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孙中山第二次来到美国本土,在旧金山登岸时,又遭遇了与伦敦相似的“蒙难记”。几经周折入境后,孙中山撰写了《中国问题之真解决》宣传册,其“三权分立”、“五权宪法”的理论框架也在此时初步形成。这位“广东的穷医生”与一批美国友人结下深厚友谊,在海外华人和留学生中播撒民主革命火种。孙中山8个月的游美经历,刻写了革命生涯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笔。 “乱党孙氏将抵美” 1904年4月6日,经过一周的海上漂泊,“高丽号”邮船即将停靠旧金山。美国西海岸优美的弧线逐渐映入视线,3月31日从檀香山启程的孙中山即将第二次踏上美国本土。想起1896年自己首次来到旧金山宣传反清革命,被华侨视为“大逆不道”,响应者不过十余人的窘境,站在甲板上,他的心绪起伏:这次,自己的使命——联合华侨,宣传民主思想,为革命筹款,能否打开局面?
1901年4月,孙中山和家人在檀香山合影。中坐孙母杨太夫人,前立次女孙婉,左立儿子孙科,右立长女孙娫。后排左四孙眉、左五孙中山
为便于入境,临行前,在兄长孙眉等人帮助下,孙中山向檀香山茂宜岛的美国官员呈送了一份证件,领到了出生证明和美国岛居居民所持的护照。他哪能料想,在此之前,美国移民局已接到清廷驻旧金山总领事的通告:中国乱党孙氏将抵美,持有的护照纯系伪造。为顾全清美的邦交,请禁其入境。 据早期革命家冯自由回忆,孙中山一上岸,“被阻于船上者一夜,次日移送安琪儿岛木屋移民候审所,羁留竟日”。又一次生死危机!焦灼之际,孙中山看到木屋中,有同屋正在翻阅中文的 《中西日报》,想到身边正好有广东朋友的介绍信,委托伍盘照关照自己。遂相机而动,递出小纸条向 《中西日报》经理伍盘照求救。经伍盘照的通风报信,旧金山致公堂领袖黄三德立即组织营救。他先以自己的名义拿出500美元做保证金,保释孙中山。但要真正获释,还需向法院上诉。可是这“乱党”官司,该由谁来接呢?周折一圈,黄三德聘请了当地著名的美国律师那文,向当局交涉。那文谙熟移民法律程序,将官司一直打到华盛顿最高法院。 那时,清廷正在大肆张罗为慈禧庆祝七十寿辰。1904年4月22日,清宫传出一道懿旨:因思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著宽免其既往,予以自新。 历史常有柳暗花明的转机——经过律师那文的取证、斡旋,历经17天的审判,4月28日,美国工商部承认孙中山的出生证明,允许其入境。 这是自1896年伦敦清使馆蒙难,孙中山第二次经历被禁的磨难。 伦敦灾厄,孙中山由无名革命者而名声大噪。旧金山一拘一放,孙中山获得合法身份游历全美,初步凝聚支持革命的海外力量。
1904年1月,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发表《驳保皇报书》
在不少华侨眼中,这位中年人三句不离革命,不过是“一个广东的穷医生的空言号召”。这位“孙大炮”却愈发矢志不移。孙中山痛识到侨民风气仍旧闭塞,他立即行动,要向海外华侨广传革命之声。鼓动革命需要宣传利器。邹容撰写的 《革命军》,于1903年5月在上海印行,是鼓动革命最有力的宣传小册。孙中山看到旧金山侨民极少关心政治,比较关心国事的,大都是保皇会会员。在与黄、伍商量之后,筹款500美元,由 《中西日报》 翻印一万册。 《革命军》 一书在美国流传甚广,华侨得到该书的启发,不到半年,观念大变,同情革命的力量迅速增长。 俯首挥毫革命潮 1904年6月至7月,孙中山沿途进行宣传和募捐活动,由于一时很难打开突破口,他把目标转向留学界及国际方面的支持力量。不久孙中山抵达纽约,他第一次提笔写给未曾谋面的美国人麦克威廉士,请约定时间相晤:“黄先生(黄三德)嘱我一到此间,即行与你联络,定期拜候,将我们旅行全美的目的告诉你……何时在尊处与你会面较为适宜?一获回音,我当立即趋访。” 时任致公堂法律顾问、与黄三德很有交情的麦克威廉士接待了孙中山。几次谋面之后,麦克建议,孙博士既然有志革命,何不草拟发表一篇英文宣言,叙述中国革命运动的主旨,以获得“善良的、政治修明的美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和同情? 遍走天下荆棘路,俯首挥毫革命书。会见麦克威廉士后,孙中山在停留纽约的20余天中,忙碌之余,日夜构思这篇英文稿。巧合的是,耶鲁大学的法学博士王宠惠,是孙中山同乡兼故交的儿子。王宠惠欣喜地奔赴纽约,见到了孙中山。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也加入进来,几人天天畅谈,深入交流政治构建的设想。