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知青简史》及前言的学术价值 2019年初，我收到重庆知青作家贺岩寄来一套《重庆知青简史》（上下册），大半年间断断续续阅读了一遍，未作深入剖析已被这套沉实厚重的著作所动。由他策划出版的这部研究专著资料详尽，内容新颖，展示了当代中国知青地域研究的全新风貌，值得各方重视。贺岩是1964年到四川大巴山农村插队的重庆知青，在川东度过13年的下乡岁月，文革后奋力拼搏考入大学，毕业后走上讲坛，成为中学教师，一直干到退休，是回城后脱颖而出的新一代知青学人。 《重庆知青简史》(上下卷)封面 贺岩不是当今活跃文坛的作家学者，患有柏金逊症，笔者过去与他也不相熟。2017年9月，我去重庆参加渝中区作家协会为笔者作品举办的一次文学交流会，很偶然的机会与他结识，获他相赠三部曲《凡尘天歌》长篇小说。这部洋洋100万字的知青岁月之作，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篇幅最长，涉及领域最广，触及政治问题最多的一部知青文学作品，其丰富阅历、敏锐触角和开放意识引起我注意。我写的《一代知青的岁月天歌》评论发表后，引发了大家对贺岩作品的关注。2019年9月，我到北京出席中华知青作家学会大会时，在会场再次与他相遇，告知《重庆知青简史》大致看完，将对该书进行深入研究评价。  《重庆知青简史》（上下册）总字数超过55万，设计新颖，编排独特，文字流畅，是建国数十年来重庆知青上山下乡的全方位真实记录。该书由贺岩担任策划统筹，重庆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编辑出版，从收集资料、设计编排、撰文编辑、出版付印前后耗费五年时间，是中国知青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该书主编曾义生，编委王以、王茂久、戎晋生、萧浩云、罗绍兰、皱盛永、施武扬、唐太华、黄茂强、黄耀华。访渝期间，部分编委以重庆作家身份与我在文学交流会上见过面，当时笔者尚不知道《重庆知青简史》在编印中。这部专著的出版很不容易，是重庆知青作家艰辛付出和不懈努力的结果，为重庆知青岁月作出全面总结，也为知青地域研究作了有益探索，值得充分肯定。 笔者访渝期间与《重庆知青简史》部分编委合影。  一、知青地域研究 展示全新风貌 纵观这部《重庆知青简史》（上下册）全貌，明显看出与以往出版的同类著作不同。知青地域研究属于“地方志”范畴，需要客观反映当地不同历史时期的真实情况，故各类地域性、阶段性的史料汇集分析，极为重要。与以往上海、江西等地编印的知青地域研究文集不同，该书收集的各类知青下乡史料十分丰富，分析也很全面。重庆是中国西南地区的特大城市，下乡知青的人数众多，形式多样，经历复杂，“后知青时代”故事丰富多彩，这些都在《重庆知青简史》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笔者初步翻阅该书上下两大册后，不难看出重庆的知青地域文化特征十分突出，史料的收集研究很具特色，大致包括了五大方面： 一是重庆知青上山下乡的形式种类众多，包括个人插队、集体插队、知青点、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社办场等，书中都有一一记载。一个城市的知青地域研究能收集这么齐全的下乡种类，不同下乡种类的知青资料能收集得这么齐全，在已出版的知青著作中极为罕见。《重庆知青简史》的前言是策划人贺岩撰写的长篇研究论文。该文论述不同下乡形式的优劣，分析不同下乡形式知青要面对的不同问题，并对若干热门的知青论题作深入分析，此举开知青地域研究之先河。 二是重庆知青上山下乡的时间跨度很长，批数甚多，从建国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到七十年代末的最后一批知青回城，每一阶段都留下了重庆知青的足迹。《重庆知青简史》花大量篇幅详细记载各个时期重庆知青的下乡人数和构成；总结不同历史时段、不同下乡安置地的知青特点，并作深入剖析探究，这种方式在知青地域研究中也属首创。 三是该书详细记载重庆知青不同下乡时段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有史料记录并具影响力的残杀、迫害、请愿、罢工等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革前上山下乡的那批重庆知青，参与安置地文革的武斗、夺权等事件。