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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等。著作有《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中国和新世界秩序》等。 “中国威胁论”始终是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国家群（即西方国家和它们的盟友）的一条对华外交主线。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威胁论”已经经历了好几波。每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轻则曲解和诬蔑中国，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重则影响所在国的对华政策，阻碍甚至围堵中国的崛起。2018年，正当中国在积极准备新年主场外交的时候，新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扑面而来，并且比以往来得更凶猛和广泛。 这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覆盖整个西方世界和它们的盟友，包括美国，欧洲的德国，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等国。一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公开出来“警告”中国，而另一些国家则政府在背后，民间人士在前，指责中国。各国政界和学界尽其所能，已经制造了一大堆的新名字，例如“锐实力”、“债权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列强”、“修正主义者”等等。尽管西方在创造概念方面一直被视为严肃认真，但在攻击中国时，造词一点也不科学了。一些人试图用学术的态度和方法来分析这些概念，但白费心思，因为这些根本就不是像样的学术概念，在学术上不值得推敲。)  ▍西方发现无法改变中国 说穿了，西方的“反华”力量所要做的就是要营造一个新的冷战环境。和中国发生一场新“冷战”甚至热战一直是西方“反华”力量梦寐以求的。简单地说，西方的新一波“中国威胁论”建立在西方近年来流行起来的至少三个新“冷战思维”之上。 第一，西方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制度抱冷战思维。近代以来，政治制度的不同往往是国家之间对抗和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在这方面，西方和中国的价值观全然不同。中国相信不同政治制度和谐共存，而西方往往把具有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视为竞争者甚至敌人。长期以来，西方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会演变成西方那样的自由民主制度。但当西方看到中国不仅没有走西方式“民主道路”，而且发展出了自己的政治模式的时候，西方就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了“威胁”。 今天，西方基本的判断是中国的“威权主义”趋于永久化。对西方来说，更为严峻的是，中国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已经对非西方国家产生很大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会仿照中国的体制。在西方看来，这是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大挑战和最大“威胁”。 第二，对中国经济制度的冷战思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渐趋成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混合经济模式”。近年来，西方一直在炒作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今天西方所认为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外部影响，主要包括如下几个层面：1. 国家资本主义导致中国内部市场的不开放，西方企业在中国失去了“竞争力”；2. 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政治原则高于经济原则，影响西方企业的竞争力；3. 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外部扩张”的主要政治工具。正如前苏联经济模式是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最大威胁，今天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已被认为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经济威胁。 第三，对所谓中国“新帝国主义”的冷战思维。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至少防止中国挑战西方的霸权；鼓励中国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不想失去中国，即不想让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苏联”；把中国改为一个类似西方的国家。 