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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简介：1979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第一部总体规划的起草者。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组织者与价格双轨制报告的起草者。1985年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创导者。1988年深圳股份制改革的推动者。1989年企业产权转让的首创者。2004年和谐社会的提出者。2012年幸福中国的倡导者。《21世纪幸福宣言》、《幸福企业宣言》、《共享深圳宣言》的执笔者。 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中华幸福会顾问，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深圳市景安精神关爱基金会理事长、深圳市景安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主任。 1941年12月27日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先后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家计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体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调深圳任体改委主任、深圳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深圳大学兼职教授。  一场社会变革都是从理念与理论创新启动的。当年没有小平的理论创新和突破，就没有中国的改革。“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实现四化就是最大的政治”，“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正是这些覌念的突破，中国从政治第一转向发展第一，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同时，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诸领域发生了许多问题，并且有恶化的趋势，导致改革受质疑。成就很大、问题严重，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为此，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下达了不少措施，但并没有打破僵局，其标志就是政府层面、社会层面、民众层面没有真正动起来。今天中国不仅需要改革近40年没完成的改革，还需要改革近40年形成的观念形态和利益格局。中国需要的是新改革、新转折。这就需要重大理论、方针的创新与突破。 一、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怎么走？ 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融入全球现代化的潮流。我们成为受益者，同时也身受其害。至今，我们乐于其中。对出现的越来越烈的反全球现代化潮流有没有反思？尤其是美国特朗普上台，英国退出欧盟，欧盟内部矛盾加剧，这是全球现代化发生逆流的重大迹象。 全球现代化是以GDP为目标，以财富为尺度，以消费为追求，这导致人的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超过了地球资源的承载力与自然生态的承载力。早在1968年成立的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两篇报告《增长的极限》、《人类处于转折点》，提出了零增长，不以最大限度的生产率为目标。1972年和1992年联合国举行会议，发出保护环境与持续发展的宣言。10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地球誓言”上签字。我国不落其后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作为实现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但是这一切努力，都阻挡不住全球现代化的步伐，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 全球现代化的目标能实现吗?全球总人口64亿，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的基本水准的情况下，对地球资源的使用己超出地球承载力的25%。美国占世界5%的人口，消耗世界30%的资源。全世界要像美国人生活要20个地球。丹尼尔.贝尔在所著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说：“当资源非常丰富，人们把严重的不平等当作正常或公正的现象时，这种消费是能够维持的。可是当社会中所有人都一齐提出更多的要求，并认为这样做理所当然，同时又受到资源的限制，那么我们将面临政治要求和经济限度之间的紧张局势。”所谓的全球现代化就是建立在少部分人富裕、大部分人贫困基础上的，当着全球人都想实现现代化，现代文明就崩溃了。 全球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是破环环境、贫富拉大，身受其害的人自然起来反对。美国是全球现代化的最大受益者，特朗普居然也加入反对之列，实行贸易保护、退出巴黎协定，这是为什么？美国国内与国际开支增加，特朗普以减税赢得中产阶级的拥护而上台，他剩下的招就是增加收入、削减开支，减少对日本、欧盟的军事负担，贸易保护国内产业，退出巴黎协定使美国能源企业不受其约。他不愿当世界领袖了，当不起了。英国入欧盟，可享受区域自由贸易的利益，同时须承担对欧盟的义务，英国不愿为欧盟沉重的负担买单，选择退出。这个世界上穷国日子过不好，富国日子也不好过。 中国加入全球现代化行列，成就不容置疑。但问题同样严峻。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的基本水准的情况下，环境破环、贫富拉大，仅雾霾就弄得民不聊生，不得不停产停课，那么中国都现代化呢？ 