他方面也很关心。有一次周总理到我们家去，直接走到屋子里，看到门口没有警卫，就说：“这怎么行啊，门口连个警卫都没有！”后来就在门口给加了一个哨。 我妈妈还给我讲过说：我以前不会吃螃蟹，后来到上海，周总理说：你怎么不吃螃蟹呀？妈妈说：我不会剥。周总理说：那我来教你。他一点点教，怎么把后盖掀开，怎么样把胃拿掉，怎么剥身上的肉，怎么像抽屉一样，一层一层把它剥开。我妈妈学会吃螃蟹是周总理亲自教的。 就我们看到的，周总理和我父亲之间的那种感情，那种友谊，都是很自然的，不是在表面上的，所以我们见到周总理，既有一种尊敬，也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觉得周总理是亲人这种感觉。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父亲就被打倒了，很多老干部被揪斗，周总理都按毛主席的意思予以保护。当时那个环境非常艰难。 1969年林彪搞“一号通令”，把老干部们都赶出北京，送到外地，我父亲是被下放到江西。最初江西安排他去赣州，周总理知道以后，连续两次给江西省“革委会”有关负责人打电话，说邓小平已经是65岁的人了，身体又不怎么好，最好安排在南昌附近，最好是两层楼，一个院子，楼上由父亲母亲住，楼下由工作人员住，有个院子好散步。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我父亲听了传达，他立刻给中央写了信。1972年1月，陈毅伯伯逝世，谁也没想到毛主席出席了这个追悼会。“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就是要打倒这些老家伙们，也包括我父亲、刘伯承和其他老同志。周总理立刻暗示陈毅的子女，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周总理在见新疆代表团的时候，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说：“林彪就是想打倒老干部，像邓小平啊，要打倒。”有意把这个风散出去。 毛主席决定恢复我父亲的工作，作为周总理来说，他根据毛主席的决策来办事，这个事情他不能多说，但是必要做的该做的他都做。当时周总理处境非常艰难。1972年6月，他批了一个文件，恢复我父亲的工资待遇，同时也批准我到北京来治病。8月，父亲就写了封信给毛主席。毛主席说：邓小平虽然犯了很多错误，错误很严重，但是第一个呢，不是叛徒；第二个是在苏区时，是“毛派”头子，第三个是协助刘伯承打仗有功，第四个是解放以后也不是没做一件好事。周总理得到这个指示以后立刻向政治局传达，并且作为文件来传阅。10月，父亲就已经开始活动了，先后到韶山、井冈山参观，还参观了红都机械厂，江西其他地方，一直到年底。周总理给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先谈谭震林的事情，让他回北京，后来又谈关于邓小平的事情，毛主席已经提过多次，请他们议个办法出来。12月底，纪登奎、汪东兴正式提出建议，要我父亲恢复副总理的工作。 1973年2月，我父亲得到通知回到北京。这年年初，周总理的病复发，这时候本应该很好治疗，但是，他从1973年2月底到3月初，连续开会，讨论父亲复出问题，连续很多天开会，反复商量。直到3月9日，大概讨论完了，他才向政治局讲明他的病情，请假去治疗。同一天，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批准了，3月10日，关于邓小平复出的中央文件正式发出。这是周总理为父亲的复出在病中坚持工作的情况。 3月28日，我父亲和李先念一块儿见周总理。警卫跟我讲，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是坐在最边上的靠背椅（不是沙发）上等着，我父亲进来后，周总理立刻站起来，走到我父亲那儿，叫一声“小平同志”，两个人握手，然后才进屋谈话，当时他和李先念一块儿和我父亲谈话。第二天就和我父亲参加毛主席召集的会议。我父亲3月29日见到毛主席。当天晚上，周总理就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安排我父亲工作的问题。这段时间，周总理都在病中，都在治疗之中。 我父亲那时候刚出来，就和母亲一块儿到一些老朋友家里面去串门，当时到了好多老同志家。据妈妈说，4月9日她和父亲到周总理那儿去，周总理在玉泉山养病，也正在做治疗。那天，他们到了玉泉山一下车，邓妈妈就在门口等着，我父亲打过招呼之后，我妈妈激动，忍不住想哭，然后她就和邓妈妈拥抱在一起。他们进屋后，周总理在里面，这是我妈妈被“解放”后第一次见周总理。这时周总理特别交代了一句，他说：“你们要找保健大夫，找吴家的。”他还告诉我妈妈：“卓琳，你这个事不要忘啊！”我想他是对父亲的复出寄予厚望，不但在医疗上做出保证，也在安全上做出了考虑。 