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作者：李亚彪 席敏 张斌 李强 苏晓洲

　　问责是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的重要保障，是查处违法乱纪行为的严肃手段。用好问责利剑，需防止出现凑数问责做样子、问责泛化等苗头，防止问责过程中出现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一些地方调研发现，个别地区存在泛问责、错问责等现象，让少数干部产生了少干少出错、不干不出错的心理，积极性、创新性和探索性有所减弱，甚至怯于担当。

　　有的受访基层干部认为，问责中的形式主义，会让规矩和纪律的约束力跑偏，损害党纪国法的权威性，值得警惕。

　　1干部期盼精准问责

　　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约束和问责。在不少地方，问责事项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从传统的计划生育、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失职渎职扩展到庸懒散不良状态，问责领域扩宽、问责力度加强，让党员领导干部牢固树立起责任意识，并通过强化问责来倒逼责任落实。

　　多位受访基层干部说，随着问责制度深入实施和不断完善，多数干部在思想意识上从被动问责转变为主动防错，从事后他问转变为事前自问，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意识明显增强。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一位街道干部，在6年里被问责了3次，也被提拔了3次。“如果一直做‘鸵鸟’肯定一事无成，问责倒逼我考虑问题更全面、细致，提高了判断能力与工作处置能力。”他说。

　　另一方面，在个别地区、个别部门，问责也出现了走样变形的苗头。

　　有少数受访基层干部反映，曾经遇到过同一事项被多次问责的情形，因为不同部门之间互不通气而出现重复问责。

　　东部某省一位组织系统的干部说，有干部曾先后四五次被纪检和组织部门了解情况。“有的是组织部门刚刚调查后，纪检部门又去调查；有的是纪检部门已出具过了结书，其他部门却不知道。”

　　还有干部反映，个别地方在问责干部时，出现了由点及面、由此及彼等现象。西部一位基层干部说，有的干部在工作上犯了错误，就被贴上标签，甚至“越问越远”。当地一家国企负责人反映，上级部门调查他时，一直查不出问题，就把他过去近十年的情况都查了一遍。

　　记者总结了个别地方出现问责形式主义存在的几个特点：

　　一是属地式问责，涉事者无论事发何地，户籍所在地都难幸免；

　　二是职能式问责，无错部门可能“躺枪”；

　　三是强压式问责，额外工作增添额外负担；

　　四是计时式问责，“刚播种就要收获”导致“按下葫芦起了瓢”。

　　2形式主义问责扭曲本意

　　有受访基层干部说，个别地区问责过泛的背后，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祟。这容易扭曲问责工作的本意，让基层干部工作起来畏首畏尾。

　　记者调研发现，在个别地区和部门，有的干部为完成上级部门的考核任务，将问责数量当成执纪成果和积极作为的体现，容易将问责泛化。

　　还有的基层干部反映，个别的问责处理还存在权责不对等现象，无权被问责、有权却无责。某中部省份一名县委书记说，乡镇权力小，但责任大，如果宽严不相济，干部干起工作来会担心事事都能“摘帽”。

　　西部一名副县级干部举例说，在开展东西部协作扶贫时，县里本应派出一名干部到东部发达地区挂职。为此，县里多次向省主管部门上报，但该部门并未衔接好，致使挂职干部未及时派出。“结果被问责的是我们县里的干部。”

　　“现在上级转办督办的案件，要防止层层加码。”某中部省份一名纪委干部说，有的地方担心媒体曝光，出于息事宁人的心态，倾向于马上就问责、先免了再说。如果问责前不认真开展调查，就容易出现只问责基层部门不问责上级部门、只问责弱势部门不问责强势部门、用轻微问责掩盖严重问题等现象。

　　中部地区某县一名干部说，影响地方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的项目滞后了，可能有多种主客观原因，但个别部门却不提有效建议、不做客观分析，工作推不动就先问责，反而不利于项目推进。

　　“亟待厘清上下级职责权限，权随事转，责随权转，防止权责不对等转移包袱的做法。”这位受访干部说。

　　3完善问责与容错纠错协同机制

　　问责是一把利剑，问责之剑须锋利，更须挥剑精准，才能维护问责的公信力，让干部轻装上阵。

　　首先，应厘清权限责任，务求权责对等。可制定精细化责任清单并动态更新，对权责进行明确划分，确保不让干事创业者“背锅”。

　　其次，根据问题主因，理清责任主体，精确定位问责对象。应实事求是，防止问责过泛过滥。

　　再次，问责本意在于拧紧责任“发条”，督促广大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应继续完善问责与容错纠错协同机制，加强相关政策的解读和指导。

　　记者调研发现，容错纠错机制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基层干部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干事更有动力。同时，也有基层纪检干部建议让这一机制更简练明确，易于操作。

　　陕西省一些区县纪检干部说，容错主要针对在积极工作中存在的失误和偏差，在监督执纪问责中，工作失误偏差和工作失职渎职之间的政策界限应更明确，因为基层情况千差万别，审理起来比较困难。

　　“一方面，有的被问责的公务员担心受惩罚而不敢如实报告，这反映出相关政策仍需细化，加强解读。另一方面，负责纠错的部门应掌握好标准，充分发挥容错纠错机制作用，从动机、程序和结果等方面对机制进行精准界定。”陕西省社科院研究员石英说。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说，容错纠错机制可以建立全国或分省案例库，把不适用免责、适用免责和已经免责的案例予以一定范围内的公开，供各地在执行时查询和参考使用，减少误判和错判的风险，也有利于规范各地执行政策的自由裁量权。

　　此外，受访专家表示，需要把容错纠错机制真正制度化，把“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的要求落实落细，让问责部门敢于免责、敢于减责，形成犯错-容错-纠错-改进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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