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公开的解释：谈“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为同时规劝“我们自己”和政府
胡适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一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1948年9月。当时，胡适在上海某校演讲，如此说道：“前年在美国时去看一位老师，他年已八十，一生努力研究自由历史，见了我说：‘我年纪愈大，我才感到容忍与自由一样重要，也许比自由更重要。’不久他就死了。讲自由要容忍，理由很简单：从前的自由是皇帝允许我才有的，现在要多数人允许才能得到。主张左的容忍右的，主张右的容忍左的，相信上帝的要容忍不相信上帝的，不相信上帝的要容忍相信上帝的。不像从前，我相信神，你不相信神，就打死你。现在是社会允许我讲无神论，讲无神论也要容忍讲有神论，因为社会一样允许他。……我虽是老朽，我愿意接受有自由的世界；如果一个是容忍一个是不容忍的世界，我要选择容忍的世界。”① 这一观点被广泛传播开来，则要待到1959年3月16日台北《自由中国》杂志刊发胡适的文章《容忍与自由》。胡适在文章中写道： “（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 于十七、八年前）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乍听起来，胡适似乎是在规劝台湾当局、规劝蒋介石要“容忍”，不要将“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的人当成敌人。但在文章的最后一段，胡适却把重点落在了对“自己”的要求上：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 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② 同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杂志创刊10周年纪念会上，胡适发表讲话，明确解释了自己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目的，是同时规劝“我们自己”和“政府、社会上有力量的人”： 
蒋介石1958年4月10日于台北南港与新任“中研院长”胡适合影
“我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提出一点，我总以为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们也可说，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会上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无论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人们自己往往都相信他们的想法是不错的，他们的思想是不错的，他们的信仰也是不错的。这是一切不容忍的本源。如果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都感觉到他们的信仰不会错，他们的思想不会错，他们就不许人家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来，一方面实在是为了对我们自己说话，一方面也是为了对政府、对社会上有力量的人说话，总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双方面的事。一方面我们运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时，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同时政府或社会上有势力的人，也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大家都应该觉得我们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是难免有错的。因为难免有错，便应该容忍逆耳之言；这些听不进去的话，也许有道理在里面。这是我写《容忍与自由》那篇文章主要的意思。”③
不便明言的隐秘目的：两次公开刊文和讲话都把侧重点放在“我们自己”，旨在缓和《自由中国》杂志与当局的紧张关系
其实，除了向民间（我们自己）和当局（政府、社会上有力量的人）喊话，“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双方面的事”之外，胡适的这两篇文章，应该还有另外一重目的：重申《自由中国》杂志同仁对当局的温和的建设性批评的立场，以换取当局的“容忍”，为杂志争取生存空间。1959年3月16日的《容忍与自由》一文，三易标题，即透漏出了胡适的上述心思。该文初题为《政治家的风度》，后改作《自由与容忍》，最后确定为《容忍与自由》。后一番变动，《自由与容忍》被置换为《容忍与自由》，明显是为了呼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一主题。前一番变动则意味深长： 以《政治家的风度》为标题，可知胡适的本意更倾向于劝说“政府、社会上有力量的人”要懂得“容忍”。他最终放弃这一标题，明显是不欲恶化《自由中国》同仁与当局的关系——1957-1959年，因批评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政策，《自由中国》杂志与当局关系已非常紧张；1957年，台湾军方曾以“极机密”的特种指示，在军中不点名地掀起了一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批判运动。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信中说道：“这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④。1958年，因反对蒋介石违宪第三次出任总统，《自由中国》的处境变得更为恶劣。 3月16日的文章，行文最后的落脚点在“我们自己”而非当局，实有公开坦陈《自由中国》同仁对当局并无敌意的用心。这种用心，在同年11月的公开讲话中，表达得更为直接——殷海光曾对胡适3月份的文章提出过批评，认为“就咱们中国而论，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建议“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向这类人士说去”。⑤胡适在11月的讲话中回应道：“殷先生这番话，我也仔细想过。我今天想提出一个问题来，就是：究竟谁是有权有势的人？还是有兵力、有政权的人才可以算有权有势呢？或者我们这班穷书生、拿笔杆的人也有一点权，也有一点势呢？……我认为我们这种拿笔杆发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轻自己。我们要承认，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过我们的势力，不是那种幼稚的势力，也不是暴力。我们的力量，是凭人类的良知而存在的。所以我要奉告今天在座的一百多位朋友， 不要把我们自己看得太弱小；我们也是强者。但我们虽然也是强者，我们必须有容忍的态度。”这番回应，将知识分子的道德力量（人类的良知）与当局的政治权力相提并论。胡适如此避实就虚，目的只在证成“我们必须有容忍的态度”。讲话末尾，胡适还以《自由中国》杂志精神领袖的身份，批评了杂志具体事务的负责人雷震，勉励众人“容忍”、“克己”、“管束自己”⑥……这些，显然也都是讲给当局听的。 上述两文刊发后不久，胡适私下还曾告诫雷震：“你说的话，我自己说的话，都会记在我的账上。你不知道吗？‘杀君马者道旁儿’。人家都称赞这头马跑得快，你更得意，你更拼命的加鞭，拼命的跑，结果，这头马一定要跑死了。现在你以为《自由中国》出了七八版，你很高兴，这都是你的灾害！”⑦。胡适希望杂志降低批评的调门，缓和与当局的紧张关系，以求保全。 