但现在这些选项都没有了。西方的新冷战思维是：西方既没有能力围堵遏制中国，也没有能力改变中国。因此，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中国变成另一个“苏联”，这样西方至少可以团结起来尽最大的努力遏制中国的扩张，并且也能孤立中国，和西方进行一场新的“冷战”。 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美国国防部2018年1月分别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与《国防战略报告》，都直接称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声称美国将聚集资源应对中俄的挑战。非常有意思的是，白宫新闻发言人把美国的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之为美国“新时代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这种称呼和中国领导人所提出“新时代”相呼应，其针对中国的目标昭然若揭。 美国防长马蒂斯(James Matis)最近在出席完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返回美国的途中指出，美国决定公开称中国和俄罗斯是战略竞争对手，并非美国的自身选择，而是国际安全形势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他说：“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中国）将南海的岛礁变成军事哨所。在欧洲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俄罗斯越境侵占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支持分离分子。” 再者，一些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有了新的冷战思维，认为这是中国国际扩张主义的体现。德国外长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最近的言论可以视为西方国家态度的变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这位外长声称中国借“一带一路”打造有别于自由、民主与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的制度，自由世界的秩序正在解体，西方国家应当提出对策。这位外长还警告欧洲被中国和俄罗斯分化的危险。欧洲国家包括德国早先对“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态度，但现在立场出现变化。这种变化并非仅限于德国，而是相当普遍。 这些互为关联的思维加在一起，成为西方对中国发起“冷战”的依据。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威胁论”浪潮覆盖西方世界和它们的盟友，“反华”情绪和行为表现在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涵盖经贸、安全、文化教育与人文交流等领域。 ▍“反华”情绪涵盖诸多领域 在经贸方面，美国已经发起了和中国的贸易战。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对中美两国都必然会造成重大损失。特朗普政府聚焦的是美国的经济，为了美国经济，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诸多非常的举措，尤其是贸易方面。历届政府在考量对华贸易政策时会把贸易政策和其他政策联系在一起，并且抱有以贸易政策改变中国的企图。但特朗普政府没有任何这样的企图，其对华贸易表现得更为直接，就是看看贸易平衡数据。这种对单一因素的考量使得特朗普政府趋向于采取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当然，特朗普政府对其他国家也如此。 其他主要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如澳大利亚和日本尽管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非常高，它们从对华贸易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这些国家的一些政治力量宣称要对中国采取强硬举措，并声称要作好准备为此付出“代价”。以日本为核心的新版本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起死回生，同时这些国家向美国开放，随时欢迎美国的回归，而宣布退出TPP的特朗普近来在这方面也开始松口。 在安全方面，问题更多。中国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稳定了南海局势，但美国正在推动南海问题重新“回归”安全议程。在核扩散问题上，因为朝鲜核问题，中国不仅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主要来自美国），而且的确也面临日益增长的核威胁。一旦被朝鲜成为核武国家，那么中国全部周边必将被核国家所包围。更复杂的是，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所有相关国家在朝鲜核问题上，和中国的利益不同，它们以各种形式拖延核危机，把压力转移给中国。