全球现代化之路不通，根本原因是价值目标、价值尺度、价值标准，是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的财富最大化。2025年世界人口达到80亿,2050年将达到110亿，现在一个地球不夠用，将来80亿、110亿都向发达国家看齐，都像过发达国家人那样生活,要增加多少个地球呢？圣雄甘地一语道明：“地球上的资源可以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但它无法满足每个人的贪婪”。 世界的出路何在？中国的出路何在？就是价值目标、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从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的财富最大化转为幸福最大化。以幸福为目标代替财富为目标，就可以让人类从物质追求的洪流中分流，也就是不单单追求物质层面的幸福，还可追求情感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幸福，实现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职业、不同个性、不同爱好、不同兴趣的不同的幸福生活。 人的终极目的是幸福，财富不是目的，只是为幸福提供基础和条件。人类需要一场理念革命，探索人类的幸福之路。对于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中国来说，尤其是要探索中国的幸福之路。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的幸福之路可以为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示范和榜样。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要企图当世界领袖，我们当不了，没有这个实力。中国最重的是搞好内政，在一个世界人口大国走出一条幸福之路，为世界持续发展探索新路，为人类创造新文明，这才会赢得世界的尊重。这才是中国梦。 二、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旗帜与目标，我们将迎来建党100周年，建国68年，改革40年，说不明白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怎么凝聚党心，怎么动员民众？ 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以概念堆砌来掩盖思想的贫乏、代替理论的演绎，这是今天中国理论界的悲哀。这样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去问问民众、党员及领导干部，他们懂吗，明白吗，理解吗？能团结、鼓舞、激励党和人民为之而奋斗吗？ 有生命力的理论，一定是与民众的生活感受息息相关的，一定是经得起逻辑追问的，一定是展示有价值意义的未来的，决不是搬弄一大堆概念，让人越看越糊涂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 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拉丁文SOCILIS，意思就是公共的、集体的、社会的。在人类历史上产生过部落利益至上、奴隶主利益至上、贵族利益至上、资本利益至上的社会，还没出现过公共利益至上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和追求。 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领域实行公平分配，在社会领域健全公共服务，在政治领域推行民主法治，在文化领域倡导道德文明，在生态领域实施环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集中表现为社会成员的幸福最大化，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最终要体现为民众的幸福感受。这种幸福感受是不能代表的，只能去问民众，你幸福吗，满意吗，高兴吗，快乐吗？一个绝大多数民众不幸福、不满意、不高兴、不快乐的社会，一定不是社会主义。相反，绝大多数民众幸福、满意、高兴、快乐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前提。 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根据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国情创造中国模式的幸福社会，即经济殷实、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环境清洁、物质低耗、精神愉悦。中国特色的本质含义，既区别于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传统社会主义，也不同于高消费、高负债、高福利的欧美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到底就是中国的幸福之路，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国际意义。 三、什么是全面小康？ 小康是邓小平提出的，原意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要低一些，1984年他提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800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1） ２００２年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这里尽管提出“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字眼，但落脚点还是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2012年十八大报告提出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明确要求改革必须着眼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但都是定性的词句，没有量化指标和保障措施。