受到启发,孙中山提出将“三权宪法”(立法、司法、行政)发展为“五权宪法”(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使这五种国家权力能够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王宠惠等人深以为然。 停留纽约期间,孙中山邀约王宠惠一起构思这篇英文宣言,并参考了美国《独立宣言》的结构框架,阐述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出清政府之不可救药,民主革命的胜利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办法;二是指出西方政府对中国问题上两种错误政策,指出他们错误地认定“中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他们散布的所谓“黄祸论”更是“站不住脚的”;三是强调以中国问题为核心的“远东问题”对美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呼吁号称“民主与自由”的美国政府和人民同情支持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希望能在他们中间“找到许多的辣裴德”。“辣裴德”,即拉法耶特侯爵,他是法国贵族,年轻时抛弃优渥的生活,第一个志愿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在这里孙中山借用辣裴德的故事,希望中国的进步民主革命能得到更多国际支持。 在写好大半文稿后,孙中山为其取名《中国问题之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尔后方于8月4日离开纽约,在赴圣路易斯城之后,孙中山于8月31日将文稿随信寄给纽约的麦克威廉士代为印行。在信中,他托付友人:“在你把它付印之前,我希望你能仔细地订正一遍,并以更正确的英文来改写一下。”在文件中,孙中山直抒胸臆,首次提出“中华民国”的国号,说:“早已规划出一个周密的计划,把这个不合时宜的鞑靼帝国,改造为中华民国。”
1904年,孙中山在圣路易斯撰写的《中国问题之真解决》英文手稿
9月1日,孙中山离开圣路易斯后继续东行,并与麦克威廉士保持着通信联络。6日和15日,他由匹兹堡和华盛顿写了两封信给麦克,询问手稿的订正印刷情况,请其先打印一份寄给《北美评论》杂志于“下一期上刊出”;并嘱如单行本已印出,即“寄二三十册”到华盛顿朱龙先生处。26日,在书稿即将付印之际,孙中山更是一锤定音,为封面题写“革命潮”三个汉字。因为,“此三字在中国已公认为今日代表革命运动的意义”。麦克威廉士采纳了孙的意见,宣言小册子10月间在纽约印行一万册时,在二十四开大小的红色封面上,除右边框内印有英文书名“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及草书的英文“孙逸仙”签名外,左边还在醒目位置,印有中文“革命潮”三个字。 《中国问题之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书印好后,并没有公开发行,而是迅速分赠给美国国会议员及商界、教育界人士和各宣传媒体,还分寄欧美各国人士。其后旅日华侨学校教员陈宝琦、胡毅生复译成中文,以公民俱乐部之名义,印成中英文合刊之单行本分售各埠,香港《中国日报》亦曾经转载。这一英文对外宣言,成为西方了解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一扇窗口,在美国曾产生过广泛影响。 异邦穷困气不挫 1904年,38岁的孙中山已近不惑之年,距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亦有十年。 自4月28日获准入境,至12月14日离开美国奔赴英国,在8个月里,他途经旧金山、洛杉矶、费尼克斯、圣路易斯、匹兹堡、华盛顿、纽约、巴尔的摩和波士顿等数十个城市,“所到各埠,均发表演说”。这次走遍美国的游历,孙中山的日常生活起居状况,也被友人记录在历史的角落里。曾为孙中山受洗的喜嘉里牧师,1904年两次遇到孙中山,他有这样的印象:“至1904年,始于旧金山重遇之。先生谓余曰:中国痼疾已深,除推翻帝政外,别无挽救之法。同年冬季,复遇于纽约,形容枯瘁。”与孙中山过从甚密的王宠惠也回忆说,孙中山“异邦穷困,豪气不少挫”。在纽约时,王宠惠“奉电招赴寓所,为深远之谈。时国父困苦殊甚……寄居于乡人许芹牧师家中”。 虽备尝辛劳,然成果丰硕。在圣路易斯世博会上,年轻的陈光甫邂逅了孙中山,他转述,1903年5月,一批革命志士已在武昌成立秘密机关,并取得共识,要找到孙中山作为领袖。