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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香港回归20周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已被证明是成功的。 澎湃新闻深入香港细部，触摸20年间香港各个领域的变化，有的很大，有的很小。无论大小，均值得记录。 澎湃新闻刊发的“香江廿年”系列报道，今天讲述国务院港澳办原常务副主任陈佐洱与“一国两制”的故事。 
2017年6月14日，北京，国务院港澳办原常务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创会会长陈佐洱接受媒体群访。 视觉中国 图
1997年6月30下午，香港下起了瓢泼大雨。陈佐洱站在香港新世界海景酒店29层窗前俯瞰，维多利亚海港惟余莽莽，香港会展中心新翼旧翼华灯初上。再过几个小时，他就将在那里见证历史性时刻：中英关于香港政权的交接仪式和中国香港特区成立及特区政府宣誓就职典礼。 “这许是苍天洗涤近代史以来第一个国耻的泪水呢。”望着玻璃窗上流淌的雨帘，陈佐洱心想。 在直播不远处英方在添马舰的露天告别仪式，所有人上下湿透，却仍不失庄严。他看到他的老对手、“末代港督”彭定康，手上的稿子也被雨淋得一团糟，不知在说着什么。 作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常驻香港，参与中英谈判最后的1208天，一一浮现在眼前。大到驻军问题、财政预算编制、终审法院设立，小到一本特区护照、一套回归纪念邮品的设计，还有新机场、西北铁路、港九排污计划、移动电话专营权等一系列“过渡期”建设……陈佐洱常常日夜连轴转，努力跑好从前辈们手里“接力的最后一棒”，直到1997年7月1日零时，亲眼看到英国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升起，方觉“不辱使命”。 陈佐洱曾这样阐述国务院港澳办官员与职业外交官的不同：他们“把能亲身参与见证港澳回归视为一生的莫大荣幸”，“以倾力推行‘一国两制’为终身事业”。 30年来，他与香港“结下不解之缘”。香港回归后，他先后出任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常务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70岁退休后又出掌新成立的全国港澳研究会，时时心系“一国两制”方针以及香港的繁荣稳定大计。 陈佐洱说，“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一国两制’的实践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从国家层面、香港层面、国际层面都可以列举出许多成功的数据和事实，可惜当地的一些媒体报道得太少了。” “有人说，2047年‘一国两制’将要完结了，所以要‘公投自决’香港前途，这根本就是伪命题。《邓选》第三卷讲了，50年不变，50年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陈佐洱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直言，“‘一国两制’是长命百岁的，是常青树。我对‘一国两制’必然成功，充满信心。” 为香港“看住这笔数” 1984年，陈佐洱第一次到香港。那时，他42岁，是中新社福建分社社长，参加福建省组织的新闻界代表团访港活动。当时的香港到处能见到塔吊、高楼，兴建中的地铁，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景。参观亚视、香港电影节，更令陈佐洱耳目一新，一洗以往对香港“文化沙漠”的印象。 
22轮艰难谈判决定了香港未来。
经过22轮艰难谈判，这一年年底，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签订。陈佐洱未曾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将参与到这一事业中去。 偶然的机缘始自1987年9月。两位台湾记者在东京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提出公开到中国大陆采访。接待任务交给中新社，陈佐洱第一次做了中方“代表”。 台湾记者下机的那刻，由于飞机晚点，在廊桥上等候已久的陈佐洱脱口而出，“欢迎欢迎，等了你们38年了。”此话成为次日全世界许多报纸头条标题，但褒贬不一，陈佐洱为此也承受了不小压力。 后来他听说，是邓小平肯定了这句话。接待任务完成后，几个中央单位向他伸出橄榄枝，陈佐洱选择了国务院港澳办，“因为那个时候离香港回归还有整整十年，我想能参与其中是很大的荣幸。” 此后他再次因言论引起争议，要数“过渡期”中英谈判时的一段“车毁人亡”论。 1995年底，正值中英谈判共同编制跨1997年财政预算案，港英政府宣称，5年间社会福利开支年均增幅达27%，并规划到2000年香港社会福利服务达到第一世界国家标准。此举以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为未来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坐蜡为代价，而且严重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规定和基本法的量入为出、审慎理财原则。 