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也提到了“就业、教育、文化、社保、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遗憾的是同样没有量化指标和保障措施。我们对全面小康的理解，一直偏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对经济成果惠及全民、保障和改善民生、均等公共服务一直停留在定性的说词上，这怎么能真正建成惠及全民的全面小康呢？ 作为目标，一定要概念明确，不能用一大堆词，让全党全国人民不得要领。其实，全面小康就是惠及全民，发展固然是前提，公平分配是关键。可是到今天依然把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作为建成全面小康的目标，而如何公平分配，没有具体目标和措施。这样，即使发展翻番了，依然不会自动惠及全民，甚至有可能加剧贫富差别，更加不公平。 实现全面小康有必要提出明确的社会目标，即覆盖全民的均等的福利社会。我们一直将福利国家作为高福利的代名词。欧美的财政危机就是高福利引发的，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建设福利国家似乎远不是时候。这是认知的重大误区。 习近平说：“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这段话的简单表述就是建成福利国家。 什么是中国的幸福之路？什么是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全面小康？建成中国特色的福利社会就是题中之义。反之，中国老百姓的基本福利都没有保障或者不健全，哪来幸福之路？能说是社会主义吗？更不是全面小康。 四、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吗？ 传统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邓小平改掉了计划经济，沿袭了公有制理论，作了策略上的修改。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体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在当时改革充满重重阻力的情况下，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不可能清算，也来不及清算，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由，为非公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空间。作为推进改革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39年改革过去了，生产资料公有制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绕不过去了。 将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在理论上解释不了现象，逻辑上经不起追问。第一、所有实行公有制的社主义国家，不是解体，就是贫穷。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都是失败的。第二、在逻辑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把非公经济排除在外，导致非公经济的发展必然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结论。第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当非公经济超过了公有制经济，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第四、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否再回到“一大而公”？ 以马宾为首的一批老干部依据多种经济成份按产值计算超过公有制的事实批判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早在2005年4月20日马宾等105位人士发表“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建议书”，对2005年2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质疑，认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几千万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人民江山将在红旗招展之下悄然变色！”问题提得如此尖锐，但至今无人回答。 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我们一直采取鼓励非公经济的政策，现在又提出混合所有制。实践证明，在公有经济比重大幅下滑，非公制经济比重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中国综合国力增强，这是强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企业无论是什么所有制，只要能提供就业、税收，就是为国家奠定了经济基础。华为2014年为国家交税337亿，中国有100个、1000个华为是强化还是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有国家都欢迎国外投资，道理就在此。所以，所有制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关。 将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共产党宣言》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代之以什么样的所有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提出:“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所有制问题上都犯了同样的错洖，简单地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从认识论上来说，这个错误是可以理解的，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社会主义当然就是公有制。