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专辑所涉藏品背后故事的部分主人公，从上至下分别为李大钊、李白、刘长胜、张人亚、贺绿汀
编者按：从1921年到2017年，从党的一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走过96年的辉煌历程，担负起了民族强盛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人传火于薪，在历史风雨中锤炼出钢铁意志，坚守着忠诚与信仰。饮水思源，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的日子里，由解放日报社、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和上海新闻广播共同创意发起，以驻场情景党课为主体的《忠诚与信仰》主题活动，将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馆藏革命文物中，寻找尘封已久却依然打动人心的激情故事。每一件藏品背后都有一段或惊心动魄、或感人肺腑的经历。“朝花·夕拾”版今起特辟专版，追寻这些文物所蕴含的红色记忆和坚实足迹。
李大钊赠送给吴弱男的签名照
吴弱男借给李大钊的打字机
迷你打字机为李大钊传声 王长流 这台打字机的迷你机身，固定在黑色皮纸包裹的木盒内，闭合状态下，如同一只微型手提箱，箱体长28.5厘米，宽25厘米，高12厘米，打开箱盖就能立即进入工作模式。 这台打字机陈列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展厅里，牌子叫“CORO－NA”，小巧别致、略有残破的机身丝毫掩盖不了它的温婉与优雅。一个个金色的圆形打字键通过一根根纤细的金属导轨与机身相连，工作的时候玲珑的键盘上下舞动，宛若一架钢琴在演奏动人的乐章。你知道吗？这台打字机曾被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使用过，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打字机的原主人是孙中山的秘书吴弱男，由她从英国购买，至今已有百余年了。吴弱男(1886-1973)，安徽省庐江县南乡沙湖山人，“清末四公子”之一吴保初的爱女，著名爱国人士章士钊的夫人，中国国民党第一位女党员。在父亲的影响下，年仅14岁的吴弱男就去日本留学。到日本后，吴弱男深切体会到中国妇女社会地位之低下，遂决心追求女权，参加革命，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1905年11月，孙中山组织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创办机关刊物 《民报》，吴弱男在民报社担任孙中山秘书。她用这台打字机为孙中山打印了不少英文函件。 这台小小的打字机不仅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有缘，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开展革命工作的重要见证。当然，这还得从李大钊与吴弱男、章士钊夫妇的深厚友谊说起。在日本读书期间，李大钊经常向章士钊创办的《甲寅》杂志投稿，这是一份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大的政论性刊物。李大钊在《甲寅》杂志上发表第一篇文章《风俗》时，曾以自己的字守常为名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章士钊读后，“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章士钊按照信上附的地址写信给李大钊，相约见面。这样李大钊在日本见到了敬仰已久的章士钊。后来，两人几乎每个月都会见面。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李大钊与章士钊、吴弱男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17年，李大钊和章士钊夫妇都回到祖国，章士钊在北京大学担任逻辑学教授，并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1918年1月，在章士钊的推荐下，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北大图书馆对李大钊来说，是其人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舞台。一方面，作为图书馆的负责人，他在这里挑起了北大图书馆现代化改革的重任，成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者；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他在这里学习并传播马克思主义、酝酿并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18年5月，章士钊应护法军政府总裁岑春煊之邀南下，担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后来又被任命为南方“和议”代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会议。从此，章士钊与李大钊几乎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旅程。虽然李大钊与章士钊在政治思想等方面持论不同，但并没因此而影响两家人的真挚友谊。李大钊是吴弱男三个孩子的家庭教师，他的大女儿李星华则是吴弱男的义女，夫人赵纫兰及孩子经常到吴弱男的家里做客，相处宛如一家人。 1925年秋天，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工作，李大钊向吴弱男借用这台打字机长达一个月之久。