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昌起义前，孙中山曾十余次来到黄浦江畔。1911年12月至1924年11月， 他与上海结缘更深，在沪先后有过寓所三处，并以此为战斗阵地，开展了一系列重要活动。今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的重要日子，让我们追寻先贤留存在我们这个城市的足迹，纪念这位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第一处行馆：对近代政局产生影响
1911年12月25日早晨，孙中山从海外乘英国邮轮“狄凡哈”号经香港驶抵吴淞口。在薄雾细雨中，沪军都督陈其美派出的军舰“建威”号进行护航；黄宗仰等在一艘悬挂两面革命军旗帜的专用汽艇上，前往迎接。当身穿黑色西装的孙中山面带微笑，在黄浦江海关码头（今汉口路外滩）登岸时，天空晴好，恭候这位辛亥革命领袖的各界人士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在上海留影
随即，孙中山乘牌号为“176”的汽车去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爱俪园（今上海展览中心一带），接见同盟会骨干和相关人士；午后，他又赴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100号伍宅，与沪军都督府外交总长伍廷芳等会晤，了解南北和谈情况。 傍晚，孙中山入住沪军都督府安排的宝昌路408号（今淮海中路650弄3号）。这里原属法国人屠榭之产业，是一幢法国式的三层花园洋房，坐北朝南，每层有拱门式结构的房间八个，都带内阳台；外立面为砖墙，深灰色相嵌着暗红色；前院和左右两侧都是碧绿的草坪，旁边种植小梧桐树，围着竹篱笆。 孙中山在行馆时，为了筹建“主持对内对外大计”的政府，他频频约见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12月26日和27日的晚上，孙中山两次举行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组织临时政府的方案；会上，针对有人主张内阁负责制，孙中山严肃地指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12月30日，孙中山又主持召开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修订同盟会暂行章程，发表宣言批评“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言论；这天，他还接见新成立的以“研究广义的社会主义”为宗旨的中国社会党负责人，畅谈革命主张和社会主义，宣布“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表示自己“竭力赞成”社会主义，号召“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 孙中山在行馆时，为了鼓舞民众，他屡屡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在接受上海《民立报》记者采访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今日非我同人持一真精神、真力量以与此困难战，则过去之辛劳将归于无效”。数日后，又应请为这份由同盟会元老于右任创办的报纸写下“戮力同心”的题词，并手书“‘Unity’is our watch word”的英文题词，希望革命党人始终团结一致。当上海英文报纸《大陆报》记者问及是否从海外携来“巨款”，他明确回答：“我未携金钱来，所携来者革命之精神耳！”上海法文报纸《中法新汇报》总编辑莫耐斯梯埃采访后，在发表的《孙中山采访记》中提到：“大院四周停了数辆轿车和‘西克桑’车。我们立即知道，屋内有许多来访者。出示名片后，我们便被引到一间由餐厅临时改为办公室的屋子”，“孙中山一阵风似地走进来，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我们立即认出了他。还是像我们多次在照片上见到的那样，他的脸庞充满了智慧和力量。初次接触，乍一看来，他是谨慎的，但目光深邃，炯炯有神，上唇蓄着细而密的小胡子”，“我们立即表示了对革命成功的祝贺……又问：您对所建立的共和体制有明确方向了吗？孙答：我个人赞同汲取美利坚合众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各自长处，选择一种间于两者的共和体制”。 
1911年12月26日晚，孙中山（左二）在上海行馆举行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
在六天里，孙中山起早摸黑非常忙碌，几乎没有空闲，所以报纸称他是“一刻千金”。据相关史料记载，上海工商界为了支持新政体，慷慨资助了七百万两白银。 1912年元旦，孙中山离开行馆，在数千人的欢送下，从上海北站乘专车赴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卸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旋返上海。4月19日，上海《民立报》报道：日前孙中山“由中西绅商公请至宝昌路四百零八号洋房内”，出席了欢迎会。 经历百年风霜的孙中山行馆旧址，相继做过启秀女中、上海第十二女中、淮海中路小学的校舍。现在，它基本保持原来的面貌，雕梁画栋依然清晰，显示出不一般的气势。可以说，这幢房屋是酝酿筹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政府的地方，它曾对近代政局产生影响，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婚后寓所：夫妇同心改造国家 由于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实行独裁专制统治，并做着皇帝梦，孙中山在上海发动了“二次革命”。讨袁之役失败后，袁世凯企图暗杀他未得逞，又下令解散国民党。被迫再次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在东瀛重新集结革命力量，组织中华革命党并任总理，筹划“三次革命”，以期“扫除专制政治，实现完全民国”。