他们如今在比利时和德国留学,依旧在打听孙的行踪。这使孙中山意识到,革命思想已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完成革命策略的一个重要转折:由单纯依靠秘密会党,转而注重联合知识界精英。一年后,孙中山来到东京,将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整合在一起,正式命名:中国同盟会。通过与知识界精英的交往,孙中山完善了“五权宪法”的理论,首次提出“中华民国”的概念,充实和完善了其革命思想内涵。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孙中山最核心的革命理论——“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前者发轫于1894年伦敦蒙难时期,而后者则成熟于1904年游美时期。 1904年月10日,孙中山致函黄宗仰,告知在美国与保皇派论战的情况
旅美期间,孙中山与律师那文、麦克威廉士等国际友人结识,彼此的友谊也贯穿了随后的岁月。
1912年,当孙中山退位临时大总统后,律师那文从大洋彼岸的旧金山写信给孙中山,恳言:我不想给您一个我仅仅是个“官位猎手”的印象……我希望成为建立与重组一个伟大的新中国的一分子。尽管开始我所参与的可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且比较无足轻重的部分……我最乐意的是在您手下工作或做与您有关的工作,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这不是阿谀之词,是我内心心愿的表达,是建立在我对您的绝对信任和崇敬之上的。 从一次入境官司中彼此结识,到那文真诚地表达为孙中山个人服务,孙中山作为革命者的个人魅力可见一斑。后来,那文曾担任孙中山的法律顾问,1922年孙中山被困于广州永丰舰时,那文曾多次运送食品,参与双方斡旋工作,不辞辛劳为孙中山寻求国际支援,帮助孙中山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麦克威廉士一直精心保留1904年7月到9月间,参与印行《中国问题之真解决》宣传小册时,孙中山写给他的五封书信。后来,他还将这些函件交还于孙中山哲嗣孙科,孙科又于1973年交予台湾“国史馆”整理,使后人得以研究这部分珍贵手稿。麦克还关注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919年春天,第一次欧战结束,孙中山在上海亲撰英文 《国际共同发展实业计划》(简称《实业计划》),曾经寄送给麦克威廉士一册。麦克很热心地把《纽约前锋报》的评论文字,剪好寄给孙中山。那年8月26日,孙中山复信,邀请麦克威廉士近期能到中国一游,看看有什么可做的适合工作,有助于中国的发展。 孙中山8个月的美国之行,除华人社群外,获得美国商界、金融界的实际支援寥寥无几,美国官方也没有激起微澜。在《纽约时报》的两次报道中,孙中山不过是“广西拳匪叛乱的首领”,“为了获得美国的中国佬的合作以便发动另一场革命运动”。而这些策划推翻清政府的暴动,“在华外国人尤其是其中的妇女和儿童因此深感不安”。而在此前后的1903年和1905年,梁启超和康有为两人先后到访美国,都获得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接见。有别于这种盛况,孙中山这次旅美,并没能接触美国官方主流圈。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图为1905年的孙中山
耐人寻味的是,1909年3月,孙中山的护照到期,美国国务院拒绝换发。理由是:“他(指孙)非但没有尽美国公民的义务,反而是全力投入中国的政治,尤有甚者,他是鼓动反政府的领袖,而本政府和那个政府有友好关系”。 1878年至1911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六次到檀香山四次到美国本土,共计九年半,西方的政治、经济文明深刻影响了孙中山。1904年的旅美之行,孙中山完善了革命理论体系,获得海外留学生精英的支持,从而为民主革命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力量。当然,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仍然是漫长而艰险的。诚如《建国方略》自序中,孙中山所说:“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