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本意是为了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且中国一直抱开放的态度，欢迎各国参与这个倡议。不过，西方并不这么看。美国和日本一直持怀疑态度。这尤其表现在美日对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态度上，它们一直相信亚投行是想取代美日主导的亚行。 在亚洲，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为了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印太战略”，而美国特朗普政府也接受了这种思路。拉印度来对抗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和日本多年来的重点战略考虑，而随着“印太战略”的正式提出，这一战略会很快进入操作阶段，具体化和行动化。 这一战略大致会从两个方面进行，即军事战略和经济战略。军事战略方面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很多年，只是早些时候没有这样的提法。在围绕核武器、南海问题、东盟等问题上，美日印澳都把中国视为威胁，并且逐渐找到了“共同安全利益”。这些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已经有多年，且渐趋成熟。2017年，四国重启“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简称QUAD)，确保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自由开放”。“四方安全对话”被视为亚洲版“北约”的开端。 现在美日印澳又开始转到经济战略层面。最近，这些国家初步达成对付中国“一带一路”的“另外选择”，即这些国家共同推出一个区域基础建设计划。在这方面，这些国家既有共同利益，如果合作起来也有相当的实力。对美国来说，其所担心的是中国的“一带一路”会促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从而抗衡美国。因此，美国必须力所能及地破解这个被认为是形成中的中国势力范围圈。这也是美国接受“印太战略”的理由，认为这一战略可以维持“自由开放的亚太区”。 印度对“一带一路”始终抱非常负面的看法。因为“一带一路”覆盖很多印度的邻居国家，印度担心其会被中国“势力”所包围。这些年来，印度提出“东进战略”，积极投资建设连接邻国的道路和铁路。 在安全方面，台湾因素也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近来美国一直在提升和台湾的关系来制约中国大陆，台湾当局主动配合。在两岸情势紧张之际，台湾的强硬派走上台面，他们希望中美之间陷入一场“冷战”，相信“冷战”局面有利于维持台湾的现状，并企图在这个过程中寻找“独立”的机会。 可以预见，无论是“印太战略”还是“四方安全对话”或者其他的组织，一旦针对中国的联盟或者网络形成，那么其功能会不断扩展，最终涉及网络安全、外太空安全、核安全等领域。“北约”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逻辑。 甚至在文化和人文交流方面，一场无硝烟的战争也已开始。 ▍欧美亚太多国拉帮结伙 和从前几波“中国威胁论”浪潮不同的是，从前都是美国在挑头，鼓动其他国家加入。但这次是其他国家在挑头，鼓动美国来参与。实际的情况是，当美国挑头时，其他国家不见得一定要参加，因为其他国家觉得有美国在行动就足够了，它们自己不仅不用参加（至少不要那么起劲参加），而且可以和中国做生意。但这次，因为美国的特朗普要美国逐渐从国际事务中撤退，这些其他国家感觉到了要挑头对应付中国。如果这些国家成功游说美国加入，那么这一波“中国威胁论”浪潮要远超从前。 美国一直是西方世界秩序的核心。或者说，整个西方世界的秩序是由美国组织起来的。现在，特朗普不想做世界秩序的组织者和领袖了，很多国家就担心忧虑起来。这种忧虑情绪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浓重，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很多国家甚至公开表达出来。很多事情，这些中等国家本身做不了，但一结合美国它们就可以做了。或者说，这些国家各自的力量太分散，美国能够起到一个组织者的作用。美国是否和它们站在一起，对它们来说至关重要。 今天，这些国家开始采取两种方案。其一，继续邀请美国回来成为它们的领袖。它们的努力也有成效，特朗普开始不那么坚持“美国优先”了，至少对美国的盟友来说。在一些方面，特朗普也不那么坚持双边主义了，而是强调和盟友合作的重要性。其二，这些国家自己开始行动起来，通过把中国视为“竞争者”和“敌人”把自己组织起来。TPP是这样，“印太战略”是这样，“四方安全对话”也是这样。从前是美国倡议，这些国家再加入；现在是这些国家先倡议，再鼓动美国加入。 新一波“中国威胁”声音到处可见。不同的反华力量正在聚集在一起，构成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压力。在国际政治和外交关系上，A国对B国的外交政策是基于A国对B国的基本判断之上的，即是“朋友”，还是“敌人”？一旦A国判断B国为“敌人”，那么A国就会动用所有的力量来对付B国。二战结束之后，美苏之所以形成冷战局面，就是因为美国所做的这样一个判断，而两大阵营之间全方位的竞争也从此开始了，直到苏联的解体。今天，中美两国之间也正面临着这样一种情形。 郑永年：中美两国关系，关乎世界的和平与战争 9月24日，正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时，哈佛大学教授爱里森（Graham Allison）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和中国在走向战争吗？》的文章。