利用这台打字机，李大钊亲自打印了不少党的秘密文件，并与共产国际和苏联驻华代表进行了密切联系。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吴弱男夫妇四处奔走，竭力营救，但军阀政府不顾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于4月28日将李大钊杀害。李大钊的牺牲，让吴弱男悲痛万分。为了怀念李大钊，吴弱男一直精心保存着李大钊送给她的签名照、书信等，当然也包括这台李大钊借用过的打字机。1964年7月，吴弱男把这台打字机捐献给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1995年11月，它被国家文物局全国一级革命文物鉴定专家组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如今，这台打字机就静静地陈列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厅的恒温恒湿柜里，每当看到这台依然闪耀着金属光泽的打字机时，仿佛还能听到李大钊同志当年正在敲击键盘的“哒哒哒”的打字声。 
1920年9月版共产党宣言
张人亚衣冠冢
深藏于衣冠冢里的《共产党宣言》 韩晶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展厅中央的展柜中，陈列着两本薄薄的小册子，纸张微微泛黄，面对着人来人往，无声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别小看她们，这可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1920年8月首版本和9月再版本。这两版宣言被后人称为 《共产党宣言》“姐妹本”，非常珍贵，一大会址纪念馆能够同时收藏两版，极为难得。两本小册子，加起来不过百页有余，而在9月版的这本册子背后，还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又感天动地的故事。 《共产党宣言》由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完成，1848年2月在伦敦出版，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其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由陈望道翻译、陈独秀和李汉俊共同校阅的第一个中译本 《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8月，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在上海出版。这版《宣言》的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微侧半身肖像，首印1000册，很快售罄。由于排版疏忽，封面错印成《共党产宣言》。于是在9月再版，加印1000册，封面书名亦改正为《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肖像的底色变成蓝色。此后《宣言》多次重印，成为国民党统治时在国内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所藏9月版《共产党宣言》正文首页，盖有一方长方形的图章，上书“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这是怎么回事呢？ 图章中提到的张静泉是宁波镇海人，中共早期党员，革命生涯初期主要在上海领导金银业工人运动。1923年工运低潮时，他改名张人亚作身份掩护，他的工作重点是党、团工作及领导机关出版书报的发行工作，因此有机会获得《共产党宣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张人亚决定冒险将其保管的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报转移到宁波镇海乡下。1927年末的一个冬日午后，张人亚带着一批书报文件回到镇海霞浦老家，其中就包括两本9月版的《共产党宣言》。张人亚的父亲张爵谦思想开明，听到儿子要他保护这些文件，马上答应下来。老人对外声称张静泉已在外丧生，并为其修了一座衣冠冢，将那批书报文件用好几层油纸精心包裹，秘藏于衣物下。这一埋就是二十余年。直至1950年，中国大陆基本解放，张人亚却再无音信。张爵谦料想儿子已凶多吉少，遂挖开墓穴，取出文件，让三子张静茂带回上海，上交给政府。张静茂为纪念父兄的壮举，专门刻章印于书上，这就是前述那方印章的来历。其实张人亚离开家乡后，于1931年12月赴江西瑞金继续革命工作，次年12月因劳累过度在苏区病逝，时年仅35岁。 1959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身）开始征集文物，张静茂获悉后，立即将这两本珍贵的《共产党宣言》无偿捐赠。据馆内档案记载，收到此书时，其纸张除因年久泛黄、发脆外，整本书基本完整，无明显残损。1995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全国一级革命文物鉴定确认专家组鉴定，确认为馆藏国家一级文物。这本铅印的32开、58页的小册子，凝聚着张人亚烈士为革命奋斗终生的信仰，也寄托着烈士一家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感人情怀。 拥有《共产党宣言》9月版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但遗憾的是一大纪念馆还没有收藏到8月版。由于时隔较远，且有各种反动势力的搜检、销毁，初版《共产党宣言》已颇难寻踪。纪念馆加大了宣传征集的力度，终于在2005年8月，从一位山西望族的后人手中征集到《宣言》8月版，从此这两版珍贵的“姐妹本”得以共同珍藏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她们向人们默默讲述着那段革命的岁月，纪念着那些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可敬的人，成为革命信仰传承的最好见证。 
