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社会上对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方兴未艾，评价五花八门，不少议论是以知青的感受谈知青问题，或就知青上山下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来说知青问题，甚至从一个概念来推导另一个概念，并且以此为依据对持续几十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进行评价。这样的研究方法是主观、片面、形而上学的。对知青问题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在知青自身的感受和认知这个范畴，局限在个别领导人在处理知青上山下乡问题时作为个人意见的只言片语上，更不能仅从概念来推导结论，而应该把知青问题放到一个更大的社会领域去研究，这种研究除了知青自身的感受和认知之外，应该更加注重知青们生活和劳动过的地方的人民群众的感受和认知，因为对一个历史事件，只有人民群众的评价才是最客观公正的。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知青这个群体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上山下乡这一执行了二十多年的国家政策问题的研究，涉及到新中国建设各阶段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大背景，涉及到当时条件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涉及到当时的国际形势对国内政策的影响，涉及到旧的传统观念对新建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抵制和干扰，涉及到知青所在家庭的教育影响，还涉及到上山下乡地区农村的农民生活条件及当地农民的素质等等问题，不一而足。从人口数量上说，同时代中国青年人口中占人口大多数的是农民青年，从城市到农村去的知青只占当时全国青年人口总数的一小部分。因此，只有把知青问题放到建国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来看，从全体中国青年的状况来看，从这些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去把握，在掌握大量、详尽的事实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去进行分析和研究，才能把问题看清楚，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对任何历史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从个人感受出发。因为，知青离开农村几十年后，已经融入了不同的社会阶层，现在的“知青”本身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阶层，所谓的“知青”只是具有知青经历的人，因为每个人有着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教育程度，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思想基础，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如果囿于个别和片面，甚至把个别当一般，把片面当全面，就会以偏概全，甚至扭曲事物的本来面目，也就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个人感受是自己对事物的体验，也是个人认识事物的一种手段，同时又受个人的经历和实践所制约，也与个人目前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密切相关，并为它们所决定。感受是一种心理的、主观的行为。所以仅仅从个人心理感受出发来研究历史问题很难脱离片面性，很容易滑入主观唯心主义的轨道，因此必须努力避免这种情况。评价历史事件根本的标准必须是客观的，只能看其是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还是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因为这是人类社会的发展的最基本要素。 研究历史最忌讳的是忽视对全部事实的分析和研究，单纯从一个概念来引伸、推导出另一个概念，然后得出结论，这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做法。对同一个概念，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理解，错误的理解必然导致错误的推导结论。只有通过对大量互相关联的事实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才是可靠的。 研究、评价历史问题只有把它放到历史发展的过程和当时的现实大背景中，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才能说明问题。没有客观、全面、详尽、历史地掌握大量相互联系的资料，把个人的一己之见当作全部，甚至不以事实为基础，仅从个人感受或一鳞半爪的事例出发，或从推导的概念出发，泛泛评价，轻易下结论，这不是研究历史的应有态度，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头脑中已经预设了结论，再去调查、收集资料，那么，所收集到的大量资料也只能是片面的，反映不了事情的本质和主流。同样，对调查的来的情况不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深入分析，只是罗列在那里，不能从这些现象看到其背后社会的、经济的，人文的复杂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作用，问题就会说不透，甚至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也无法服人。 研究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时，不要只相信一些以权威自居，标榜自己是“研究知青问题的学者”（尽管有些人自己就是知青出身）的研究成果，他们最多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言，更不能认为是唯一正确的。他们中一些人不是站在那个时代全部青年人（包括与知青同时代、占一代青年人口80%以上农村同龄人）的立场上，用社会发展的观点，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做出严谨、科学、客观的结论。而是无视中国国情，站在西方所推崇的个人利益至上的立场上，用个人是否获得利益的观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观念），或所谓“人性”的观点（被称为“普世”的价值，可又不包括农村的同龄人），全盘采用西方国家一些社会学、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分析上山下乡问题，陷入了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思维逻辑，其研究成果完全脱离中国的实际，以偏概全，剥离历史的实际，尽管煽情，却不能自圆其说。极个别人甚至站在偏颇的、极端狭隘的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来研究知青问题，其结论当然是极其片面的。因此，无法获得在上山下乡中用自己的青春、汗水和智慧，为推动中国农村的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的广大知青的认同。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山下乡的政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当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情况共同制定，由政府具体组织执行的，其初衷是为了在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同时，推动农业的发展，为工业化发展积累资金，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上山下乡的千百万知青用自己的汗水、热血以致生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涌现出了无数英雄模范。