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教育革命”与知青运动 在阶级社会中，教育事业(这里主要指对青少年学生的教育，当然也不排除成人教育，其中包括干部教育)的目的，绝非仅仅在于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它必然地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政治思想目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叫做“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就连上文提到的毛泽东曾“批评”的孔夫子教育，都并非纯文化教育。孔夫子培养的“七十二贤人和三千弟子”，就是要让他们到当时的各诸侯国去做官主政，为推行他的“礼制”思想和“仁政”政治主张服务。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从来就与相应的举官制度结为“孪生兄弟”，除了秦代以前的“分封制”外，从汉代的“察举制”，再到起源于隋朝、完备于唐朝、改革于宋朝、鼎盛于明朝、消亡于清朝的“科举制”，都是地方上先从“秀才”(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初级“学历”或带有学历性质的“职称”，且容笔者把它叫“学历职称”)开始，逐级向上推举相应“学历职称”的各级官员。可见，以“科举制”为代表的封建教育制度，具有文化和政治的双重性质。即使是贫苦的普通平民，通过科举制的层层考拔，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做官，所以“读书做官”是封建教育制度的本质目的。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教育的政治性质更加鲜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就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所不同的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过去历朝历代的教育所不能比拟的，目的就是要“知识青年”从小就“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避免培养出那些“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只知做官不知为民的封建仕途知识分子，或“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即使是改革开放30年多了，至今这个方针后半部分始终没有变。 为了改变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执政党，从建国以后就开始大力发展全民教育事业，除了成人扫盲外，所有学龄儿童都进入社会主义的学校读书(现在更有《义务教育法》保障)，国家不惜从有限的财政收入中拨出巨款，兴建大量的学校，并且实行最低学费制度。一首根植于当今五六十岁的整整一代人心底的少儿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难以忘怀，其中有这么几句歌词：“我们感谢敬爱的毛主席，建设许多美丽的学校”，尽管真正美丽的学校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实现的，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 诚然，解放初期，这些社会主义的新型学校，有很多是从旧政权手中接管过来的，其具体教育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现代教育起源时从西方引入的教育方式，再加上中国特有的读书传统，“读死书、死读书”现象十分普遍;而老师给予学生的目标引导，也无非是通过好好读书，将来可以“成名成家”。笔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小学读到初中，特别是考入全国红旗学校和全市重点名校“一初中”后的第一天，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所做的报告至今记忆犹新：“你们考入了一初中，一只脚开始跨入省常中(同样是尖端名校)，另一只脚已经开始做好跨入清华、北大的准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不能说老校长的话有什么错误，但它反应了“文革”前整个教育界普遍的教育目标引导，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之间的差别。 又诚然，尽管那时的学校内外到处都写着党的教育方针的大幅标语，但是学生在整个学习期间，除了每学期由老师带队组织学生到附近的农村或者工厂去象征性地“学工、学农”(其实大多数时候就是参观一下)外，除了技校，基本上是不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事实上，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至今也很难找到真正相结合的好方法，“学校就是教好书”的观念在所有教育工作者中根深蒂固，这似乎也没错。 但是，正如“红军有三大任务，除了打仗外，更重要的是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一样，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带头造旧教育制度反的毛泽东，其思维和看问题的角度始终与众不同。他对于这种教育方式非常担心。 1968年的7月21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这篇调查报告作出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就是著名的“七二一指示”;同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这一批示日期为名的“七二一”大学。现在的常州工学院前身，就是其中之一。 紧接着，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广大的大、中、小学校和机关事业单位。 笔者和全班同学就是在1968年9月被召回学校，“复课”不久又在工人代表毛菊仙师傅的带领下到国棉三厂学工劳动、到青龙乡去割稻半个月的学农劳动，次年3月就开往苏北农场;本人后来又赴煤矿、工厂，走了长达20年的“与工农相结合”的人生道路。尽管后20多年并未直接在工农群众中度过，但关注他们命运的“工农情结”矢志不渝。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教育革命”路线的结果吧。  六、文化改革与知青运动 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文化，几千年来是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为核心;而儒家思想又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目的而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它有着包括“中庸”、“三纲五常”和“四非”(“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为主要内容的训条。而这里的“礼”，可不是“礼貌”和“道理”的意思，它是指统治者的意志、规矩和秩序，“四非”，即指没有统治者的允许，民众是不能去看、去听、去说、去行动的。因此，很多民众在这“正统”思想的统治下养成了逆来顺受的“集体性格”，形成了一整套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甚至麻木到非要鲁迅起来弃医从文而从精神上进行彻底针砭治疗的地步。由于这“四旧”形成并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并经过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加固”且流传下来，因此在以“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这些封建主义的文化糟粕必在破除之列。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新生的人民政权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各方面的辉煌成就，社会主义已经深入人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欣欣向荣”，“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然而，毛泽东还是忧虑。他认为，共产主义理想也好，社会主义现实也好，党和政府为人民制定的宏伟蓝图也好，都好。可有一样东西不好，那就是封建主义残余根深蒂固、资本主义思想死灰复燃，这些将严重腐蚀人们的思想，最终不但将阻碍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甚至有可能重蹈“李自成”覆辙。因此他反复强调：“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严重的教训》一文按语);“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因此，他认为开展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重点表现在思想文化层面)的革命已经刻不容缓。 毫无疑问，这场“大革命”必须全民参加，他认为，尤其是青年一代应充当“先锋队”，理由是“青年人最少保守思想，最富有革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青年人尤其是“知识青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自以为有文化，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的“小资产阶级”的清高。特别是经过60年代运动初期的冲冲杀杀，高喊着“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干，谁干?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做，谁做?”的口号，就自以为是国家的主人了。因此他们似乎不大看得起工人和农民，认为工人手上有油污、农民脚上有牛屎，因而不大愿意到工农群众中去和他们打成一片。在毛泽东看来，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正如上文提到的，严重到“是革命的或者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地步。因此他一方面号召青年人对旧思想、旧文化进行全面大批判，一方面鼓励支持创作一批革命作品来占领文化艺术殿堂和阵地。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