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1月，为增强国防力量，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图为1963年4月，周恩来和专委会成员贺龙、聂荣臻、张爱萍等在中南海
在决胜阶段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以超常的精力与智慧指挥“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与发射 航天科学是当今世界的高新尖科学，当时中国经济与科学水平同先进国家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加之航天大国对技术进行垄断和封锁，因而中国发展航天事业困难既多又大。然而周恩来始终以超常的精力、智慧与严、细、实的作风和科学工作方法，以身教重于言教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的楷模风范，精心指挥和要求承担研制和发射卫星任务的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专家与科技人员都必须确保“东方红一号”卫星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的十六字原则。这在火箭与卫星研制的实践中，不仅成为我全体航天人的座右铭，而且铸就了中国特色的航天精神。 1966年6月30日，周恩来出国访问回国途中视察某导弹发射基地，专门观看由上海机电二局在“红旗一号”导弹基础上改进生产的“红旗二号”导弹的实弹发射。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周恩来高兴地向全体参加研制、生产和发射的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12月1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十七次中央专委会会议，研究人造卫星研制的时间部署问题，说：“1968年把东风三号搞出来，东风四号可以试，洲际导弹也可能搞出来，全部在这四年内解决。” 1969年8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上海来京人员，听取上海机电二局关于航天任务和隶属关系等问题的汇报，详细了解上海机电二局的生产情况和今后发展方向的设想后，首先针对领导体制指示说：“上海应加强对二机局的领导，上海机电二局的领导可实行双重领导，以上海为主。”其次，针对上海机电二局接下来的发展方向还没有明确的目标、对航天方面的一些新的科研项目要不要上和如何上还有不同意见的问题，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下达新的重要任务：“上海要建航天基地。”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不允许我们再拖下去了，你们知道，国际上已进入了太空时代，美国已宣布要登上月球了，我们也应该跟上，许多项目不是要不要，而是如何搞的问题。上海不仅要搞好导弹科研生产，而且要研制卫星和运载火箭。北京已经开始在搞了，但上海还是不能放松，上海也要抓紧搞，由国家科委做出安排。科研力量不够，可以再加强一些，中央的一些在上海的科研单位可以抽调几个归航天基地。”最后，周恩来对上海研制卫星和运载火箭的任务做了部署后说：“美国已宣布要向全世界实况转播‘阿波罗’登月，我们能不能首先把卫星接收设备搞起来，使中国也能看到人类登月球的实况？”在这一指示下达后，上海成立了专门领导研制运载火箭和卫星任务的领导小组，将周恩来交办的任务命名为“701”工程，在全市开展300多家协作单位的大会战，这不仅翻开了航天事业历史新篇章，而且对全国的航天事业和整个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1969年5月开始，火箭发动机按计划进行一、二级，二级，二、三级和三级全推力状态下的四级试车。后因造反派的干扰，二、三级和三级试车迟迟不能按照计划进行，时间一拖再拖。这一严重而又紧急的问题，被时刻关心着“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与发射的周恩来知道后，他先后于7月17日、18日、19日和25日四次召开七机部等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亲自协调，落实试车计划，严肃地要求两派的头头及群众代表要顾全大局，服从领导，不准干扰，从而保证了当年8月22日的二、三级发动机试车和9月6日的三级发动机试车获得成功。 1970年3月26日，“长征一号”火箭出厂前，周恩来在听取出厂汇报时，告诫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工作已经做好了，要继续仔细地做工作，搞好故障预想。经过广大科技人员的埋头苦干，奋发图强，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和运载火箭研制成功，并安全保密地运到酒泉导弹发射基地。 4月2日，周恩来为了准确掌握卫星的准备情况，将正在发射基地的专家们召到北京，并于当晚7时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周恩来认真听取了钱学森关于运载火箭和卫星总体情况的汇报。接着，由另外一位专家汇报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具体情况。周恩来听得特别仔细，当听到弹道参数时，他对几个参数在笔记本上做了计算，然后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计算结果与设计指标差了几毫秒？”这位专家一听，大为惊叹，忙解释说：“对不起，总理，是我把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四舍五入了。”由此可见，周恩来工作仔细非同一般。接着，周恩来问：“这次卫星发射，预计要飞经哪些国家城市的上空？”钱学森回答说：“要经过也门、乌干达、赞比亚、坦桑尼亚……”周恩来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些国家的名字后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飞经以上各国的首都，要事先预报出时间，这件事要做好，做准确。”周恩来最后又特别关切地说：“各项工作一定要做到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再一次听取卫星发射各个系统工作准备的情况。有位专家汇报时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再要念第二段时，周恩来说：“直接讲卫星的情况吧，我看毛主席语录就不用念了。”