广大知青在受到磨砺的同时，了解了中国社会最基层的实际状况，增加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和农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社会主义时代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本质上仍然是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中国青年运动长河中一段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辉煌篇章。但个别所谓“知青学者”，却并不注重对绝大多数知青所做出的奉献和成就的研究，而是专门搜集、渲染和扩大上山下乡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阴暗面，把这些东西说成是全部，并以此来对上山下乡进行评价。上山下乡中存在的问题，是当时社会的客观反映。和历史上所有大规模的事件一样，涉及1700多万人，几百万家庭，影响遍及全国的一场大规模的历史事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存在一点问题是不可能的，党和国家也一直在解决这些问题。这正是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认识、总结的，以避免今后再出现类似问题，也是研究历史问题时不能回避的。现在一些人不是去探寻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把这些问题无限扩大、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地评价上山下乡，否定知青上山下乡的主流，否定知青上山下乡对中国社会的建设与发展的贡献，全盘抹黑和否定上山下乡，说上山下乡政策是“历史的反动”，“邢燕子、侯隽也应该做检查”，完全缺乏起码的科学态度。他们抓住枝节问题，用存在的一些局部问题否定全局，用某些具体方法上的失误来否定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方向的正确。想方设法地对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为祖国和人民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知青英雄群体进行歪曲，贬损。这些言论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使得社会上的一些人对上山下乡的知青产生了不应有的偏见。他们以学术研究为名，随意裁剪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把知青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所做出的贡献裁剪掉了，把知青与农民群众结成的亲密关系裁剪掉了，而把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个别事例拼凑起来当做知青上山下乡的全部历史。他们采用了这么一个逻辑：即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故意将自己对上山下乡道路的歪曲结论反过来强加到上山下乡政策上，并以此为根据宣布已经有了否定上山下乡历史的必要。他们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来攻击和否定上山下乡的历史，明显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剑锋所指就是为了全盘否定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广大知青也参加了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成就，为国际垄断资本改变我们国家的政权性质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张目。为此我们必须明确指出：对知青上山下乡的研究和评说是为了还知青历史以本来面目，总结，提炼广大知青在上山下乡中表现出来的“忠诚、责任、奉献”的知青精神，是为了使其在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团结全体青年和人民努力奋斗，以巩固、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力量。 总之，我们在研究知青问题时必须要注意克服主观性、片面性和盲目性，否则就会受骗上当，迷失正确的方向，把知青问题的研究引导到邪路上去，给社会一个歪曲了的知青形象，使得谬种误传，给社会、给历史留下错误的结论，从而对后人在研究历史，总结社会发展规律与经验时产生误导，贻害子孙，搅乱人心，影响团结和社会和谐，给处心积虑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提供可乘之机。 像评价任何事物一样，对知青上山下乡评价的标准也应该是客观的、全面的和历史的，对于涉及1700多万人的上山下乡进行评价，只能放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历史条件下，只能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要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明程度是否发展来衡量，要经得起社会和历史检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还是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要看实践的社会效果。而社会效果如何则应该由人民群众，尤其是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评价，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天地之间有杆秤，老百姓是那定盘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各级地方政府最接近实际，最能够体会到群众的真实感受。越是基层政府，越是关心当地的生产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们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如果说当年各地是因为“政治任务”而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表示欢迎，有作秀成分的话，那么现在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检验，再看看当年知青下乡或插队的地方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就非常必要了。基层群众和政权机构是共和国大厦的基础，他们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评价的总和才真正反映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态度。现在大量接收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陕西、山西、黑龙江、云南、内蒙、山西、新疆、四川以及湖南、广州等地区和各生产建设兵团都对知青上山下乡给予了高度评价。 近年来，知青回到当年下乡的地方去探望那里的父老乡亲，想方设法帮助第二故乡的活动及报道呈上升态势。进一步说明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并没有“终结”，也没有“失败”，而是以新的方式在延续。在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继续发挥作用！
山西插队北京知青 葛元仁
陕北插队北京知青 聂新元 2013年9月25日 作者简介： 葛元仁，首师大附中66届高中毕业生，68年到山西夏县禹王公社插队，曾担任民办教师，大队革委会副主任；75年抽调到太原铁路分局工作，曾担任团委书记；77年考入山西矿院，曾担任全校学生会主席。现为黑河知青博物馆名誉馆长。高级工程师。已退休。 聂新元，人大附中68届高中毕业生，69年到陕西延安地区宜川县云岩河公社插队，1971年初选拔担任公社和县委干部，曾担任宜川县公社团干、团委副书记。1978年底调入原机械工业部科研事业单位工作，曾在多部门任职，高级经济师。已退休。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