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毛主席一生为公，推行革命的集体主义，首倡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首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重用五湖四海革命志士，一生没有一个私敌，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不怨天，不尤人，紧紧依靠人民，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历史性地夺回了痛失100多年的工业主权，跑赢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力赛上苦难辉煌的第一棒。 蒋介石一生为私，口口声声大中至正，背地里沿用胡萝卜加大棒老套路，重用黄埔、陆大、老乡等私人圈子，把国家经济主权当成交易筹码，直到败退前夕利用金圆券强迫卷走了人民手中的财富。四大家族为首的大小买办反噬蒋家天下，用无耻掠夺让人民看清了其真面目，失民心者失天下。 私有制下，人只是私欲的奴隶。陈赓为什么看不起老蒋？就是看到老蒋打仗还不忘炒股，判定他根本不是革命者。陈嘉庚为什么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就是看到毛主席不搞特权，延安跟国统区相比“十个没有”。为什么古代中国不尊重商人？为了私欲而奋斗，人的格局不会太大。 《礼记·礼运篇》记载了人类早期大同社会的景象：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人类社会关于早期公有制的所有记载，都没有超越《礼记》“大同”范畴。中国自古以来的明道之书，无不以弘扬大道为己任。历代圣贤虽然置身私有制海洋，仍然念念不忘对大同社会的美好追求：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国有企业的起源 欧洲国有企业，肇始于大航海以来殖民主义和对外贸易。西欧列强纷纷特许成立东印度公司，通过股票交易吸收全民参股，授予公司极大权力，甚至包括发动战争的权力，目的就是鼓励冒险，开疆扩土，进行殖民掠夺、鸦片走私、黑奴贸易、商品买卖等，以达到国家财富最大化。按照现代常识看，这是典型的强盗集团，没有丝毫正义可言。但这就是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逻辑，就是赤裸裸的烧杀抢掠和无恶不作。这是西方列强的原罪，也是亚非拉人民的血泪。 而中国国有企业，自古以来就负有经世济民的崇高使命。中国自古就是顶级大国，能够绵延五千年而屹立不倒，任何外力都没有中断过中华文明的传承，自有独特奥秘。中国国有企业起源于管仲相齐，成型于西汉桑弘羊盐铁会议。《管子》书中有很多国有经济管理的篇目，比如牧民、轻重、海王、奢靡等。管仲主张“轻重鱼盐之利”，“徼山海之业”，“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仲实行粮食准平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如果联想到管仲、桑弘羊时期内外形势，就可以知道，国有企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和保障民生，增强国家财政税收能力，节制私人资本投机，从而聚集财力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二、中国国有企业的意义 （1）肩负着天道民族的使命担当 自古以来，华夏人都是锚定天地的民族。其本质特征是，以天文定人文。《易经》说：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庸》有句话极其透彻：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孟子》也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由此可见，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国家的使命。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革命党，就是因为对人民负有无限责任，这一点与历朝历代是统一的，完全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2）党执政兴国的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乃至未来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党之所以能够宏观调控，能够保障民生，光有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还不够，还要掌握先进技术，参与经济过程，依靠国有企业调控国计民生。国有企业红利是国家重要财税来源，2018年中烟实现税利总额11556亿元，上缴财政总额10000.8亿元，这项税收占全国财税总额6%，是全国第一纳税大户。此外，数以亿计的国有企业职工，和党政军群等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一样，都是党和国家的坚定拥护者。 （3）直接执行国家意志的经济组织 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控制着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掌握着跨地区、跨部门项目投资，实际发挥着“条管部门”作用，能够有效扫除地方壁垒，保障全国一盘棋。作为垂直管理单位，总体上不受地方辖制，可以制约地方势力，杜绝尾大不掉，监督统计造假，推行统一标准。比如用电量、发电量、通信总量、存贷款余额、航空运量、铁路运量、天然气使用量、食盐消费量等等，很容易佐证地方经济增长量。更不用说核工业、航空、航天、深潜、卫星、兵器、超算等国之重器，直接听命于中央，地方无权涉足。 （4）参与国际竞争的巨无霸 我国民营企业近代以来先天不足，后天积累不够，在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跨国公司面前，能够比肩华为的民企寥寥可数。历史决定了，中国国企是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角，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必由之路，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建、中铁、中银、中远、中船、招商局集团等，凭借数十年国内内生循环积累，已经成长为可以饮马两洋的巨无霸，在相关领域发挥着任何民企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队”。目前已实施项目有中白工业园、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河钢塞尔维亚公司、伊拉克哈法亚油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马来西亚皇京港等。 （5）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蓄金池 国有企业的性质就是全民所有。国务院《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规定：将国有企业股权的10%，分红及运作收益专项用于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随着国家总体实力的上升，2005年免除农业税，人民群众勒紧裤腰带支持国家积累的日子即将过去，壮大后的国有企业反哺人民群众的日子即将到来，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中国国有企业将真正的实至名归，让全国人民共享国企发展的红利。当然，国企红利也可以用于国家的长远战略，不求短期收益，为子孙后代打基础。 （6）引领大公无私的道德风尚 国有企业是负有政治责任的经济组织，国企职工是企业的主人翁，国企领导是党在经济领域的执政骨干，党政工团齐抓共管是国有企业的显著优势。在产业报国的号召下，国有企业涌现出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青藏铁路建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高铁工人精神、预警机精神、载人深潜精神、东汽精神、工匠精神等一大批崇高精神，延续着革命精神的血脉。央企大院里随处可见质朴的工人，一声“师傅”通行全国，一曲《我为祖国献石油》、《咱们的工人有力量》让全国人民倍感振奋。 三、古代中国国企诞生的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标志性事件就是华夏人完成了从授权式分封到集权式郡县的转变。《诗经·小雅·北山》中写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分封制是历史上最彻底的授权行为，主攻方向是对外，基本经济制度是土地国有制，极大地拓展了华夏人的生存空间。分封制时代的主要矛盾，是天子和诸侯的矛盾，以及华夏族和夷狄的矛盾，所以周天子设立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套系统完备的礼法制度。 春秋前期，井田制瓦解，土地国有名存实亡，各路诸侯强势崛起，礼乐征伐不再从天子出，三代以来分封制走向了崩溃边缘。面对周边夷狄的入侵，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获得普遍支持，取得巨大成功。在尊王的旗帜下，有效调整了华夏族内部诸侯混战的局面；在攘夷的旗帜下，有效防止了夷狄势力的入侵。孔子在《论语》中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华夏人就要像胡人一样披发左衽了）可见管仲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之大！这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国有企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为了实施“尊王攘夷”国策，迫切需要强大的财政经济能力，为此，管仲首创了中国最早的国有企业，包括盐铁专营、官妓（收容夷狄和罪人妇女）。 战国时代，诸侯国通过变法图强全面进入土地私有制社会，分封的士大夫逐渐变成了拿俸禄的郡守县令，强大的中央集权战胜了四分五裂的诸侯割据，新兴地主和佃农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郡县制是历史影响最深远的集权行为，主攻方向是对内，基本经济制度是土地私有制，极大地整合了华夏人的内部力量。此后，每一个治世，政权都能有效地控制土地资本，收束金权。每一个乱世，土地资本都摆脱了政权的控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残酷的经济压迫，反过来吞噬了政权。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本质就是强势政权对金权的重新洗牌。西方的民主选举，本质就是强势金权对政权的定期改组。还记得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口号吗？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打土豪，分田地…… 政权与金权，是私有制社会两大玩家，此消彼长，彼消此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朝也在野，有合作也有斗争。国有企业，是政权平衡金权的媒介，是政权在经济领域辐射的产物，它的最大功能就是，以国家力量直接参与市场经营，通过平准制度丰歉互济，通过均输制度疏通物资，打击囤积居奇，随时平抑物价，“贵则卖之，贱则买之”，“盐铁专营”，大大提高政权的经济能力。