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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维维安·泽里泽（Viviana Zelizer）曾预言，到了20世纪末，美国儿童将会“毫无经济价值但足具情感价值”。比起第一世界的儿童，中国独生子女在父母年迈之后不仅成为其主要的经济来源，也须承担更多的赡养责任。本文节选自《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第四章。
投资回报率高的孩子 初一学生韩雪的母亲在1998年告诉我：“我女儿出生前，我天天就想着享乐。可我有了她以后就成长了。我意识到要是她成功了我就能跟着她过好日子，她要是失败了我的晚年生活就会凄凉。现在我的生活都围着她转。我必须督促她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了能找个好工作。” 长久以来学界都把中国的儿童视为其父母精心计算后做的一笔投资。希尔·盖茨（Hill Gates）指出：“年轻女性们对待生小孩的需求就像许多人对待谋生的需求一样：早启动，尽全力，早完成，付出有所值。”我认识的大连城区的父母在公开谈论养孩子的经济成本和好处时常引用一句古话：“养儿防老”。大连城区的孩子们和第一世界的孩子们一样，都对父母具有重要的情感价值，除此之外，他们还是其父母最有价值的经济投资。 萨拉·哈克内斯（Sara Harkness）、查尔斯·苏泊尔（Charles Super）、康斯坦茨·基弗（Constance Keefer）发现美国人是通过吸取专家建议、自身孩童经历中喜欢和厌恶的部分、其他家长的建议等因素来创造出了本国的为父为母的文化模型。我发现大连城区的父母们也使用类似的方法来塑造自己做父母的风格。 这些家长们告诉了我他们的父母是如何根据对其经济价值的精心考量来决定投资的比例。他们在培养自己小孩的过程中也调用了同样的经济理性，虽然他们意识到儿童经济价值的考量标准已发生改变。职业中专学生黄岩在1999年告诉我：“我小时候每次想夹肉吃的时候，我妈就用她的筷子打我的手，说‘你是女孩！把肉留给兄弟们吃’，我妈想让儿子们多吃肉长得强壮些，这样好去干地里的活儿。现在我把最好吃的东西留给我女儿吃，让她健健康康的，找个好工作。” 父母们如果抱怨在孩子身上花费了很多时间和金钱，亲朋好友们就会劝他们“这是你在投资自己的未来”；大家如果觉得某个父母没有尽到辅导孩子学习的责任，就会提醒这位父母“你的命运是和孩子共进退的”。老师们有时也在培养家长们投资孩子的经济理性。1999年，一位名叫杨丽华的老师试图说服一位工厂工人让儿子申报一所一流大学的本科自费项目而非去读大专，其说辞是：“你想想，要是现在多花几千块钱，你儿子就能找个好工作，比他拿大专文凭能多挣几万块钱，这样你退休后就没后顾之忧了。” 
家长抱着孩子路过一则学区房广告。
对于贫苦家庭来说，成功培养子女是其获取向上流动的唯一途径。年轻一代作为现代化的先锋，比其父母具有更多的经济潜能。这代人的父母多数都缺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谋求精英位置所需的教育。其中许多人在国企就业，工资较低且很难提升。40岁以上的下岗工人难于找到更好的工作。有些开始做生意，但高额的税收和激烈的竞争使其难以盈利。雪上加霜的是，他们的客户群仅限于像他们一样低收入的、喜欢把物品价格砍价到最低的人群。富人们则喜欢购买那些颇具声望和专业程度高的大型企业（通常为外资企业）的商品。 年轻人更易被这类企业招聘，挣得比父母高出数倍的工资。因此，低收入父母将大部分家庭资源都投资在孩子身上，这一点明显是有经济意义的。许多父母说他们若把家庭资源用于自身纯属浪费，因其毫无良好的工作机会、也无法把时间和劳作转化为可观的收入。只有一个孩子的父母们痛苦地意识到要想赢得好的未来，只有孤注一掷。因此，他们尽一切力量来把握好这次机会。 被深爱的孩子 1999年的一天，我在江梅的高中所在班级里，听到一些学生问她为什么那天看上去昏昏欲睡。她答道： 昨天，有个奇怪的陌生人深夜给我家打电话。