这时，宋庆龄的爸爸宋耀如在为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宋庆龄刚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遂赴日本与父母会合。由于宋耀如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宋庆龄幼年就知道孙中山的英雄事迹，并留下深刻印象。当她见到孙中山时，通过日常的接触，更是仰慕他一直为国为民的高尚品格和革命精神。随着交往的加深，孙中山也深感“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爱”。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东京举行了庄重的婚礼。 1916年5月1日，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暂住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陈其美寓所。一个多月前，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凯迫于形势，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但仍以大总统自居。孙中山继续领导反袁斗争，于5月9日在沪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旗帜鲜明地表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 5月18日，陈其美在沪被袁世凯的鹰犬暗杀。陈其美时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孙中山闻讯极为悲痛，不顾自身安危去吊唁，并在祭文中赞扬他“百折不挠，以明所守”。 5月19日，宋庆龄也回到申城。孙中山不顾危险，亲自前往码头接她。至于夫妇俩的临时住处，宋庆龄晚年在一张便笺上写道：“1915年(按：应为1916年)孙先生从日本东京暗暗到上海。他住在法国报馆（L’echo chine）楼上总编辑的房间里。”“L’echo chine”即《中法新汇报》，报馆设于由洋泾浜填筑的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东首；正因如此，孙中山和宋庆龄均曾以“55 Yang King Pang，Shanghai”（上海洋泾浜55号）作为通信地址。那时，虽然风声很紧，孙中山仍坚持出门开展工作，宋庆龄积极给予配合和支持，她在写给梅屋夫人的信中说：“有一些事情他必须亲自处理，因为只有他才能在这艰难的年代拯救中国，使之免遭灭亡。因此，为了国家的利益和得救，我必须冒许多危险。”到了6月，孙中山和宋庆龄悄然租用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作寓所。马路对面的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则成为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由朱执信、廖仲恺等负责日常事务。 
1922年11月，孙中山和宋庆龄在沪合影
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谴责声中呜呼哀哉。仅隔三天，孙中山在沪发表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恢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则惟一无二之方。”接着，他又发表谈话，提出质问：“一切政令仍为帝制党所把持，欲望大局之进步，安可得乎？”此后，为了开展政治宣传，孙中山曾奔忙于各处，例如：7月17日，他在张园（今北起南京西路、南抵威海路、东至石门一路、西达茂名北路的范围）的茶话会中，阐述了国家“不自政府造起，而自人民造起”；8月16日，他赴浙江进行视察，强调“国家之基础，是建筑在人民身上”； 9月28日，他在徐园（遗址在今康定路、昌化路一带）接待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队，作演讲时呼吁“若有反对共和之证，乃当起而锄之”；10月31日，黄兴在沪病逝，孙中山多次前往致祭，并向各地同志致电告哀；12月21日，上海各界举行黄兴追悼大会，孙中山撰写挽联曰：“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纵九等论交到古人，此才不易；试问夷惠谁贤，彭殇谁寿，只十载同盟有今日，后死何堪”；12月23日，黄兴灵柩返归桑梓，孙中山亲自执绋送到码头，望着载棺木的军舰起航，不禁眼睛湿润，宋庆龄默默递上了一块手帕。 1917年2月，孙中山在沪完成《民权初步》（初名《会议通则》，又名《社会建设》）一书。孙中山鉴于“国体初建，民权未张”，“今后民国前途之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集会者，实为民权发达之第一步”，所以他参考欧美的相关著作，在该书中详细介绍了开会议事的程序和规则以及特殊情况处理等，向民众灌输人人平等和理性的自律自觉意识。 7月1日，张勋在北京把退位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当晚，孙中山在沪召集一些政界、军界的要员在寓所商议时认为：反对这种倒行逆施，“不但是共和与帝制之争，实为全体国民反抗武人专制之争”。大家决定，通电全国，讨伐张勋。数日后，孙中山离沪南下护法。复辟闹剧虽仅十二天就收场，但《临时约法》被废弃的局面没有改变；因而，不久孙中山在广州宣誓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成立护法军政府。 
1916年11月，孙中山（前排左五）在环龙路寓所与朱执信（前排左二）、陈炯明（前排左四）、胡汉民（前排左六）等合影