爱里森写道：“当奥巴马和正在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见时，他们可能不会把一个话题放到议程之中：美国和中国发现它们在下一个十年，处于一场战争之中的可能性。” 在政策圈里，爱里森这个名字即使对中国人来说也不应当陌生。他是美国国家安全和防务政策问题专家，其研究专注于核武、恐怖主义和决策，在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间担任国防部助理部长，现在是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主任。1971年出版的第一本书《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使他名声大噪，这本书至今仍然是国际关系学者的必读书。后来又出版了《核恐怖主义：对灾难的终极预防》（2004年）和《李光耀：大师对中国、美国和世界的洞见》（2013年）。 近年来，有鉴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及两国之间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爱里森在哈佛倡设了“修昔底德陷阱项目”（The Thucydides Trap Project），意在考察历史上历次因为权力在大国之间转移而引发的重大战争，分析中美两国之间战争的可能性，同时也探讨如何避免两国陷入这种陷阱。 这个项目成果不小，在短短一段时间里，已经在西方主流媒体里发表了数量不少的相关文章。在很大程度上说，“修昔底德陷阱”逐渐成为西方论述中美关系的主流，意在为美国对华现实主义政策，提供有力的历史和经验证据。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命题从何而来？这一命题是由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阐述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国之间发生的战争时提出来的。故事是这样的：到公元前5世纪，海洋国家雅典已经崛起成为古希腊文明的中心，其在各方面创造的成就前所未有。但雅典的崛起导致了另一个陆地国家斯巴达的深刻恐惧。尽管斯巴达已经主导古希腊一个世纪，但对雅典崛起的这种恐惧，促使斯巴达做出各种努力来回应雅典的崛起。 就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展开了一场威胁与反威胁的竞争，竞争导致对立，导致各自同盟的形成，最后导致了两国之间的战争。在长达30年的战争后，最终双方都衰落了。修昔底德终结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所造成的恐惧。” 爱里森和其团队所做的，就是用修昔底德的这一论说，来解释历史上发生的大国权力转移所导致的战争。根据他们的统计，在过去的500年间，在一共16次世界权力大转移（即从现存大国转移到新崛起的大国）过程中，有12次发生了战争。 不能回避的问题 “修昔底德陷阱”也必然会发生在中美两国关系中吗？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既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没有回避它。中国要避免这个被视为是“宿命”的“陷阱”，就要找到替代途径。那就是要在两国之间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修昔底德陷阱”存在了数千年，但作为国际关系中的概念，到近年才流行开来。尽管不知道爱里森再次强调“修昔底德陷阱”，是不是针对中国提出来的“新型大国关系”，但两个概念在近年同时流行开来，有成为国际关系“显学”的趋势。 我们不知道习近平和奥巴马在会谈中，是否讨论了爱里森所提出有关中美冲突的问题，但怀抱“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习近平明确地说，他的美国之行是为了和平和合作，而不是为了冲突和战争。习近平在前些年已经开始论述中美两国如何通过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次美国之行再次明确强调了这一理念。在美国西雅图欢迎晚宴上的演讲中，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习近平的这番讲话非常像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建构主义”——在中美关系中，如果“修昔底德陷阱”被建构起来，成为两国关系中的主流话语，这一话语真有可能成为现实。 事实上也如此。尽管美国学者对“修昔底德陷阱”所做的研究，更多的是经验性研究，但显然隐含着规范层面的意义，即把战争视为“宿命”。更为要紧的是，美国学者在建构过程中持有鲜明立场，那就是他们假定冲突更多的是因为中国的作为所引起的。爱里森的“修昔底德陷阱项目”明确地说：“中国的崛起挑战着美国今天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和未来在世界的主导地位”，构成了今天的“修昔底德陷阱”。 可以说，“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国际关系的一个既古老又新近的版本。现实主义强调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结构。在这个结构下，因为没有超主权国家的政府，主权国家的自私行为必然导致战争。而导致主权国家行为变化的主导因素，就是该国家的实际能力的变化。因此，不管中国领导人的主观意图如何，随着中国实际能力的增强，中国必然会被认为是要挑战现存美国霸权。 