4月12日，我父亲第一次露面，是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据有关材料讲，周总理那时候也是刚做完治疗就赶到城里来参加这个宴会的，邓小平出面了，露面了，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周总理专门把父亲让到前面，给大家介绍，给西哈努克亲王介绍。 周总理是一直希望我父亲能够接替他，特别是他患重病的时候，一个是他对我父亲的了解，他对我父亲当然是非常了解的了，这对他来说，我想这是他的心愿，也是他这几年一直在努力地做的事情。但这个过程非常艰难，一个是他的病情不断加重，一个是外界的压力不断加大。 5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这是我父亲复出后第一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周总理在会议专门还讲了一段，对邓小平的复出，绝大多数人都是满意的，他特别强调这一点。他做事考虑问题都非常周到的。 但是就在1973年，父亲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当中，周总理也受到了批判。毛主席批评他：“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到了十大召开之前，8月5日，毛主席又提出儒法斗争。8月6日，江青就闹着要把儒法斗争写进十大的报告里面去。周总理说要消化消化。党的十大上，我父亲就作为主席团成员了，在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我父亲复出又往前走了一步。 事情看着好像越来越顺利，但毛主席对周总理又提出批评。从11月中下旬一直到12月初，一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周总理，江青就讲，这是“十一次路线斗争”，说总理迫不及待。但开完会，主席讲这次会议开得好，但他也批评了江青，说“十一次路线斗争”讲得不对。另外，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是她才迫不及待。然后是毛主席在他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父亲恢复政治局委员，恢复军委委员，参加军委的工作，主席还特别讲：“小平同志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是政治局请回来的。小平同志回来，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父亲当中央秘书长的时候是1927年年底。主席还特别讲了我父亲是“绵里藏针，柔中寓刚”，这样父亲才算是恢复到领导职位上，参加主要领导工作，这时候才正式定下来。 1974年一开年，周总理就开始大量便血，身体明显地坏了。这年1月，他又主持军委会议，落实我父亲参加军委工作，成立军委五人小组。1月底，“四人帮”开始向总理发出新的进攻，开始是批林批孔的动员大会，迟群、谢静宜将矛头对着周总理，批现代的大儒，发动了袭击。2月，毛主席就讲了话，说迟群、小谢讲话有缺点，讲话不宜下发。后来，周总理又根据这一个精神，进行了传达，作出了决议。江青大闹一场。这是1974年“四人帮”第一次向周总理和我父亲发难。 3月，周总理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无论如何应该休息，但是这个时候他恰恰不能休息。4月，毛主席提出，让我父亲参加联大会议。“四人帮”开始不同意，江青大闹政治局。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同意了，她不同意。毛主席给她传话，说是毛主席的意思，她也不答应。最后还是毛主席亲自给她写了一封信，说：“这是我的意见，你以不要反对为好。”这样才把这个风波平息下来。 我父亲出国的事情定下来后，周总理就开始安排我父亲的行程，他顾不上自己病重，从飞机的航线，是飞东线还是飞西线，民航怎么试航，出主意。他提出如果民航没飞过的话，是不是请法航帮帮忙。另外，对父亲的欢送仪式，他也做了精心安排，向毛主席请示，是不是要隆重些，以示我们郑重其事地出去。他还交代，要铺上红地毯，以最高的礼仪规格来欢送我父亲出席联合国大会。在整个欢送过程中，周总理又打起精神，始终鼓掌。我父亲在国外的时候，周总理就一直坚持着不治病。 4月19日，父亲从联大胜利回来，总理又到机场迎接。4月20日，周总理才召见医疗组的成员，谈他的病，紧跟着又是检查、治疗。到了5月30日总理就住院。6月1日，当天施行了一次大手术。 总理这样支持父亲工作，保证父亲完成任务，他做出这样安排，做出这种牺牲，不只是为了父亲，而是为了将来，为了我们国家。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材料，19日晚，把父亲接回来，20日凌晨2时，他见医疗组，我内心这种震动啊！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