那人说：“我在给所有亲戚朋友打电话，警告他们今天晚上大连会有一场大地震。我有个亲戚在省地震局工作，刚打电话提醒我。我误拨了你家电话，但既然咱们通话了，就算我做了件好事来警告你们吧。”我父母不知道该不该信他，但是为求稳妥宁可谨慎过头，就把我叫醒了，拿了家里所有的钱，叫上我站在家里最坚固的门道处。过了几个小时，什么都没发生，我们也很困，我爸妈回床睡觉，但不让我睡！他们说：“你是家里最大的宝。我们老了，死了无所谓，你必须活着。”所以我就拿着家里的钱在门道站了一夜，直到来上学！ 父母对孩子的投资不仅仅源自对舒适退休生活的渴望。相反，父母们告诉我他们愿意为了孩子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在父爱母爱的文化模型和父母投资的文化模型之间感受不到任何的冲突，而后者依附于一个预设：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将维系终生。在孩子身上花钱不仅表达了父母的无条件之爱，也同时是对父母未来生活的投资。如果要求父母必须在这两种动机之间择一，他们通常感到对子女的爱超越了对自己的考虑。像孙薇母亲这样的低收入家长省下自己的医疗保健的钱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其实就是在甘冒生命危险进行付出。 林琳母亲和我在1998年相识时曾问我：“你有多少兄弟姐妹？”我说我是独生子女，她立即很同情我的父母。“你肯定是家里的宝贝，父母怎么舍得让你来相隔这么远的地方生活？他们难道不担心你嘛？” 我回答说：“要是你女儿有机会出国，你会阻止她吗？你怎么能受得了她走？你不会担心嘛？” 她答道：“我把女儿送出国后一定会每天以泪洗面，但我的眼泪只是为了她的幸福付出的一小部分代价。” 在帝国时代的中国，儿子不仅要赡养年迈的父母，也要负责照看好去世父母的灵魂，并且通过给予男性祖先在社会和象征意义上的不朽来延续父系家族。毛泽东时期的政府禁止祖先崇拜，取缔了父系家族维系自身的团体组织身份所依赖的族产。我在大连认识的一些家庭不再进行祖先崇拜。但这些父母们用新的方式来将子女看作自己生命的延续和维持自身社会与象征意义的不朽性的途径。 父母通过子女来感受生活和获取意义。贫穷的工人们告诉我，他们看到子女享用自己从未有过的奢侈品时会感到补偿感和成就感。有的父母把孩子视作从沉闷而不如意的生活中获得希望感和目标感的源泉。一所高中的高三学生黄洁的母亲在1999年跟我说：“我失业以后就觉得活得毫无价值。我只是个纺织工，但我以前总盼着上班，也盼着能因为厂里给我涨工资或发‘文明职工’奖而有小小的喜悦。我现在整天在家待着，感觉就像死了一样。有时我都想自杀，唯一能拦着我的力量就是我对女儿的念想。我一旦想到她和她的未来，就感觉有了点希望。” 2002年，技工学校的学生罗城的母亲跟我说：“我儿子是个好人。我死了以后，每个认识他的人会说‘他是个好人，一定是有位好母亲把他教得这么好’，这就意味着我没白活。” 高二学生沈琦的父亲在2000年说过：“我儿子就是年轻版的我，但他有我从来没有过的机会。当他成功时，就好比我重新生活了一遍，只不过这次走了对的路。” 1999年，初一学生曹颖的父亲跟我说：“我小时候梦想着将来当科学家，发明新东西，为强大祖国做贡献。现在我47岁，从工厂下岗，人生没什么成就。可我女儿很聪明，也许将来她能当一名伟大的科学家。那时的她就是我对祖国做的贡献。” 这些父母的亲朋好友、孩子的老师、孩子本身都把父母当作决定孩子成败的负责人。我认识的多数教育水平高的父母都辅导孩子学习。我也认识不少受教育程度低的家长在每晚和每个周末花数小时陪在孩子身边，监督其学习。有时家长们在孩子学习时给他们拿零食和饮品，来节省孩子自己去厨房拿东西的走路时间。初三学生白波的父亲在1999年说过：“我在每个星期天都花一整天监督儿子学习，我都不知道是我还是儿子更累！” 
在古筝加强班门口，家长们张望着自己的孩子。