当汇报到卫星会飞经蒙古上空时，将蒙古说成“蒙修”，周恩来插话说：“蒙古就是蒙古嘛，蒙古修了，难道领土也修了？不要什么都讲修呀修的。”周恩来一边仔细听着汇报，一边提出问题，问道：“卫星能不能准确入轨，能不能清晰地播放出《东方红》乐曲……还能测量哪些空间物理参数？”这次会议从晚上7时一直开到深夜零时，整整5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周恩来自始至终精神饱满，边听，边问，边记录，一丝不苟，令人钦佩。 4月24日15时50分，周恩来给在导弹发射基地的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打去电话：“毛主席已批准了今天晚上的发射！”这一消息立刻传遍整个基地，试验场人声鼎沸，人人脸上都洋溢着激动的笑容，同时人人心里又都有点忐忑不安。全体工作人员在欣喜若狂过后，随即投入到紧张的最后检查各道工序的工作中。 当天21时15分，周恩来向导弹发射场发去关切的指示：“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谨慎，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争取一次成功！” 21时35分，“东方红一号”卫星在轰鸣声中被火箭托举着升上太空。18秒后，火箭按程序转弯，朝东偏南方向飞去，瞬间消失在浩瀚的苍穹之中。15分钟以后，指挥所接到卫星传来的信号，卫星与火箭分离，卫星进入轨道。 21时50分，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已经收到“东方红一号”卫星播放出来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洪亮。从这一刻开始，拉开了中华民族进军太空的序幕。 22时，周恩来接到罗舜初从现场打来的电话报告：“卫星入轨，并已收到播放出的《东方红》乐曲。”周恩来激动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连声说：“好！很好！”当即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特大喜讯。 4月25日，周恩来飞抵广州。当晚，他在主持招待出席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国四方”领导人所率代表团的盛大宴会上，以洪亮的声音宣布：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话音一落，与会者备受鼓舞，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表示热烈祝贺！新华社在这天晚上，受权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更为可喜的是“东方红一号”卫星至今仍在宇宙遨游，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地面仍可接收到，完全达到了当年周恩来具有科学预见性的高标准要求，实现了周恩来的具有中国豪迈气概的航天梦想：“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必须考虑政治影响，要比美国、苏联的第一颗卫星先进，技术要新，重量要重，发射机的功率大，工作寿命长，能听得见声音。” 在共和国的伟大航天事业的史册上，周恩来与“东方红一号”卫星占据了开创性的光辉的一页 据中共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记录所载，周恩来一共主持召开了40多次中央专委会议，还有若干次中央专委小会。这些会议记录上留下了他为中国“两弹一星”研制、发射成功所付出的心血和非凡的胆略与才华。他对中国“两弹一星”和其他尖端事业各个领域的发展，发表了许多精辟而具科学性的见解，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以及今后，都具有指导意义。 《周恩来年谱》记载：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再次召集有关部门人员开会，听取关于葛洲坝工程问题汇报。他在会上说：“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指导弹、卫星）。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周恩来关心的“上天”，是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航天尖端科技事业，是国家科学技术、工业、国防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标志，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安危、世界的和平。 1974年4月12日，周恩来抱病最后一次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他在会议快结束时，用满怀深情和希望的眼神看着与会人员，叮咛大家说：“中国的尖端事业，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一定要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这是他对中国尖端事业留下的最后的声音。不久，他病重住进了医院，中国的航天人再也听不到他们无比熟悉、无限崇敬的周总理亲切关怀的声音了。 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高度评价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委会领导“两弹一星”的成就：“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的标志。” 中央专委会重要成员聂荣臻对英国作家———《周恩来和他的世纪》的作者韩素音女士说：“中国从事原子弹和导弹技术都应归功于周恩来。”被周恩来亲切地称为“小邓”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邓稼先深情地说：“周总理作为中央专委的负责人，给中国的核事业与航天事业注入了说不尽道不完的智慧、勇气、忠诚与力量，使得在封锁、禁运和孤立的国际环境下，完全靠自己的拼搏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都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著名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在“两弹一星”方面，“总理是有伟大功绩的！”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