但是经过实践的检验，公有制带来生产力的低下是不争的事实。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新和谐公社”的试验，就是由于劳动者缺乏积极性而失败。这种状况在实行公有制的苏联、中国都无一例外地发生。经济上不去，人民普遍贫困，最终导致苏东崩溃，中国改革。但社会主义等同于公有制的惯性思维牢牢地固化在传统社会主义者的头脑里，执着地坚持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做了另外选择，不消灭私有制，收取高额进税，税后收入差距不超过3倍，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尽管这种高福利制度存在某种弊端，但是实现了剩余价值合理分配，创造了成功的社会主义模式。 所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剩余价值合理分配，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是路径与手段。换言之，按照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与要求选择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或者什么领域适合公有制，什么领域适合私有制。所有制与姓社姓资无关。有必要指出，某些改革派人士，也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公有制，认为改革就是告别社会主义，实现私有化。按照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的原则，某些产业和领域需要国家投资或国有控股，其实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国有企业，把公有化和私有化作为口号和目标都是错误的。 五、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吗？ 改革之初，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一方面是为了纠正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的错误倾向，另一方面是了摆脱国家经济面临的困境，解决民众的温饱。这体现了小平作为政治伟人的智慧与胆略。 邓小平确立经济为中心的国策，扫除了一切对发展经济的干扰，赢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但成功的同时也是产生问题的原因。发展第一，也就是GDP第一，招商引资第一，投资建设第一。这也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 为了发展，不顾一切。各级政府竞相建设投资者的天堂，采用拼劳动、拼环境、拼资源的方式来实现增长，这就造成了今天高消耗、恶环境的局面。空气汚染、土地汚染、河流汚染、海洋汚染…… 为了发展，职责错位，各级政府把追求GDP作为目标，忘了自身的定位，忽视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健全的社会保障，导致今天民生问题积重难返。 为了发展，权钱交易，政府掌握资源，成了行贿对象，大量发生官商勾结现象。或者利用权力与关系，直接抓项目、搞购并，吞并社会财富。 为了克服发展第一的偏差，中央先后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现在又提出四个全面，这实际上是要解决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但最后还是落到发展第一不动摇。 邓小平的原话：“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2）邓小平强调的一是生产力发展，二是滿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发展的重要、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因此发展只是手段，当初所以强调发展第一，是为了摆脱政治狂热，不重视发展。今天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众，还有谁不在忙发展、忙挣钱？ 说“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笫一要务”，这模糊了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区别。所有执政党都重发展，区别在于为谁谋发展。共产党是为民众谋发展，这才是执政兴国的笫一要务。 说“发展是解决中国全部问题的关键”，完全不明白中国的问题症结，不是出在发展上，而是分配上。 邓小平将中国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先发展起来，二是再解决发展起来存在的问题。 邓小平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3）“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4）“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5） 小平说得多么明白：“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 于是，又出现了做饼与分饼的争论。认为发展决定分配，不把饼做大，怎么分饼？39年过去了，今天恰恰是分配决定发展。现在为什么经济持续下滑，是不重视发展吗？ 六、经济持续下滑原因在哪？ 以GDP增长8%以上为标准，中国从1979年起至2011年连续增长了33年。从2012年起滑落至增长7.8%，2013年增长7.7%，2014年增长7.4%，2015年增长6.9,2016年增长6.7%。2017年预计增长6.5%。 经济持续下滑是供给出了问题，还是有效需求不足？谁也不否认中国的供给需要创新、改进、提升，但主要问题在哪？一个13.6亿人口的中国，经济增长怎么能靠出口与投资而不主要靠内需拉动？这本来是简单的经济常识，中国的消费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最强大的动力，但内需不振却成了久治不愈的顽症？ 以GDP增长8%以上为标准，韩国从1961年至2002年连续增长了42年，台湾从1950年至1997年连续增长了47年。