这是笔者首次在知青地域研究中，看到文革前下乡知青涉足当地重大政治事件的记载。 四是该书详细展示了重庆市及下属各区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各类档案，包括政府文件、会议纪要、个案处理、社会调研、领导讲话、统计表格等。这些档案大部分是原始资料，而且收集齐全，内容丰富，分类完整，呈现出高度的系统性、科学性。这类档案资料的编印不仅有利于知青地域研究，对研究不同时期的地方民情，也有重要价值。 五是该书大篇幅汇集了重庆“后知青时代”多姿多彩的文化资料：包括各类知青团体、知青刊物、知青网站、知青作品、知青书画、知青歌曲……等统计介绍，同时涵盖了重庆知青的出发地、安置地两大地域。显示回城后的重庆知青人才荟萃，活动频繁，对繁荣当地社会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在地域研究中完整展示“后知青时代”足迹，是《重庆知青简史》的又一特色。 二、布局安排新颖 栏目设计独特 笔者对上下两大册的《重庆知青简史》粗略阅读后，感觉该书博大恢宏，内容丰富，布局新颖，栏目独特。该书上册用了八分之一的篇幅，刊载由策划人贺岩撰写的长篇前言--“中国知青大潮暨重庆知青简史概要”。该文以重庆知青为范例，全面论述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宏大课题，并对这一课题涉及的一些领域作做详尽总结、分析和评价。在布局安排上，《重庆知青简史》（上册）的“重庆知青年谱”、“重庆知青动员安置分布情况”、“重庆知青大事件记”三大栏目占了该书(上册)七成篇幅，是重庆知青上山下乡的真实记录，也是全书核心内容之一，为知青地域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此外，《重庆知青简史》（上册）还安排了“重庆知青群体”、“知青网群”、“知青文艺团体”这三个栏目，内容是反映“后知青时代”风貌。其中“重庆知青群体”中的4个群体，正正就是1964-1965年间那批下乡知青，参加当地文革的4个群众组织。这类记录文革期间的群众组织史料，对研究地方性社会变迁有重要价值，也具浓厚的时代色彩。 《重庆知青简史》（下册）的编排也颇具特色。这一部分主要的是“后知青时代”的文化活动成果，大致包括三部分：一是重庆知青出版的各类纪念画册；二是重庆知青创作的各种文学作品；三是重庆知青策划的一些文化产品，包括电影、电视、歌曲、书法、邮集等等。这些内容可让读者了解今日重庆的社会风貌，显示重庆作为神州的西南重镇，今天已成为知青夕阳文化的沃土。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内容仅占《重庆知青简史》（下册）篇幅的三成，而其余七成展示的，则是重庆市及各区县保存下来的上山下乡珍贵档案。这些档案包括各时期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文件、报告、通知、简报、报表、总结等原始资料，以及各时期中央发布的各类知青问题文件。这些资料收集的完整性、详尽性，对知青研究的作用不言而喻。 三、资料完整详尽 凝聚时代价值 《重庆知青简史》（上下册）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各栏目的史料十分详尽细致，令书籍的时代价值大大增加，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以“知青年谱”栏目为例，从1952年山东青年徐建春回乡务农成为建国后首位知青；到历年中国各地报刊报导的知青下乡信息，书中都有涉及。其中以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知青、四川重庆分别组织的“青年垦荒队”；1964-1965年文革前的小规模知青上山下乡；1968-1971年文革后的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记录得最为详尽。此外，1980年当局打压新疆建设兵团知青的返城要求；1982年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对“知青下乡年限”确定为工龄的重要批示，书中也有涉及。这个“知青年谱”栏目记录了1952-2018年的67年间，中国各省市尤其是重庆每年发生的各式各样与知青有关的重大史料和文字记录。