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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研究”使毛泽东立于不败之地
红色政权的建立，并不意味着革命胜利。相反，这个小小的革命根据地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几乎倾尽全力的军事和经济的重重压力，如何击退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就需要为红色政权的生存寻求正确的政策策略。在政治、军事和经济这三个方面，毛泽东都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政策：在政治上，实行把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激发起了农民投入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农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积极参加红军，同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因为他们知道，国民党卷土重来就意味着土地重回地主手里，而他们也将会重新遭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在军事上，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实施“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各个击破，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围剿。而在经济方面，建立了大批集体性质的合作社，取消不合理捐税，积极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还利用地方军阀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地方军阀互通有无，打破蒋介石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等等。 所有这些巩固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政策，都是从哪儿来的？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更不是照搬苏联的经验，搞什么“本本主义”搞出来的。所有这些正确的方针政策，其实都是毛泽东搞“调查研究”搞出来的。毛泽东曾经说过：“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147页)毛泽东搞调查研究都是带着问题，带着一定的目的、有选择地进行的。仅在土地革命时期，为了解决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困难，他专门到农村中做过广泛调查，撰写了许多调查报告，其中包括《寻乌调查》（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兴国调查》（1930年10月）、《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33年10月）、《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我们的经济政策》（1934年1月）、《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等等。 毛泽东搞调查研究是他的一贯作风，是他“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坚持群众路线的本能，也是他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具体社会实践的作法。他当学生时就有“游学”的经历；而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调查研究更成为他认识客观世界、寻找正确方向、制定切实政策的方法。就是指挥打仗，毛泽东依然以调查研究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毛泽东看来，调查研究“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第1146页)这说明，从主观上讲，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方法问题；而从客观上说，则是走群众路线的社会实践问题。所谓走群众路线，在乡村就是农民阶级；在城镇，就是工人阶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也只有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自觉地把自己融合到为工农切身利益而奋斗的革命实践中去。  五、毛泽东的道路自始至终都是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毛泽东由旧中国的一个普通青年知识分子，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奠基人，成为中国人民衷心爱戴和信任的伟大领袖，体现的是一个清晰无比的历史必然性。当年，美国记者斯诺在保安采访毛泽东，与毛泽东竞夜深谈，在充分了解毛泽东的个人经历之后，他颇有感慨地写道：“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一版第147页） 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他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知识分子，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知识青年”。当年象毛泽东一样毕业的青年学生还有不少，但象毛泽东那样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知识分子并不多，特别是如此深入地了解农民、感受农民、反映农民愿望、表达农民疾苦的知识分子更属少见。相反，受到苏联革命的影响，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更多地注重于城市革命和工人运动，他们以俄国革命为榜样，主张以“城市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争取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这种不切合国情的斗争策略使原本就很弱小的革命力量受到巨大损失。而毛泽东则依据形势变化和敌我力量对比，别出心裁地提出以“工农武装割据”的口号，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革命保留下来日后发展的“星星之火”。不管怎么说，这些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都懂得革命胜利只能依靠工农群众的奋斗才能成功，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对中国国情认识的程度不同，因此采取的方针路线也有所不同，这就解释了毛泽东在当时为什么总是“少数”、为什么总是遭到孤立打击的原因。 中国的国情，与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不同，也与产生列宁主义的俄国不同。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个具有五千年传统文化意识的农业大国，完全照搬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行不通的，在“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的情况下，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对中国现实有所改造。这种社会改造不是由知识分子单独完成的，也不是由工人阶级或者农民阶级自发完成的，而必须是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与工农运动相结合，才有可能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有所成就。毛泽东在同斯诺长谈的时候，就涉及到了这个话题。斯诺记录说：“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由于突然得到大量的科学知识，引起了伟大的梦想，开始‘回到民间去’，到他们国家的基层乡土中去，把他们新获得的知识‘启示’一些给知识上贫乏的农村，给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争取他们的联盟，一起来建设一种‘比较富裕的生活’。”正是因为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因为他们依靠工农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他们“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第一版第101页）。 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旦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就能焕发出改变中国的巨大能量，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历史实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世界革命历史上的“第一次”，而这“第一次”的历史实践者，恰恰就是毛泽东本人。毛泽东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回顾总结之后，提出了“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一版第546页）至此，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思想正式形成，并规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的方向”。  结语： 毛泽东在1939年5月4日指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的方向，是以争取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为奋斗目标。而新中国的建立，不再为驱逐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浴血奋斗，但青年运动的方向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而是继续引导广大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全心全意投入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 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不是个人的认识或实践的问题，而是中国革命历史的延续。“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思想，过去适合国情，现在仍然适合国情，这是中国知识青年融入社会、立志成才、奉献青春、改变中国的唯一途径。 （作者宇宏，系1968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老知青。）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