中国大陆连续高速增长为什么比韩国短9年，比台湾短14年？这是什么原因？韩国和台湾在高速增长结束时城市化水平达到了80%，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仅为35%。 这就意味着把2.7亿农民工排除在城市化之外，他们拿着低工资，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中国还有6.1亿农民，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据百村民生问题调查，将近1/3的农民住着简陋平房、茅草房或窑洞。农村老人以家庭养老为主占79.5%，12.6%的老人靠自己，去养老机构的老人仅占5.8%。农村医疗享受政府救助的仅占2.4%，1/4的农民选择自己买药吃，或者扛着。74.8%农民反映可从医疗保险中保销一部分，但手续繁琐。20.5%的农民反映农村教育条件差，13.5%的适龄孩子不上学,4.5%的孩子辍学。 2.7亿农民工加6.1亿农民共计8.8亿，占总人口13.6亿的64.7%。这么庞大的群体具有强烈的消费需求而缺乏支付能力。还有4.8亿城镇户籍人口，其中绝大多数人迫于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的压力，有钱而不敢消费。 今天中国恰恰不是发展决定分配，而是分配决定发展。绝大多数人的需求是满足和提升吃、穿、住、用、行的日常消费，在教育、医疗、养老得到基本保障后，就能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给中国的实体经济带来广阔的市场，怎么会产能过剩？ 2010年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强调：“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中央的决定、中央的建议说得很正确、很清楚、很到位，但是中国见怪不怪的常态是写在纸上的，报告里说的，是给大家看的、听的，不是做的。 从中央到地方依然坚持投资拉动。2008年金融危机中央出台4万亿，地方政府举债20万亿，都是投资基础设施。2015年七大工程42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10万亿。 国务院已批准39个城市建设地铁，扩建内陆机场60多个，新建机场30多个。航空项目投资达到800亿美元。2015年拉动基建投资规模将突破15万亿。 可是一涉及到调整分配、扩大內需、改善民生、增加保障，就意见纷争、推迟拖拉、上下推诿，都说没钱。勉強出台的有关民生的文件，大都是无目标、无量化、无期限。 中国经济增长要靠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改善民生、健全保障，但是做起来却南辕北辙，这是为什么？ 今天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最重视的还是发展、投资、建设，讲到民生、保障，就凑几件实事对付？谁都明白，发展、投资、建设背后隐含着巨大的利益，民生、保障劳神费力不讨好。深化改革之难，就是打破近40年改革形成的利益格局。 说到这儿，有必要指出，各级政府都在晒民生账，民生支出的比重提高多少，民生实事办了多少？首先需要确定民生的范围，有直接民生与简接民生之分，提高直接民生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降低直接民生中的行政开支成本，增加民众受惠比重。更重要的是没有把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缩小城乡间、城市户籍与非户籍间、官民间的差距作为目标，民生投入越多带来的可能是越不公平。再次，需要制定民生长远规划，目标化、制度化解决民生问题，现在的趋势越来越碎片化，从一年办几件实事，变成民生微实事。有可能钱化了不少，制度性问题都解决不了。 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热门话题。拉美与东南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2007年阿根廷基尼系数达到0.51，马来西亚始终在接近 0.5的水平上。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2014年3月29日我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最大的政治》一文中说：“今天就发展论发展已发展不下去了，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保障发展的成果落到改善民生上，这就能扩大内需，经济才能持续增长。不仅如此，民生改善了，社会分化缓和了，社会就稳定了；民生改善了，不满情绪缓解了，政改就能顺利推进了；民生上去了，文化服务均等化了；民生上去了，生态环境就改善了。所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改革要紧紧围民生这条主线推进。” 七、分配改革为什么提不到议事日程上？ 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因为生产力不发展，就不能为社会公共利益提供物质基础，但发展生产力不等于社会主义，因为生产力发展的成果不会自动转化为社会公共利益，这必须通过公平分配的关键环节。可是，至今一直以发展第一为口号，没有将合理分配提到关系民众根本利益、关系共产党的宗旨、关系社会主义的本义、关系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危的高度，进行全面、系统、制度性的改革。 财政改革又是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我们忙着揪一个个贪官，可是中国最大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财政腐败是首当其中。按照2014年的数据，政府各项收入加上各级政府的债务，政府控制的财力占GDP68.4%。占国民财富三分之二还多的这笔钱分配不公开、不透明、不公平、不合理，这不是最大的腐败？深化改革，为什么关系全国民众民生大计的财政改革，至今没有启动？ 财政的分配运行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过去习惯叫“吃饭财政”，意思是财政只够政府工作人员“吃饭”的，运行原则是首先满足政府开支的需要，其次才提供公共服务。