这些家长们对孩子的浓情厚爱是因其只有独女或独子。他们对独生子女毫无保留的爱与第一世界中的父母相比不差上下。在第一世界，父母对每个孩子要付出深度的无条件之爱的文化模式与生育率的下降相伴而生。孩子越少，每个孩子就越不可取代。 想象未来 “我不想问我儿子要钱。”初三学生郭湛的母亲在2000年和我说。“一旦我没能力赚钱和照顾自己，我宁愿去死。我儿子不会孝敬我的，我现在就能看出来。等我儿子娶了老婆，我和他爸也不上班了，他们会把我们撵到小房间里生活，吃每顿饭都会嫌弃地看着我们说：‘你们还吃啊？怎么还不死？’” 独生子女的父母担心他们的子女会比自己更没动力去遵循孝顺的文化模型。他们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好坏将取决于独生子女能否尽到孝心而感到忧心。还有一个警示是，等他们老了，一对独生子女夫妇可能将要照顾四名年长的父母和双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八个老人。他们知道在自己这一代为老年父母提供金钱支持和护理的职责即便是被许多兄弟姐妹分担也难于担当，因此一想到独生子女们该如何承担赡养父母之责就难免心惊。他们有时会愁苦地开玩笑说他们该在步入老年之前死去，因为独生子女不会有时间、精力、金钱或孝心来照顾年老的父母。 
一个孩子和两位老人路过街头的计划生育宣传标语。
2000年春节，我参加了职业中专学生李珲母亲家的大家庭聚会，她母亲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和孩子一起围坐在餐桌旁，谈论未来。 她四舅对他的儿子说：“我不希望你照顾我。我最大的盼望就是你别成为我的负担。当我老了，我会靠保险活。” “我赚的钱都是你的，爸！你知道的！”四舅的儿子说。 “我们不能靠这代人来养老。”李珲的三姨说。“他们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太自私了，不能像我们待父母那样待我们。就算不自私，他们也不能光靠自己照顾好自己和另一半的双方父母。” “那样不对！”三姨的女儿抗议了。“我的一切都是父母给的。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照顾父母。” 二舅说：“养老院也没那么糟糕。我们都可以去同一个养老院，整天打扑克。这就像每天过春节！” “我绝对不会把你放在养老院里！”二舅的女儿抗议。 “我们一定要好好锻炼，永远健康，不要让孩子照顾我们！”三姨的丈夫说。 “但是不管怎么锻炼，每个人都会老。”五姨说。“我们最好盼着早点死，这样就不会到了给孩子添负担的地步。” 许多父母告诉我他们希望在老年时要在经济上和身体上独立。然而，他们也有诸种担心：保险可能不足以支付他们老年生活的所有费用，下岗和企业破产使得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难以到位，个人储蓄面对通货膨胀和低利率难以保值和升值，医疗护理的收费在逐年增长，专业护理可能既昂贵又不能满足需要。尽管他们渴望独立度过老年生活，但也担心别无选择，只能主要依靠独生子女来获取收入、支付医疗护理费用。 关于冯文 冯文（Vanessa L. Fong），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是美国著名的中国教育问题研究专家。曾任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现任美国爱默思学院副教授。著有《唯一的希望》《重释伊甸园》等。 《唯一的希望》是一部有关中国独生子女研究的民族志作品，在宏观的政治经济语境下解读第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经历和体验，以及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下的家庭与社会。本书被收录在“凤凰文库：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中，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文图片由视觉中国授权使用。） 撰文| 冯文 编辑 | 郭祎 供图 | 视觉中国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