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国防安全与知青运动 人类社会自有国家以来，国防安全历来是当局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国防力量的强弱和国防措施的疏密决定了国家的安全程度。特别是当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了对立性质以后，国防便显得尤其重要。 1949年中国大陆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便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国家”，至毛泽东逝世前的27年内，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基本没有停息过。先是50年代初三年朝鲜战争，又是60年代初中印边界的武装冲突，紧接着是十年的越南战争，同时北部边境又遭“苏修”陈兵百万的威胁而终于爆发珍宝岛战役，再加上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叫嚣，真可谓“四面楚歌”;同时国际关系也处于“冷战”状态，“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国防形势始终严峻。 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1957年初毛泽东又提出：“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我们的工作安排，要放在帝国主义突然袭击可能提早到来这一点上”。同年12月24日，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爆发突然事变的可能性不论有多大，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三十也好，我们都要保持警惕，要准备坏的那一面。在和平时期要警惕坏的情况的到来。不论什么时候都要记住，这是最重要的一点。”1958年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期间以及60年代前期，美国高层曾多次讨论对中国实施核袭击。这年11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阿联酋驻华大使时说，目前美国空军和海军中都有一些战争狂人叫嚣要对我们进行局部战争，狂言要向中国扔原子弹。如果美国真正对我们发动原子弹战争，全世界人民都将坚决反对美国，以后它就不敢对谁丢原子弹;任何局部的战争都有发展成为世界战争的可能，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这样在最坏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就不至于处于完全无准备状态。进入60年代，美国和前苏联大力发展导弹、核武器，展开激烈的核军备竞赛，并于1962年在加勒比海剑拔弩张，险些酿成核战争。此后，核战争阴云笼罩着世界。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应付核战争的准备愈益强烈，并据此做出一系列国防战略决策。1964年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后，11月4日，中央军委在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份情况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战备工作，必须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多准备几手。要以临战的姿态，立即行动起来，认真加强战备工作。196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战备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美国在越南扩大侵略战争，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应加强战备，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6月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大战也许打得起来，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但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 针对上述形势，我国一直把“平战结合、军民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作为国防工业和平时期的总方针。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系统论述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成为指导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理论文献。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走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道路，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导实施国防战略举措的基本原则。 于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立足于早打、大打”的指导思想下，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国防战略和方针措施，比如国防军工“大三线”建设方针和措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全国各地“人防工程”的大力建设措施等。特别是在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和前苏联撤走包括核武器专家在内的一切专家后，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1970年的短短几年内，完成了“两弹一星”的国防科技新成果，令世界震惊并刮目相看;同时在武装力量的配置上，除了庞大的人民解放军正规军以外，中央在60年代后期作出了全国各相关省区建立生产建设兵团的重大决策，于是“兵源”就成了重要问题。 从军事常识看，最能够成为兵源的当然是年轻人，年轻人是一个国家处于“战备”状态或有可能面临战争的情况下最可宝贵的兵力资源。因此，如果把大量的年轻人长期滞留在广大的城市，这将是一个严重的战略失误。如果说，“大三线”建设和“深挖洞、广积粮”的措施是将物质资源及其生产能力隐蔽起来的话，那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不仅是为了让他们“接受再教育”，更重要的是将广大的后备兵源疏散起来的一项伟大的战略措施。这项战略措施的具体落实就是在全国各省都建立生产建设兵团。仅以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为例：全省从连云港到南通，在广阔的海岸线上，1969年建立起四个师26个团的兵团准部队建制，隶属于南京军区下设的省军区。且每个团都有一万人以上，大多数是知识青年，全省就是就是近30万人，再加上其他未纳入兵团的农场和广大农村的武装民兵，这样一个省就为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储备”了上百万的“第二武装”。 这个“第二武装”好生了得，它平时进行生产劳动，产生以粮食为主的大量物质财富;同时又以部队化的管理机制对知识青年进行国防和军事的教育与训练，使他们具备比较一般民众训练有素的半军事化素质;一旦战争打响，立即可以成为正规部队源源不断的补充兵源。所以，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生产效能;大规模集约化生产粮食;训练有素的“第二武装”屯垦戍边。