孙中山和宋庆龄婚后在沪第一个寓所，靠近环龙路、马斯南路（今思南路）口，系一幢坐北朝南的灰色法式假三层洋房，每层各有两大一小三间，底层和二层各有一个椭圆型拱门式阳台。当年，楼上为办公室、书房、卧室，楼下为客厅、餐室、会客室，南面有转墙，另外三面围竹篱笆；前院的方形草坪软若碧毯，清香飘逸，夫妇俩工作之余曾在这里打网球。他们在此居住了一年左右，为了确保安全，起先是秘密的，到袁世凯死后，该寓所才以“环龙路六十三号孙宅”或“环龙路本宅”见诸报端。其间，宋庆龄给自己在美国留学时结识的女友亚历山德拉·曼·斯利普写信，曾谈及：“我丈夫一向是一位中国政治的改革家和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原来的寓所建筑被拆除，造起了上海科学会堂“思南楼”。 孙中山故居：历史性的会见 1918年5月初，由于西南军阀和政客阴谋改组护法军政府，孙中山愤然辞去海陆军大元帅职务。6月26日，他乘船回到上海。 随即，孙中山入住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旅居加拿大的几位华侨鉴于这位开创共和的元勋与夫人长期居无定所，就集资赠送一座住宅；他闻讯后不肯接受，经大家反复劝说并考虑到便于革命工作，他才接受下来。这是砖木结构的欧洲乡村式小洋房，外墙饰以灰色卵石，屋顶铺盖洋红色鸡心瓦；底层为客厅和餐厅，楼上是书房、卧室和小客厅；楼前有正方形草坪，三面绕以冬青、香樟和玉兰等。从此，夫妇俩终于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在书房内，孙中山曾一次又一次地沉思，总结革命经验，探索革命新路，并发奋撰述完成了《孙文学说》（又名《心理建设》）和《实业计划》（又名《物质建设》）等，他的重要著作《建国方略》即包括《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三个部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孙中山热忱支持，他立刻致电徐世昌“责以不能为卖国者庇护，且不能妨碍学生与各界之爱国运动”。经孙中山指派，上海《民国日报》总经理邵力子于5月6日赴复旦大学，在该校饭厅发表演讲，通报北京方面的最新消息；全体学生热血奔涌，马上行动起来，联合上海各学校通电营救北京的被捕学生，并筹建上海学生联合会。5月29日，上海学联正在考虑总罢课后该如何动作，孙中山又派代表约见负责人，鼓励学生唤起民众，与各界联合起来，同时建议学生抓住时机，大胆去租界游行，扩大影响。那时，租界不准学生游行，一旦学生与巡捕起冲突被抓，根据所谓“领事裁判权”，中国律师不能出庭辩护，孙中山特聘请了外国律师，以便在需要时出面交涉。5月31日，上海学生破天荒闯进租界公开举行爱国示威游行，在社会上产生极大的影响。6月2日，孙中山在寓所接见上海学联会长何葆仁、总干事朱承洵，听取此次游行经过和一些教会学校阻挠破坏的情况汇报后，他高兴地说：“你们能攻破上海这个‘顽固堡垒’，是很了不起的胜利！”在对五四运动进行支持的过程中，青年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新的思潮对广大青年的强大号召力，也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使他开始调整革命的方略，以便“重新创造一个全民所有的新国家”。10月10日，孙中山在沪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废除旧的总章，公布新的规约，设本部于环龙路44号。 1920年11月25日，孙中山由沪赴粤重建护法军政府；翌年5月5日，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叛乱；他指挥反击受挫，于8月14日回到上海。 不久，李大钊由杭州到申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受中共中央委托到上海孙中山寓所拜访，两人曾多次交谈。李大钊对历史、哲学的独到见解，以及对世界思想潮流、国家政治建设等的精辟看法，都引起年长二十余岁的孙中山的重视。两人谈兴甚浓，论及孙中山的“建国方略”，竟接连几个小时不止。李大钊在后来撰写的《狱中自述》中，记述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见：“钊曾亲赴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中山先生与我等畅谈此问题亘数小时间……”宋庆龄也曾回忆此情景：“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 在此前后，孙中山还会见了共产国际使者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苏俄代表越飞等。尤其是从1923年1月18日起，孙中山在寓所同越飞数次交谈，商讨国民党改组等问题。1月26日，他们联名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2月15日，他由沪赴粤，在广州设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11月17日，孙中山由粤返沪，在寓所接见各界人士，阐述了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11月19日，在寓所举行记者招待会，申明谋求和平统一的主张。11月22日，孙中山毅然偕宋庆龄等离沪北上，他再也未回来，因积劳成疾于翌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临终前，留下了《家事遗嘱》，其中说：“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在原址居住，直至1937年冬移居香港。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回到上海，将该寓所移赠给国民政府，作为孙中山的永久纪念地。如今，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早已名扬海内外，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故居内部陈设绝大多数是原物，并根据宋庆龄生前的回忆按原样布置。 
上海孙中山故居
上海孙中山故居和寓所旧址、遗址，都是申城宝贵的文物资源，它们见证了一段风云激荡的历史，凝固了一代伟人的光辉足迹，构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