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模湾的茅崎市、藤泽市、镰仓市南部临海一线称作湘南海岸，湘南一词，是由中国西汉首个封国长沙国的湘南县县名辗转而来。湘南海岸以一个美丽的海岸边小岛江之岛为界，分出东侧的片濑西浜海岸和西侧的鹄沼海岸，那里有明治维新时代依照欧洲的海滨休养地形式开发的日本早期海水浴场——片濑西浜海水浴场和鹄沼海水浴场。 1935年7月9日，一名叫做聂守信的23岁年轻人来到了湘南海岸。聂守信即是作曲家聂耳，来日之前的几年中已创作出《卖报歌》、《毕业歌》、《大路歌》、《码头工人歌》、《梅娘曲》、《塞外歌女》、《铁蹄下的歌女》等数十首歌曲，其中有一半是田汉及其夫人安娥作词的。 中国现代戏剧奠基人田汉既是剧作家、歌词作家，也是革命者，他是聂耳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的介绍人，更是聂耳加入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1934年，田汉为上海的电通影业公司写下了后改名为《风云儿女》的剧本《凤凰的再生》，并在香烟盒纸背面写下了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草稿，但他在此后不久的1935年2月被捕入狱，聂耳义不容辞地接下了作曲的任务。《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在聂耳脑中酝酿途中，党考虑到他的安全问题，为防他被国民党逮捕，也为让他去欧洲深造，于4月15日，安排他乘日船“长崎丸”从上海去了日本。 “长崎丸”16日抵神户，18日聂耳便乘车抵东京。他先找到了早他一个月到达日本的云南同乡张天虚（张鹤）的宿舍。张天虚，写下长篇小说《铁轮》的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到日后是左联东京分盟“小说之家”的活跃分子，是聂耳在昆明时就结交下的朋友，也是在上海时代的同志。他带聂耳进入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还介绍聂耳参加了左联东京分盟的“戏剧之家”。《纪念聂耳》(一) 聂耳准备在日本逗留一年，并做了四个“三月计划”，第一个“三月计划”的前期将《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完成并寄回国内，然后他要突破语言关，他结识了许多左翼留日学生，参加了两次于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举办的“留日学生艺术界座谈会”，作了题为“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的演讲，放声高唱了刚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他还常到上演普罗文化剧的筑地小剧场观看戏剧，在那里接触认识了“新协剧团”的秋田雨雀等许多剧作家。 当年夏，“新协剧团”要去大阪、神户、京都等地做旅行公演，聂耳想同往观剧并与剧作家们交流。因为还有一段时间，已是聂耳朋友的“新协剧团”负责摄影和灯光的朝鲜人李相南（朝鲜地下共产党员），建议先到藤泽鹄沼海岸放松一下，再去富士山看看，最后再按公演日期与剧团汇合。聂耳接受了这个建议，于7月9日随李相南来到藤泽，住进了李相南的朋友、也是搞摄影和灯光的滨田实弘家中。当日，聂耳就在李相南陪同下游览了江之岛，次日他到了鹄沼海岸散步，此后数日不是到江之岛便是到鹄沼海岸散步、游泳。 江之岛 转眼到了17日午后1点半，聂耳和李相南、滨田实弘的姐姐秀子、秀子的儿子松崎厚三人，来到鹄沼海水浴场。李相南独自游泳，秀子及其子在浅水区游泳，而聂耳游进了深水区，一去不复返。 聂耳之死及后事，均有记录和存档，可大致述之：秀子及其子游泳一小时后准备回家时发现聂耳不见了，她们在岸上加水中的李相南在鹄沼海岸寻找到4点半也没找到他，便向海岸监视所报警了。他们加上后来赶来的滨田实弘一起，又寻找到晚上11点才回家。次日晨又去寻找，在他们失望而归时，接到警察通知说聂耳的尸首已被打捞出来了。聂耳的嘴中流出少许血，头部也有少许血，医生的验尸报告说聂耳是因窒息致死。聂耳的好友张天虚闻讯赶来，确认了躺在棺木材中窒息而死的聂耳，领回了火化后的骨灰，翌年与聂耳家属代表邓子平一起将骨灰带回上海。又过了一年，聂耳三哥聂叙伦将骨灰带回昆明。再过一年后，聂耳的骨灰被埋葬于滇池旁的西山……，位于滇池景区出口处附近的山坡上。 60年后，我在日本的立教大学法学部做客座教授。夏天，学校的狮子会（校友会）组织外国留学生和客座教授去鹄沼海滨公园“一日游”。我乘坐电车在鹄沼海滨下车，按照路线图穿过街区向海边走去。就在走近海岸，已经看见蓝色大海和白色波澜之际，我突然发现在沿海公路和海边沙滩之间，有一个面积不大的纪念广场和微型公园，里面有聂耳纪念碑，还有一座黑色的梯形石碑，上书曾任藤泽市市长的叶山峻所写的“聂耳纪念广场”。