在今天美国政策圈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述中，和修昔底德对雅典和斯巴达的论述已经相去甚远。修昔底德强调的是雅典和斯巴达的互动，“一个巴掌拍不响”，“陷阱”便是两边互动的结果。不过，在今天美国的“修昔底德陷阱”论述中，更多的是单边地指责中国，而忽视了美国自身的行为。美国人忽视了自身相对衰落过程中对中国的过分“恐惧”，把中国所做的一切，视为是对美国的挑战，因此，其种种外交行为例如“重返亚洲”和强化同盟中，似乎把中国视为了美国的敌人。 诸多重要元素 就美国对中国行为的误解，中国必须解释；对美国针对中国的行为，中国更应当理性对待。但是，对中国来说，最为关键的是在和美国的互动过程中，通过确立“新型大国关系”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并不容易。诚如爱里森和其团队的研究所显示的，在大国关系中，冲突往往是常态，和平则是非常态。不过，为了和平，不管有多么困难，中国必须追求这个哪怕是机会很小的“非常态”。实际上，从目前情况来说，中国所追求的“非常态”更有可能成为中美关系之间的常态。尽管仍然在建构过程之中，但迄今为止，习近平的“新型大国关系”已经体现出诸多重要元素。 第一，领袖之间的直接外交。中美领袖之间已经大大超越了美苏冷战时代的隔空传话和叫骂方式，而是直接的接触和长时间的对话。习近平和奥巴马之间已经多次进行了长时间的不设议题的对话。现代多元利益社会经常有多元的外交声音。美国没有抽象的“中国政策”，中国也同样没有抽象的“美国政策”。 一国对另一国的外交政策的形成，与其说是对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反应，不如说是国内各种不同利益互动和较量的结果。尽管各个主权国家都会在国际舞台上追求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追求的方式有所不同。一些方式导致冲突，另一些方式则促成和平。在具有多元利益和声音的情况下，领袖外交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至少可以促成国家的重大外交政策，避免受各种杂音的影响，从而避免重大的战略误判。 第二，替代话语的塑造。在美国建构“修昔底德陷阱”等国际话语的时候，中国在尽最大的努力，构建自己的替代话语，即“新型大国关系”。尽管美国在开始时对中国所提出的这一概念并没有那么在意，但今天也在逐渐接受这个概念。至少，这一概念让美国决策者和社会意识到，中美关系并非如往日美苏关系那样简单，而是一对非常复杂且是超越双边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也已经成为中美两国高层的共识。 第三，多层面双边关系的构建。今天的中美关系至少在三个层面在同时构建。在最低层面，双方要预防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因此就危机管控、网络安全等设立高层热线电话或者直接对话机制。但这些只是防御性的，也发生在过去的美苏关系中。这些很重要，但必须超越。在中间层面，双边强调的共同利益的发展和扩张，表现在包括经贸、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在国际层面，在核不扩散（伊朗和朝鲜等）、环境和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方面追求共同利益。 第四，单方面的自我克制。例如，在美国强化同盟对付中国的时候，中国主动克制自己不去结盟。历史地看，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发生在两个同盟之间。这也是修昔底德所观察到的：“双方（指雅典和斯巴达）都极尽全力来备战；同时我看到希腊世界中其余的国家，不是参加了这一边，就是参加了那一边；即使那些目前还没有参战的国家，也正在准备参战。” 相反，今天的中国强调的是“战略伙伴关系”而非同盟关系。两者的区别在于“战略伙伴关系”强调的是针对大家都面临的危机、挑战和问题，例如恐怖主义、气候变迁和非法移民等等；同盟则往往是针对“第三国”，即“共同的敌人”。这么多年来，即使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中国领导层也没有把美国视为“敌人”。这种意识的建构，有效地反应在中国的对美外交之中。 第五，防卫能力的培养。中国并不会天真到完全忽视战争可能性的程度。近代的历史告诉中国，落后就要挨打，贫弱就要受欺负。中国因此随着经济的崛起而强化国防建设。但是，中国军事的崛起并不是要去挑战现存强国的军事，而是在防卫和遏制他国挑战自己的基础之上，承担区域和国际责任。从大趋势说，尽管中美两国今天的军事合作仍然有限，但从维持全球秩序的需求来看，两国军事合作的空间在变得越来越大。中国军事能力的强化，反而会促成这种合作的可能性。 第六，开放式的崛起。尽管人们怀疑国家之间的互相依赖，是否可以取代国家之间的战争，但有一点人们是有共识的：国家间的互相依赖能够减少国家间战争的可能性，甚至遏止战争。中国坚持开放式的崛起，使得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的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天中美两国之间紧密经贸关系（一些学者称之为“中美国”）使得双方很难把对方视为真正的“敌人”。随着中国“丝绸之路”的实施，中国的开放性会越来越大，促成中国和其他国家利益的互相包容。 不管如何，中美两国关系关乎世界的和平与战争。无论花多大的代价，中国必须找到一条新的和平道路。毕竟在历史上的16次权力转型过程中，有四次是和平的。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大国悲剧的宿命，所需要的是具有信心的持之以恒。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