这种年份式、流水式记录全国各地知青下乡的做法，以往的知青研究中尚未出现。 又如“重庆知青大事件”栏目中，包括了最早的1956年两支重庆知青先遣队不同结局的事件；有关文革前下乡重庆知青参加1967-1968年间南江县文革的武斗、夺权事件；有关1967-1972年间重庆下乡知青受到各种打压迫害的刑事案件；有关1979年重庆知青参加云南建设兵团的请愿罢工事件；有关回城后重庆知青经历的1977-1982年间的高考、补习、职称评定等事件。该书把这类历史性、阶段性的重大知青事件整理出来，很不容易。它不仅有利知青地域研究，也是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补充，十分必要，意义重大。 “重庆知青动员安置”这一栏目也很有特色。包括了文革前1963-1966年间的知青安置情况；1968-1978年间的知青安置情况；重庆市各区县的知青下乡动员情况；重庆知青到四川省所属各市县公社的插队情况；重庆知青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各师团的下乡情况；以及落实知青回城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这种记录知青不同时期、不同出发地、不同安置地、不同回城方式的做法，以往的知青研究中也属罕见。 《重庆知青简史》（上下册）另一个特点，是善于在繁杂众多资料中，根据不同栏目的资料特点，利用有限文字记录下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历史。这种资料整理方法对地方志的研究尤为重要，值得借鉴。 如“知青群体”栏目，无论是文革前下乡知青成立的群众组织，还是知青回城后成立的各类联谊、文艺、书画、网站等群体组织，各相关事项都记录很详尽。这些事项包括成立时间、领袖人物、主要活动、运作特点、社会影响等。这种集资料、调研于一体的编写方法，很值得地方志参考。 又如“知青事件”栏目，由于涉及重大历史问题，故每件事的政治背景、时间地点、主要人物、事发经过、处理方式都详细阐述。而“后知青时代”的各类文化栏目，则以纪念册、小说、回忆录、电影、电视、书画、歌曲来分类，逐一介绍各作品的作者、内容，也很有特色。 值得指出的是，《重庆知青简史》（下册）近七成篇幅，是收集与知青上山下乡有关的各类历史档案。这些档案资料的收集相当齐全，并按“动员下乡”、“下乡期间”、“知青个案”、“知青史料”“回城之后”“中央文件”分类刊载。其中“动员下乡”涵盖了重庆市各区县的发文机构、通知全文、报告内容、统计表格；“下乡期间”涵盖了政府简报、视察总结、领导讲话、表扬名单；“知青个案”涵盖了情况汇报、政府文件、事件处理、上级通报；“中央文件”则涵盖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有关部委不同时期就精简城市人口、城镇青年回乡、城市青年支边、知青安置意见、知青会议纪要、知青工龄计算等方面的“红头文件”。这些种类繁多，分类科学的档案多为原始官方资料，文献价值很高，也是该书亮点所在。 四、前言长篇论述 凝聚主题思想 需要重视的是《重庆知青简史》的开篇之作。这篇题为《中国知青大潮暨重庆知青简史概述》的前言，是策划人贺岩主笔的数万字长篇论文。内容主要是对中国知青问题、重庆知青问题进行系统性分析评论，一定程度上代表该书的主题思想。从这篇前言题目来看，明显看出是“中国知青”、“重庆知青”两大范畴，体现作者既重视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全面剖析，也重视重庆地域知青的研究。此文由于涉足面较广，作者的开头语公开承认：“与全书主体内容并不吻合，而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心境，还原上山下乡这一涉及全国三千多万年轻人命运的时代真相”。事实上，这篇长文内容也确实未必能涵盖《重庆知青简史》全书。从这一角度出发，笔者认为“概述”全文尽管不是很完美，但仍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一些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值得肯定。 “概述”的正文分《潮汛》、《初潮》、《大潮》、《落潮》、《追潮》五大部分，内容大致涵盖上山下乡运动的方方面面。