我虽然知道聂海是在日本海岸游泳时突遇风浪而溺水身亡的，却不知道在日本还有聂耳纪念广场和聂耳纪念碑。我紧走几步，走下公路进入“聂耳纪念广场”。“聂耳纪念广场”位于湘南海岸公园西端、临近引地川河口处，是一个被齐胸高的绿树环绕出来的长方形小广场。 聂耳纪念碑的安置方式独树一帜——不是像传统的石碑那样竖立，而是位于纪念广场中央，一块白色的一米见方的平行四边形，上边稍稍扬起、呈斜面放置，连同底座高约六十公分，站在它的前面，就好像指挥家站在乐谱台架前。碑的正中凸出三道横石条，四边以阴刻手法凹刻下几条空白，这几道刻画很明显地浮现出一个“耳”字。因为“耳朵先生”就是日本人对聂耳的爱称。纪念碑前有一个也是白色、但略低于碑体的长形小石台，作为祭台，可以供放鲜花祭品。纪念碑的右侧斜后方，立有一面由赭红色、土褐色的石片镶缀于表面的两米见方的纪念墙，墙上嵌入了铜制的聂耳胸像和铜制的聂耳手书的“聂耳”两个大字。纪念碑的两侧立有多面纪念墙和纪念碑，记述了聂耳纪念广场及聂耳纪念碑的建立过程。 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的聂耳纪念广场及聂耳纪念碑的建立和形成，有一段历时几十年的颇为曲折的过程： 1950年，住在藤泽的马克思主义者福本和夫，在英文版的《人民中国》上读到了新中国国歌和有关聂耳的记载，他立刻转请曾任藤泽市议会议员的作词家叶山冬子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翻译成了日语。同年11月，在藤泽市的记念聂耳晚会上，用日语歌唱了《义勇军进行曲》。聂耳和《义勇军进行曲》因此为当地民众广为知晓。此后，福本和叶山发起了建立聂耳纪念碑的运动。1954年聂耳纪念碑建成，当年11月1日，访日的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出席了纪念碑揭幕仪式。纪念碑由日本建筑界近代主义先锋山口文象设计，纪念碑碑铭（解说词）为秋田雨雀所撰，僧人书道家丰道春海书写了碑文。碑文内容可译为： 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曲家聂耳的终焉之地 他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来此避暑游泳，淹没在突来波澜中而成为不归之客。聂耳一九一二年生于云南，师事欧阳予倩。在短短的二十几年的生涯里，留下了歌颂中国劳动民众的《大路歌》、《码头工人歌》等大作，现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也是聂耳作曲的。倾耳过来，至今可以听到聂耳的亚洲解放之声。 这里是聂耳终焉之地。 一九五四年十月秋田雨雀撰丰道春海书  聂耳纪念碑原来位于距聂耳溺水处附近的引地川河口西侧的鹄沼海滨公园，新的聂耳纪念碑则坐落在河口东侧的湘南海岸公园。新的聂耳纪念碑安放于更加宽广坚固的台座上，两边新添了两块石碑，一块立着的石碑上刻着叶山冬子的儿子、时任藤泽市市长的叶山峻书写的“聂耳纪念碑的由来”文，一块卧着的方形石碑上刻有郭沫若的题字“聂耳终焉之地”。正是因为与聂耳的生死渊源，1981年，昆明市与藤泽缔结为友好城市。 聂耳死后，对其死因存在“他杀”和“自溺”两种疑问并非不可想象的，而日方保留的文件资料，包括医生鉴定、警察判定、时任藤泽町町长签署的“认许证”（认可证明）等存档记录得出的结论是“自溺”。而“他杀说”主要是在当时的中国留日学生中间传闻，主要是因为滨田实弘、张天虚等人亲眼所见“聂耳的嘴中流出少许血，头部也有少许血”。而他们所见到的情况流传到上海时就变成了“七窍流血”，因此引起了中国国内意识盛传的“谋杀”说。 就在聂耳故去的1935年年底，中国留日学生出版的《聂耳纪念集》（张天虚、黄风编辑）中，就有当时在日本的郭沫若写的《悼聂耳》诗（次年载于上海中华日报），其中有：“问海神你如何不淑！为我辈夺去了斯人！”也仅仅是质问海神，并无声讨日帝之词。但郭沫若1954年为云南滇池的聂耳新墓所撰写的《聂耳墓志铭》里却有“不幸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未能明焉。”因此又引起了对于聂耳死于“谋杀”的质疑，最后还是以专家考证、认同日方结论而释疑。 1986年3月，作为纪念聂耳逝世50周年的一个项目，藤泽市民捐款，建成了嵌有铜制聂耳胸像的纪念碑墙及其两侧的垣墙，并修整了纪念碑的周围环境，形成了今日所见绿树环绕的聂耳纪念广场。2010年12月，在垣墙上嵌入了采自云南石林石头做成的平板石碑，碑面上彫刻着“聂耳生平”和“聂耳纪念碑保存会的活动”等介绍文字。 时至今日，每年的7月17日——聂耳的祭日，聂耳保存会会员和藤泽市民都会来到聂耳纪念广场，举办“聂耳纪念祭”，在聂耳纪念碑前献上鲜花，默悼致意，然后由市消防乐团吹奏起响亮的《义勇军进行曲》……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