面对媒体时，陈佐洱做了一个比喻：彭定康上任后，港英各项社会福利开支突然变成了一辆在崎岖道路上飞奔的高速赛车，如果继续这样往前开，不用多少年，将车毁人亡，而车上坐的正是600多万香港老百姓。 但彭定康偷换概念，称“港人是最好的司机”，给中方扣上“反对提升任何福利”的帽子，还反指责中方“干预香港事务”。一时间舆论一边倒地声讨谴责陈佐洱。就连他探访“笼屋”居民一事，都被反对派议员斥为“鳄鱼的眼泪”，他的夫人甚至不敢上街、上班，害怕被人指指点点。 这是陈佐洱在香港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不过，令他感动的是，还有不少香港市民或当面或写信给予他支持。其中有一位的士司机在车上认出他，激动地说：“陈代表，你说得好！英国佬想在走之前把钱花光，你可要为香港‘看住这笔数’呀。” 陈佐洱回忆，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及多任财政司司长都曾动情当面感念他，为香港的未来把住了关。 “为特区留足家底”，确实是中方代表最重要的使命之一。陈佐洱赴港前参与的新机场建设的反复谈判也是如此。英方曾突破新机场建设谅解备忘录的协议，将成本预算从986亿港元提至1122亿港元，并冒出225亿港元“或有负债”。 而在中方压力下，经过一年多的磋商，最终英方又将成本预算降至1080亿港元，同时增加注资603亿港元，消除了“或有负债”，还将1997年后地铁和机管局的债务从730亿港元降到了230亿港元。 邮票上的“主权” 不过，最艰难的谈判任务，还得数解放军先头部队提前进驻香港的谈判。 从1995年10月谈判到1996年4月，中英双方终于达成协议，以技术后勤人员为主的196名解放军先遣人员，分三批于4、5、6月不携带武器提前进驻香港，准备防务交接。 然而，直到5月初，中央领导人发现方案还存在严重缺陷——假如荷枪实弹的驻港部队7月1日零时才进港，从北到南抵达全部营地尚需2到3个小时，香港大部分地区将出现防务真空。 
驻港部队是香港稳定的坚强后盾。
双方外交高层进行了一个多月谈判，没能取得进展。陈佐洱接到谈判任务时，已经是6月16日，其负责主谈的14项议题都已完成，而这最后一次任务显然是最艰巨的，上级指示一周内必须达成协议，“关键是——快！” 在谈判中，英方最看重的就是“光荣撤退”前夕管治香港的对外观感，不愿意看到解放军提前“招摇过市”，尤其是位于繁华市区的驻港英军总部军营——威尔斯亲王大厦。而中方坚持必须进驻，原因是政权交接仪式就在这附近的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恰恰是最该执行防卫任务的地方。这一问题遂成为“僵局中的僵局”。 很难想象，双方的关键让步是在一间储藏室达成的。6月20日散会后，英方代表包雅伦和陈佐洱一起走在最后，互相对视后决定“两个人再谈谈”。在这个没有灯光、三四平方米大小的密室里，两人坐在一张条凳上，透露了互相让步的信息：在英方开放总部军营的前提下，中方可以放弃进驻另一个位于九龙闹市区的枪会山军营，先头部队人数也可以再调减。 先头部队的人数最后定格在509人，比北京给的底线多出9人，其中进驻威尔斯亲王大厦的有78人。当英方提出人数过多时，中方几位解放军专家解释，按照中国军方惯例，重要场区防务安排要设双岗，同时还提出建议在该军营增加一场两国驻军防务交接仪式，巧妙地照顾了英方面子，解决了争议。 5天5夜的谈判，圆满完成任务。6月30日21时，先头部队乘坐39台依维柯中型客车，从深圳两个口岸同时进入香港。 “外交官必须随时维护至高无上的国家主权，我们在谈判中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另一令陈佐洱印象深刻的谈判，是有关中英双方合作发行一套香港回归中国的纪念邮品事宜，为此在几个月内专门开了三次专家小组会议。其中一大争议问题是，邮票票面上采取何种中英文字样。英方一度坚持采用原有的“香港HK”，但中方坚持改用“中国香港”，以体现中国主权，最终使英方在合作协议书上签了字。 
香港回归纪念邮票。
回忆20年前的回归时刻，自豪感和喜悦之情仍然充盈陈佐洱内心。他还记得，回归前两天，所有香港出租车都在前窗两侧竖起了鲜红的国旗和区旗，穿梭在大街小巷，“哗啦啦飘”。大大小小的公司都在做回归纪念品，贵的上万元，便宜的只要几块钱，香樟手饰、一条塑料做的中华白海豚等等，吃、穿、用以及有收藏价值的珍品层出不穷。连路边聊马经和股经的市民，言谈间都带有一份憧憬。回归当天全香港的犯罪率是零。 “你能说香港市民不爱国吗？真的是爱。6月30日深夜，许多香港市民站在大雨中等候迎接解放军驻港部队；过了24点，香港纪律部队职员满心欢喜地更换帽徽、肩章，为不再是英国殖民地的、成为了中国的公务员而兴高采烈——都是这样的感情。”陈佐洱感慨地说。 “一国两制”是常青树 陈佐洱强调，“一国两制”是香港回归祖国的最好解决办法，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是中央治国理政的重大创新。 他喜欢不厌其烦地讲述两个香港历史故事：一个是1841年1月特使直隶总督琦善正奏请道光皇帝，是否将香港岛南部香港仔一部分让英国船停泊补给之际，英军却一夜之间强占了香港全岛，汉奸们天亮就张贴布告，谎称英国已与中国政府“议定诸事”。到1842年8月签订《南京条约》时，只相当于补办手续而已，可见“弱国无外交”。 第二个故事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军只抵抗了16天，就向日军投降。日军占领港岛当天，制造了圣士提反书院大屠杀，170名伤病员和医护人员惨遭杀戮。几天里，沿街被无辜枪杀的市民不计其数，被强奸的各国妇女达万人。