《潮汛》内容主要展示“上山下乡”问题的由来。通过收集大量建国初期国内外的政经背景史料，描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苏联“青年垦荒运动”如何影响中国？“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上山下乡”这些口号是怎样提出的？邢燕子、侯隽、董家耕等一批早年知青标兵为什么会出现？指出“上山下乡”在中国出现和发展，有着广泛深刻的社会背景。 《初潮》主要介绍文革前重庆知青的“上山下乡”。内容主要介绍重庆的“陪都历史”导致许多中学生“家庭成份不好”，文革前无法升学而要早早“上山下乡”。重点介绍1964-1965年间的重庆下乡知青的特点；几种主要的下乡形式；这批文革前知青参与安置地的文革运动；以及他们特有的“回城造反”历史问题。文革前知青的上山下乡，这批文革前下乡知青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状态，在《初潮》中得到充分论述。 《大潮》主要是介绍1968年底的“最高指示”之下，重庆如何形成大规模的知青下乡潮，包括1968-1970年的插队潮，以及1970年开始到云南生产建设团的下乡潮。作者分析形成重庆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原因；介绍1968年后重庆不同批数知青上山下乡的不同经历；详细分析这段时间发生若干重大知青事件的经过，以及这些知青事件造成的社会影响。 《落潮》主要分析上山下乡运动后期出现的种种问题。重点分析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的生产生活状况，包括上山下乡后期出现的各类迫害知青问题。《落潮》详细介绍了1979年著名的云南兵团知青请愿罢工事件始末。包括这一事件的前后经过，如何顺利解决，造成的各类影响，并总结这件事对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影响。分析上山下乡运动为何会步入衰落？总结云南建设兵团为何会成为知青运动的结束地？是《落潮》的重要价值所在，也是该书的核心内容之一。 《追潮》是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思考和总结。内容主要是反思这场声势浩大并牵动千家万户的知青运动，为何会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戛然而止？思考上山下乡运动终结的主要原因，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作者在这方面无疑作了有益探索。 五、五大副题研究 展示深层思考 前言“概述”作为《重庆知青简史》全书的主体研究文字，分成“正文”、“副文”两大部分。正文篇幅结束时，作者称：“以上为正文，以下为副文，副以辅正”，可见被作者称之为“副文”的篇章，地位十分显要。“副文”的文字量约占整个“概述”的三分之一，内容是阐述对五大知青课题的看法。这五大课题包括：1“知识青年的定义和划分”、2“不同时间段知青的特点”、3“几种知青安置形式的比较”、4“对中国知青运动的评价”、5“有关知青精神的探讨”。五大课题的前三项以往的知青研究文章较为少见，属于重庆知青地域研究范畴，作者的部分观点很新颖，部分则值得商榷。后两项内容是怎样评价知青运动，如何评价“知青精神”，属于热门的全国性知青研究课题。作者循历史大环境和多个角度去探讨，论述相当深入，立场较为繁杂，整体取向趋于正面，部分观点相信会有争议。 副文一的“知识青年的定义和划分”，是根据“名不正言不顺”、“广义狭义”的原则，立足对人数庞大的“知青”群体进行类别划分。因而带出“回乡知青”、“城市知青”、“插队知青”、“农场知青”、“支边知青”、“文革前知青”、“老三届知青”、“新三届知青”、“新新三届知青等不同的知青称谓。不同时段的知青群体构成有着独特的政治历史原因，作者在文中仅就称谓作一般性区分，未见深入分析，感觉实际意义不大。 副文二的“不同时间段知青的特点”，是对“文革前知青”、“老三届知青”、“新三届知青”、“新新三届知青”这四类人分析比较。