胡适(右二)陪同蒋介石视察“中央研究院”
胡适得到了蒋介石的“容忍”，但并不是他想要的那一种
《自由中国》杂志最终没有能够保住，雷震亦因组党，于1960年10月被判入狱10年。11月18日，自美国返台的胡适，围绕雷震案，与蒋介石就“容忍”一事有过一番谈话。据胡适日记，谈话中，“总统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胡则在表达了自己对当局并无敌意之后，请求蒋拿出雅量来“容忍”雷震等人：“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记。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⑧就笔者所见，这很可能是蒋、胡之间，关于“容忍”问题的最后一次直接交流。 胡适不厌其烦地谈论“容忍”，与他对蒋介石的个人观感有很大关系。自30年代以来，胡、蒋之间有很多的交流，蒋给胡留下了一些不错的印象。如1934年，因蒋于军事、内政、外交、财政、教育等领域无不积极干预，胡认为“这不是独裁，只是打杂”，托蒋廷黻带信给蒋，劝他“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蒋很快做出回应，发布公开声明，限制自己手令的传达范围。胡适在日记中评价：“此事可见他知错能改过”。1935年，胡适甚至刊文赞誉蒋“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理由是“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得平和了……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也是因为相信蒋有“容忍”的器量，胡适曾多次在公开场合给蒋以难堪。如1958年胡出任“中研院”院长，蒋亲临现场并讲话，赞扬胡适的德行并号召众人致力于复兴“明礼义、知廉耻”的传统道德。胡却公然唱了反调：“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⑨ 胡适不知道的是：蒋公开场合对他的尊重，并不代表蒋内心的真实想法。1959年前后，蒋在日记中对胡适的评价，大多诸如此类：“无耻政客，自抬身份，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对之如何讨厌也，可怜实甚”（1959年11月7日）、“无耻……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用心不正”（1959年11月20日）、“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徒恃外势而无国法，只有自私而无道义，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1960年9月8日）、“自由主义之文化买办”（1960年10月18日）……蒋对胡适的“容忍”，也并非因为明了“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的道理，而只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胡适对雷震案发表……此种真正的‘胡说’，本不足道。但有‘胡说’对政府民主体制亦有其补益，否则，不能表明其政治为民主矣，故乃予以容忍。（1960年9月8日）”⑩ 胡适得到了“容忍”。但这“容忍”，并不是他想要的那一种。 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蒋大松了一口气，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1962年3月3日后之上星期反省录）”、“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偏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1962年3月2日）”。那幅著名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也非如坊间所解读的那般，是蒋对胡适的“高度褒赞”；对此联，蒋自己的解释是：“自认为对胡氏并未过奖，更无深贬之意也（1962年2月25日）”。（11） 
1959年，南港。该年，胡适写成《容忍与自由》，刊出后并作同题演讲
注释①胡适，《当前中国文化问题》，1948年9月17日在上海公余学校的演讲。收录于：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 ②胡适，《容忍与自由》，刊载于《自由中国》1959年3月16日第20卷第6期。 ③胡适，《“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词》，1959年11月20日讲，杨欣泉记。载于《自由中国》第21卷第11期，1959年12月1日。PS：对胡适感慨“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美国学者究竟是谁，尚待考证——1959年的文章里，胡适说是“布尔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和自己谈话的时间是“十七、八年前”；但布尔去世于1938年，1941-1942年间胡适已无缘与之谈话。1948年的文章里，胡适只笼统说是美国的“一位老师”，谈话时间是“前年”；如此似更无可能是布尔，但“年已八十”“不久他就死了”等信息，却又与布尔相合（享年81岁）。 ④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P2594。 ⑤殷海光，《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收录于：张斌峰，何卓恩/编，《殷海光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P145。 ⑥胡适，《“容忍与自由”：〈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词》，1959年11月20日讲，杨欣泉记。 ⑦据胡颂平编著之《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这段话系1960年3月16日雷震来访时，胡适对他所讲。见该书第3217页。 ⑧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P724-726。胡当时曾对蒋剖白：“‘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我在十一年前说了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当时我也说过：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政府可以支持？如果这个政府垮了，我们到哪儿去？——这番话，我屡次对雷儆寰说过。” ⑨沈寂，《论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收录于《胡适研究 第2辑》，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编，2000。 ⑩蒋介石日记，全部转引自：陈红民、段智峰，《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11）同上。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