“这段可耻的历史，日本当然不愿意提，英国也不敢提，现在香港特区知道它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陈佐洱痛心地看到，如今只有不足10%的香港中学生在学校选修国史课，而香港回归前还有45%。他直言，香港被殖民150多年，英国刻意淡化港人的政治和文化身份认同，国家观念十分淡薄，加之回归后国民教育的缺失，出现了一些重要领域“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国化”问题。 “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必须坚定不移，必须不走样，不变形。有的人忽略‘一国’，突出‘两制’，实际上是只考虑资本主义那一制，所以才出现很多偏差。”2013年底，陈佐洱出任新成立的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后，在出席研究会举办的一些论坛时经常公开谈论这些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其中就包括“三个不能‘平起平坐’”的提法。 陈佐洱向澎湃新闻记者重申：第一，“一国”和“两制”不能平起平坐，“一国”是前提，“一国”下面才有两制，光讲“两制”，丢掉前提，“两制”根本没有意义；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平起平坐，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主体，一小部分地方保留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依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种制度同时并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更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十八大提出，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保持香港澳门繁荣稳定，两件事都是大事，但一是国家大事，二是地方大事，两者也不能平起平坐。 陈佐洱不讳谈，香港历来是国际间谍喜欢扎推的地方。“我们与香港反对派和外部势力围绕香港管治权的斗争是长期、复杂的，有时是十分尖锐的，这是治理香港管长远的精准研判。” 他认为，非法“占中”事件的本质即在于此，“在中央支持下，特区政府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平息了非法‘占中’，其意义和完胜的艰巨性一点也不亚于1997年政权交接。” 对于“港独”的出现，陈佐洱也不觉得奇怪，“这在回归前就有了。”上世纪80年代初，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为抵制中国收回香港设想的一种方案就是搞香港独立；谈判期间，中方也一直坚决反对中英双方之外插进一条所谓香港的“三脚凳”。 他指出，去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104条释法，有力遏制了“港独”势力的嚣张气焰，在中国香港特区的政治架构内决不允许有“港独”分子的席位，这也是落实进一步强化中央全面管治权的应有之意。 
香港的未来可期。新华社 图
陈佐洱最喜欢的香港歌曲是罗大佑的《东方之珠》和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还能用粤语唱后一首歌。 每次到港，只要时间允许，他都喜欢乘叮叮车，从上环往筲箕湾缓缓走一趟，有时下车步行一段再上车，沿途欣赏七彩纷呈的风景，常常被感动，那是从一座座楼房、一间间商铺、一个个乘客和行人身上迸发出来的香港活力。 正因为对香港的深厚感情，陈佐洱对近年来香港经济民生的发展不无忧虑。在一次公开发言中，他列举香港在多个方面被新加坡、澳门特区和深圳、上海等地逐步赶超的现实。他说，“痛定思痛不无痛苦，但为了奋起直追有此必要。这是一个热衷于‘一国两制’研究的老朋友的心里话，别当作官话。”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2月30日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发表了很重要的讲话，他指出：我们要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陈佐洱说，“领会习总书记讲话精神，某种意义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和祖国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展香港所长，为祖国所需，是香港发展唯一正确的路向。” 他衷心祝福香港，以宽广的视野和胸怀，凭借仍有的独特优势，充分把握一带一路机遇，主动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规划；聚焦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扩大与内地合作，共同打造大湾区，共同开辟一带一路广阔天地。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