作者认为，“文革前知青”主要是1964、1965年的初高中毕业生，他们多是当时“血统论”大环境下的“黑五类”子女；“老三届知青”主要是1966-1968年三届共六个年级的初高中毕业生，人数最多，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主体；“新三届知青”主要是1966-1968年这三届小学毕业后上过短暂中学，于1970-1972年下乡知青的所谓“中学毕业生”；“新新三届知青”主要是1973-1975年三年的中学毕业生。作者认为，后两批下乡知青“时间短，搞形式，走过场，下乡镀金……”，这大致是事实。但在“有悔无悔”争议上，作者认为年龄越小，读书时间越少，下乡时间越短的知青，“青春有悔”者较多；反之则“青春无悔”者多些。知青群体对上山下乡“有悔”、“无悔”的分歧，是否与他们的下乡年限有关，令人存疑。 副文三的“几种知青安置形式的比较”，列举了“地方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落户”、“社办农场”、“其他形式”等多类不同形式的知青下乡方式，分析各自的好坏优劣，显示重庆知青的上山下乡与其他省市相比，历史大环境较为复杂，出现的各类问题较多。多种不同形式的知青下乡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什么关系？不同形式下乡知青的思想观念有何差异？他们回城后对社会风貌产生什么不同影响？这些都是该书提出的问题，颇具新意，值得重视。 六、知青运动评价 未能自圆其说 副文四是对中国知青运动的评价，这部分的文字量很大，论述角度较为多样，也较为深入，是前言“概述”的重点内容之一。作者既分析了“无悔派”、“有悔派”的立场差异，也探索不同时期下乡知青要面对的复杂环境，以及当局不同时期要面对的困扰和思考。作者因而得出“难以用同一标准判断知青下乡的是非得失”之结论，属平稳中性，未有独特见解。作者最后在文中提出评价知青下乡的若干思考：包括考虑上山下乡运动的普遍性、特殊性；考虑文化革命、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要厘清“上山下乡”与“知青”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要分清文革前后上山下乡的不同政治目的；评价上山下乡是一个动态性过程，一时难以盖棺定论等。这些对知青下乡的评价性思考角度多样，理性客观，整体立场正面。作者对知青群体的主流评价充分肯定，与全书一些分类评述的鞭挞性、严酷性形成一定落差，显示作者对上山下乡这一历史课题未形成系统性理论研究，部分结论无法自圆其说。 副文五是对“知青精神”的研究探讨，文字量也相当大。什么是“知青精神”？一直以来都是知青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坊间各类看法较多，争议也较大。贺岩在长篇前言中对“知青精神”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不少观点值得商榷。贺岩认为，凡一定人数群体产生出来并促进自身发展的特质，就是这个群体的精神，这种诠释过于片面单一，不符合社会学原理，也不符合社会实际。作者进而认为“知青精神”是代表知青主流方向的，部分“优秀知青”身上表现出来的品德，并把其总结为“坚韧”、“奉献”、“团结”、“进取”四大方面，逐一解释说明，显得更牵强苍白。作者最后提出“知青精神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指出既来自传统道德的延续，也吸取新中国的主流思想，并归纳为“两主义一精神”，即：共产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斗争精神。尽管作者力图持平客观来阐述“两主义一精神”对一代人的思想熏陶，以及这代人面对“两主义一精神”表现出来的纠缠不清和痛苦无奈，但仍然无法自圆其说。因篇幅原因，本文在此不对“知青精神”作深入分析。但笔者始终认为，这一代知青今天讨论什么是“知青精神”，缺乏统一的思想基础，也缺乏足够的理论和是非标准。本着“当代事后人评”的史学思想，我认为今天讨论何为“知青精神”没有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张穗强，香港资深传媒人、资深专栏作家、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中华知青作家学会副主席、香港书评家协会会长、原海南生产建设兵团广州知青。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