◆《游击队歌》原曲稿
◆贺绿汀在解放日报上谈创作经过的文章
从贺绿汀家里“唱”来的《游击队歌》手稿 毛亚蓉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浩如烟海的革命文物中，有一张陈旧泛黄的纸片。晕开的水渍流露出岁月的沧桑，在锈迹斑斑的骑马钉两侧，布满了小蝌蚪般的音符和潦草的钢笔字，轻轻的，不经意间，很容易被人所忽视。不过，当我告诉你，它是由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先生创作的《游击队歌》 的原曲稿时，你一定会肃然起敬,感受到它那金子般的光彩和沉甸甸的分量。 1937年8月13日，日寇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淞沪抗战爆发。上海民众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上海文艺界人士及时组织救亡演剧队奔赴内地和华北前线，投入抗日宣传活动。8月21日，贺绿汀毅然跟随演剧队第一队，从上海西站坐火车出发，他们沿沪宁、陇海、同蒲铁路线作巡回慰问演出。年底，他们渡过黄河来到山西临汾，在为阎锡山部队演出时，打听到八路军办事处正巧迁至临汾城西郊刘村。于是，队员们一致要求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休整，为八路军战士演出。 办事处主任彭雪枫接待了他们。彭雪枫向演剧队队员们介绍了八路军抗战的情况，同时还给他们送来了一批有关开展游击战的文件资料。贺绿汀被八路军巧妙运用游击战、沉重打击日军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文化人特有的敏感，使他的脑海里呈现出游击队员们一个个神出鬼没于“高高的山岗上”“密密的树林里”，“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的酣畅淋漓的场景；音乐家特有的灵感，让他的脑际中闪现出“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荡气回肠的感人旋律。他浑身上下热血沸腾，一种前所未有的节奏、旋律喷涌而出。神枪手凝神的气息，飞行军跋山涉水的步伐，宿营地里危机四伏的静谧，与仇敌拼杀的惊天怒吼等，出神入化地成为了他那充满现场感的、信手拈来的音乐元素。炕上油灯里的油干了，灯草也快烧尽了，那些零碎、片断的音乐形象也一气呵成！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经久传唱的经典歌曲。它诞生在日寇铁蹄蹂躏、哀鸿遍野的腥风血雨中；它吟唱在敌后的青纱帐、地道里；它响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它鼓舞、激励人民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38年春，八路军总司令部在刘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在会议晚会上第一次演绎了这首歌曲。当时没有钢琴，没有乐队，只有欧阳山尊吹着的口哨权作伴奏，一阵阵嘹亮的歌声，使贺绿汀仿佛看到了一颗颗火热的心在跳动。演出结束之后，雷鸣般的掌声就是最好的肯定和赞美。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等和演员们一一握手，尤其是朱德，紧握住贺绿汀的手，赞扬他这首歌“写得好”。从平型关战场打了胜仗来此休整的685团团长杨得志，竟急邀贺绿汀和演剧队一个营、一个连地教唱这首歌。当部队开拔的那天，漫天雪花飞舞，战士们一边齐声高歌，一边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前线。 贺绿汀先生是位杰出的音乐家，如果说《牧童短笛》《森吉德玛》《晚会》 等是先生陶醉于妙不可言的民族音乐的神来之笔，《四季歌》《天涯歌女》《春天里》等是先生处在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深切感受、同情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黑暗势力的呐喊，那么，《游击队歌》 则是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熏陶下创作的最为成功、永垂不朽的红色歌曲。它高屋建瓴、大气磅礴，它浪漫乐观、举重若轻。由此，这首抗日战歌迅速传遍全国城乡，甚至在敌占区，人们也广泛传唱。它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像阳光一样驱散了人们心中恐惧强敌的阴影，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夺取胜利的斗志和信心。 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又是怎么保存到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呢？原来，1961年8月，纪念馆陈绍康老师在上海《解放日报》上看到了贺老写的文章《游击队歌创作经过》，萌动了征集原曲稿的想法。几天后，当他应约来到贺家亲眼见到了这份珍贵的原稿时，竟情不自禁轻轻哼唱起来，贺老听了哈哈大笑，并真诚地表示:“《游击队歌》曲稿捐献给你们，由国家收藏好。” 如今，《游击队歌》原曲稿已作为国家一级文物予以珍藏。 
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馆藏背后的红色记忆
（本期内容将于10月1日至10月8日在上海新闻广播FM93.4《990早新闻》播出）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