这就是生产建设兵团的三重意义。 这就是毛泽东知青运动的国防背景。  八、社会改革与知青运动 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军事家、战略经济思想家、文学家，还是一位社会改革家。他领导中国人民在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以后，决心通过全方位的改革而建立一个全新社会。他把这项伟大的历史任务首先交给青年一代，他对青年人寄予无限希望。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时的谈话》)。 而毛泽东的社会改革，首先从“三农”开始。这是由于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历史和农民、农村的落后所体现的“工农、城乡、恼体劳动”“三大差别”，再加上内地和边疆(包括东、西和南、北)的差别，实际上是四大差别，已成为社会进步的极大障碍，因而“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论人民民主专政》)。所以，毛泽东关于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思想，不仅要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要知识青年用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城市生活理念及脑力劳动的优势去反过来“教育农民”，去影响和带动农村社会的改造和发展。在这方面，笔者作为一名曾经的“老三届”知青，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笔者和成千上万常州知青下放到苏北各县插场或插队落户，后来笔者又因支援国家煤矿建设需要而前往江苏最西北角的丰县开山采石、到徐州矿务局当矿工，曾经租住在当地农村的农民家里和北方煤矿工人村长达16年。在与广大农民和由农民转为矿工的长期接触中，既学到了他们淳朴敦厚勤劳善良的优秀品质，又发现了他们包括思想观念、文化科技和生活习惯的落后缺点，因而力所能及地帮助和影响他们逐步摆脱落后面貌。 早在苏北新洋农场，知青们经常用牙膏和香皂以及常州工业产品同周边农民换取一大麻袋的山芋充饥，同时向农民介绍国家、城市甚至世界各方面发展情况和城市生活，农民们都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和兴趣，同很多知青交上了朋友。1971年在丰县华山乡尹长庄，当地农民看到部队建制的煤建团来到他们家乡又租住他们的“干打雷”土屋非常高兴，见面时总是热情地打招呼：“喝糊糊了吗?”(意为“吃饭了吗?”)，原来他们一日三餐以玉米和山芋粉加山芋叶煮一大锅“糊糊”，配以窝窝头就咸菜果腹。可是当男女知青夏天身穿“的确良”衬衫和海绵拖鞋时，因透明和露出脚趾，很多当地农民就到我们的团部、连部提出抗议说“有伤风化”。上级立即指示班排以上干部分头深入每一个农民家庭，宣传国家科技发展的新产品，宣传现代生活方式，把“的确良”衬衣借给农村青年试穿，还送给他们牙膏牙刷香皂教他们使用，每天帮助他们打扫院子和担水，同他们一起交流人生和社会发展情况。这些农村青年很快就接受了新产品和新习惯，老农民也不再抗议。不久，当地镇上供销社就到常州进货“的确良”布料和海绵拖鞋等一系列“南方”城市产品，很快就销售一空;过年时回常探亲，房东老乡一定要把自家养的鸡和猪肉送给我们，探亲返回后我们也回赠他们常州特产，还在食堂举办由大家带去的南方食品宴席宴请村民。如此“军民关系”(实质是工农关系)搞得十分融洽，农民们还主动派技术人员到山上指导我们开山采石。时隔42年后的2013年10月，笔者再次回到丰县华山镇和尹长庄，尽管已经互不相识，但当他们知道是当年煤建团的知青回来了，纷纷奔走相告，前来一起回顾当年知青在他们村庄工作和生活的情景，感谢知青们对他们的影响和帮助。如今尹长庄已与镇区连接，尽管保留着几座当年的土屋和我们开山工地的原址在诉说着历史，而华山镇已是江苏省现代化乡镇建设示范镇，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七十年代中期，有的常州、无锡知青同当地矿工子女结婚成家，从苏南运去几卡车全套家具，在数万人的北方煤矿工人村引起轰动，全村老少前往围观。从此，矿工子弟成家必到“南方”来采购家具，不久当地木器厂也开始生产类似江南的成套家具;江苏省委、省政府连续多年组织慰问团赴徐州慰问矿工，常州的“金狮牌”自行车成为奖励矿工模范和先进标兵的必带慰问品，在数十万矿工中产生极大反响，各矿商店纷纷到常州订货，人人皆以能得到一辆“金狮”自行车为豪;笔者每年回来探亲或到上海开会出差，总要给当地青年捎买大量南方服装和生活用品;还组织他们成立文化理论、学习写作、文学创作和历史故事宣讲小组，创办《矿山文艺》杂志;每每在井下工余和上井以后，总给他们介绍江南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矿工们听得津津有味，钦佩和羡慕之情溢于言表;每年春节前夕，笔者住宅的院子里还围满了来求写春联的工友……以致几十年过去了，苏北场友和北方矿工还经常来往交流，成为终身朋友。有的农民和矿工甚至常说：江南知青的才华和素质影响了自己的一生。 2012年初夏，笔者随常州“缅怀之旅”团队到云南边疆重走李公朴足迹和缅怀抗日远征军事迹，在瑞丽边疆“一村两国”的银井村，30岁的傣家姑娘罕露奉村委会之命接待我们，在介绍边疆情况时一再提到祖辈和父辈所说的当年汉族知青如何为他们揭示了当地千百年以来用鸡蛋包银子治疗病痛的科学原理，如何帮助他们学习文化、科学种植和改良生活习惯，生动描述了汉、傣民族亲如一家的真实故事，感谢知青帮助他们走向了现代社会。 笔者不敢妄断知青个人或少数知青对落后地区社会进步有多大作用，但数千万知青长达半个世纪“三程跋涉”的实践及其铸成的“善良忠诚、是非分明;拼搏进取、顽强坚定;务实求真、奉献予人;处远怀国、居高忧民”的“老三届”精神，和“贫不失志、挫不失勇、贵不失德”的知青共性，对“老少边穷”地区社会进步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及至80年代以来全国知青回城后很快成为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对于整个中国的社会改革则作用更大，如今7位十八届中央常委中有4位、205位中央委员中有51位曾是知青，就是最好的佐证。 以上这些笔者亲历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关于“知青运动”战略思想是何等地英明正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所进行的中国社会改革，首先是从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再从缩小“三大差别”(实质是四大差别)入手，进而从思想文化领域开刀，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立体的、全方位的社会改革思路和部署，而“知青运动”就是其整个战略思想和部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独特的组成部分。 这就是毛泽东知青运动的社会改革背景。  综上所述，毛泽东之所以发起组织和推动从上世纪30年代延安试点、从建国直至70年代中期数十年的“知青运动”，并不是“突发奇想”，也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什么“造成灾难”，而是基于真正的“中国特色”和国际背景，即几千年封建落后的农业社会;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弱点;政权更替规律或曰“兴亡周期律”;西方的“和平y变”预言;前苏联“变修”的教训;旧教育、旧文化体系的顽固;经济建设和发展现实需要;强化国防和推进社会改革等一系列背景所进行的重大决策，进一步佐证了毛泽东从来不会仅从单方面思考问题和为了单一目标轻率决策而顾此失彼。他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专家，是无与伦比的战略家式的国家领导人和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领袖，这就是中国人民今天并将永远怀念和纪念他的原因所在。 （全文完）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