这些做法，一直到解放后，上海的“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囤货的不法资本家认为共产党不善于搞经济，没想到新中国集中调配物资并低价抛售，米棉等生活物资价格随之下降，资本家期望落空只能割肉贱卖，直接体现出强势政权对蛮横金权的打击。欧美在二战前后，国有经济曾经长足发展，但随着金权对政权影响扩大，国有经济逐步失血，折射出金权对政权的压制。 四、公与私，一对史诗级冤家 公与私的斗争，即所有权的斗争，是一切斗争的根源。 《礼记·礼运篇》还记载了进入私有制社会的景象：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 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 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 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 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人类进入私有制以来的所有历史，都没有超出《礼记》“小康”范畴。有人认为，天下为家的社会是历史的常态，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一种想象。然而，对于长期具有正史记载的华夏人来说，《礼记》记载的大同社会不是梦，不是想象，更不是神话，而是华夏先民对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的美好记忆。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在WIFI收费的时候，谁能想到有一天WIFI会像空气一样免费？不是你不明白，而是私有制限制了你的想象。是否能够行于大道，摒弃私利，是中国文化中贤人君子和不肖之徒的分水岭。人们的认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随着共享经济的普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你的”“我的”这种私有认知历史性地出现松动，公有制的味道反而愈加浓厚。 五、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斗争终于露出一线曙光 作为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中国非任何其他国家可比。中华文明是早熟文明，这一点已成公论。我们在2000多年前，甚至更早，就已经达到了国家统一，主体民族从未削弱，数千年一脉相延，国土空间稳定拓展，新中国成立时98%以上的人民认同自己是汉族，这说明自古以来中国在大国治理方面领先全球。 反观欧美和历史上的大国，300年前，没有德国，也没有美国；500年前，没有俄罗斯；1000年前，没有英国和法国。罗马帝国、匈奴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突厥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等昔日傲视群雄的大帝国，如今的地盘萎缩到可怜的地步。日本这个近邻，只有在东西方权力逆转时，投向西方从而拉出了几个涨停板，未来则必然无限靠近历史常态。欧洲的面积比中国只大一点点，但是你看他有多少个民族，多少种语言，多少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成为主体民族，足见这快地方的融合度之低。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国有企业从井冈山上的机修所起步，到华润集团起家，建国初期三大改造，通过长期的工农剪刀差完成原始积累，建立了系统完备的工业体系，2018年全国国企资产总额达210.4万亿，全国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264.3万亿元，成为一支可以和国际资本相抗衡的公有制资本大军。这才是中国崛起的本钱，是一支足以让世界私人资本望而生畏的力量。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国有资本姓公，服从统一的国家意志，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而显然，私人资本只服从于利益，不会服从于总统、总理、国家、民族。中国的国家资本就像一台巨型压路机，研发、设计、制造、启动的成本是个天文数字，但一旦巨型机器启动运行，就必然对世界私人资本产生碾压效应。这是世界资本集团怂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拼死颠覆苏联并且持续打压中国、防止中国夺回经济主权的根源！一定要知道，没有人愿意和超级大国做邻居，远交近攻是地缘政治的基本常识。然而私人资本数量再大，由于其固有的贪婪本性，未来的出路在哪里？要么策动宿主国和新型大国恶斗，坐收渔利；要么弃船上岸改投别家；再无第三条路可走。 中国，基于顶级国家和无限责任，必须理直气壮地做大做强国有企业，通过国家力量特别是国有企业引导私有资本为人民服务。未来的发展方向，公有制资本应当主导战略产业，私人资本主导非战略产业，引导公与私之间形成易经水火互济格局。国有企业，特别是自然垄断行业，必须顶住骂名，焕发公益服务功能，接受公众监督，提升服务效率；竞争性行业，应当加大改革，推行股权激励，兑现效益考核，提升经营效率。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培养范蠡那样三成巨富，三散家财，以天下为己任的商圣，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为国家，为民族，兴利除弊，那才是真正的商之大道。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