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年前的今天，1997年2月19日，小平离开了我们。 春节前夕，当年的研究生同学聚会。除了我和另一位同学，在座诸位都到了退休年龄。我说，我1979年上大学，我们都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好光景；而1979年初的伊朗，巴列维国王的现代化政策失败，中世纪图景卷土重来，至今还看不到尽头。如果我们是在1979年的伊朗考上大学，将是一幅如何暗淡的人生经历？因此，无论我们这代人曾经错过什么、失去什么，首先得感念这四十年！感恩小平！ 小平：“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 2004年8月是小平诞辰100周年，“世纪伟人小平”展览在北京开幕。8月12日《人民日报》刊出记者胡果的新闻特写《看看小平 问声你好》，提及小平的一段话。 1978年9月，复出后不久，他坚定地宣言：“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8月16日《人民日报》对展览的后续报道《人民的儿子，人民的歌》，再次引用了小平1978年这段掷地有声的话： “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16岁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小平，先后在法国钢铁厂、橡胶厂做工，深知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党报记者注意到，三卷本《小平文选》中，一共出现过1066个“发展”，几乎每页就有一个。这位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道出自己的愿景：“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 “我们中国绝不允许出现第二次了” 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四川省委组织、指导的电视片《历史转折中的小平》，记录了改革初年很多令人动容的历史瞬间。 1978年9月小平访问朝鲜，回国后到东北三省及河北、天津调研，一路上发表了许多重要观点，史称“北方谈话”。小平说：“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工人月工资很低，农村非常贫困。这就叫社会主义优越性？人民不能再苦下去了。国外有个议论，就是中国人到底能忍耐过久？如果说社会主义是穷的社会主义，要这样的社会主义干什么？人民就有权抛弃我们。改善人民生活，社会主义才立于不败之地哦。” “文革”结束后，上千万“知识青年”要求回城。有关部门汇报给小平，老人家说：“你们问我的意见，我就一句话：让孩子们回来吧。”随着《国务院六条》颁发，知青办干脆把公章挂门口，“知青”回城自行盖章。一代人的命运就此改变。 小平“文革”后复出，召集科教座谈会，邀请的基本上都是“文革”中被揪斗的“反动学术权威”。小平吩咐：座谈会就是要在北京饭店，就是要讲点排场，这是我们党拜师的大会。听闻长春光机所216人隔离审查，5人押送公安机关，小平指示：动不动就把人送到公安局的问题，要抓典型调查，要把那些制造冤案、迫害科学家的坏分子抓起来，依法严办。我们的党是爱护知识分子的。我们中国绝不允许出现第二次了。 当年限制家庭养殖，养3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第4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历史转折中的小平》有这样一个情景，施大嫂养了十几只鸭子，被发现后下跪讨饶。小平当即表示：你没有错，是我们这些人的错。要下跪的话，是我们这些人给你下跪。一定要把日子过好。 这部电视片还记录了时任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一段话：现在的时代，就是一个努力站起来的时代。现在的中国，就是一个努力站起来的中国。如果我们思想再不解放，再不高高地站起来，我们的党、国家就会被时代所淘汰。小平同志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多次讲话，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如此尖锐的谈话，出现在官方审定的电视片里，听起来依然触目惊心。 耀邦前秘书郑必坚曾在《人民日报》撰文称：没有小平，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至今还要在贫穷落后中挣扎苦斗。 老一辈革命家都曾痛定思痛 “文化大革命”把极左路线推到一个荒谬绝伦的高度，冤狱遍地，连中央文件都承认“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新中国一些开国元勋原本出身田垄，在“文革”中被重新贬入民间，对民生疾苦有深切体会。他们劫后余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主导政局后，与民更始，下决心彻底否定“文革”，回应历史和人民的呼唤，联手启动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 先念对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说：“我们不把老区建设好，就对不起老区人民。”（1993年2月14日《人民日报》杨汝岱文章《情萦老区心系人民》）“老区人民对革命作出的牺牲太多了，如果我们不能让他们富起来，不能让家家户户都富起来，我们就太对不起他们了。”（1992年6月29日《人民日报》文章《故乡人民深切悼念先念主席》） 曾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王任重，对“大跃进”导致湖北经济出现“严重的困难局面”念念不忘。“他虽然自觉纠正了错误，但一直愧疚在心，深感对不起党，对不起湖北的人民群众，经常公开作自我批评。”（《人民日报》1992年4月16日先念文章《痛悼王任重同志》） 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老区人民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把老区的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就对不起老区人民。”（《人民日报》1999年2月10日《余秋里同志生平》）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1年回到家乡——湖南省祁阳县农村察看“公共食堂”，看到乡亲们因饥饿得了浮肿病。他俯身一个一个的抚摸着他们发肿的腿，沉痛地说：“搞成这个样子，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啊！我对不起大家啊！”陶铸参与制订人民公社《六十条》，对调整农村政策起到很好的作用。（《人民日报》1989年11月30日王任重、金明、雍文涛、于明涛文章《松树的风格长存》） 毛的秘书田家英，1961年初在浙江嘉善农村调查，亲眼目睹农民到了无米下锅的境地。他召集县委负责人、管理区全体党员、生产队长、小学教师和社员代表在叶家祠堂开会，严肃表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使大家挨饿了，对不起各位父老。共产党员看到这种情况，是很痛心的……”说到这里，他泪流满面，喉咙也哽住了。 这是一个知荣辱、识廉耻的官场。这些打江山的老干部，虽然治国理政时犯过一些狂妄的严重的错误，但面对百姓的一片赤子之心，至今令人感念。小平和与他同时代的老一代革命家，至为伟大的地方，也许就在于这一声“对不起”。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