随着我国财力的大幅提升，现在称之谓“公共财政”，本应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原则，更重要的不是由政府做主，而是由民众参与的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但实际运行“公共财政”是有名无实，依然按老规则，民众不能参与，人大审议虚置。 第一、政府自定机构、编制与待遇 作为“社会公仆”，设什么机构、定编多少、待遇如何，当然由“社会主人”定。然而，我国全由政府自定。编制办就设在政府，而编制办也形同虚设。公务员超编，就设事业单位。事业超编就设编外。这就带来中国机构林立、财政供养人员膨胀、行政开支剧增。1978年以来我国总人口增长不足40%，但公务员却由1978年467万增至2012年的1400万，增加2倍。事业单位人员由1497万增至4000万，增长1.5倍。这还不包括大量编外的财政供养人员。我国的官民比例由改革开放初的1：67上升为2009年的1：20。按2009年的数据计算，中国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员为10.8人，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7倍、德国的8倍、英国的4倍。我国行政开支从1978年52.90亿元，到2006年增加到7571.05亿元，翻了143倍。2007年起，用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为口径进行统计（不包括各部门的行政开支）。2013年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为11,578.08亿元，为1978年218倍，年均增长16.63%，大大超过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政府机构、人员和待遇不受约束的自我膨胀，吞噬了经济发展成果，消耗了财政资源，滋生了制度腐败，挤占了民生投入，拉大了贫富差别，激化了官民矛盾。 第二、政府不经人大批准征税与收费 林立的机构、超编的人员、庞大的开支，靠什么维持？就是向“社会主人”乱收税、乱收费。中国是以政府和部门规定代替税收立法。现有税收20多个税种，300多个项目，只有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是通过立法程序的。一是由国务院、财政部、税务总局规定税收，二是由财政和税务部门起草，由国务院的法制部门在政府各部门之间进行协商，最后交由人大讨论，并不征询纳税人的意见。三是全国各级政府和各部门收费和罚款，各种名目多达2万项。“社会公仆”不需要“依法征税”，下个文就征，做什么用不用告知。“社会主人”却要履行“依法纳税”的义务，也不知向谁问征了干什么用？这就是现代治理？ 第三、财政预算的监督与审议 政府收了钱，怎么花，总得报个帐，让民众知道，人大审批。从程序上有安排，就是走个形式。一是从时间上看，3月份召开人大审批前，政府已经支出了两到三个月了。从提交人大到审议，全国是45天，地方30天，根本不可能进行实质性审查。全体代表大会审议时间更短，也只半天时间。二是从所报的预算草案看，采取“类、款、项”分类，无法判断使用的依据和目的，外行看不懂，内行看不明。三是人大代表缺乏代表性，大多是退居二线和在职的官员及社会名流，又非职业化和非专业化，没有应有的审议能力。四是整个过程，没有民众参于、专家质询、媒体监督。尤其是涉及巨额支出的项目，如北京的奥运会、上海的世博会、广州的亚运会、深圳的大运会，预算不审议，决算不报告，究竟花了多少钱，民众不知道。建国68年来从全国人大到乡镇人大，预算没有不通过的。 第四、多少用于民生 谁管钱，如果没有约束，结果可想而知。在没有社会公众知情、参与、监督的情况下，财政分配怎么可能向民生倾斜？所谓公共财政应该是民生财政。那什么是民生呢？至今没有明确的定义。现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文化体育与传媒五项定为直接民生，农林水利、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城乡社区事务、商业服务、国土海洋气象、粮油物资储备八项为密切相关民生。 按上述定义计算： 2015年中央本级财政预算支出，教育1291.51亿、医疗卫生110.19亿、社会保障和就业729.3亿、保障性住房355.54亿、文化体育传媒249.21亿，共计2735.75亿，占中央本级支出25012亿的10.9%。若加上农林水利660.62亿、交通运输806.89亿、节能环保291.25亿、城乡社区事务4.83亿、商业服务20.44、国土海洋气象306.4亿、粮油物资储备1546.38，共计6372.56，占中央本级支出25012亿的25.4%。应该指出，这其中还包括各部门的行政开支，真正落到民生上的还没这么多。 对比一下美国，2004美国联邦政府45%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这还不包括教育。2002年州和市县镇政府财政用于教育与公共福利就达50%。所有民选政府都有福利膨胀的趋势，带来的是财政危机。而我国则是行政膨胀，带来的是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 第五、公共服务不公平 更严重的问题是我国有限的民生资源分配不公，城乡之间、各类人群之间不能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中国公务员在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各项公共服务中享有特权。最具特色的是部长退休了，还可享受部长待遇。这就带来850万干部享用了中国医疗卫生支出的80%。城乡之间差别更大了，医疗资源80%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城市义务教育由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义务教育则由农民自己支撑。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13年，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7年，相差足足近一倍。2006 年，占全国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只获得全部教育支出的23%。教育资源分配地区差距大，各项教育经费指标东部基础教育平均是中西部的一到两倍。还存在重点学校和薄弱学校差距，重点中学，干部、知识分子和高收入家庭子占学生总数的70％以上，在高等教育阶段也占绝大多数。农民子女的比例随着院校层次的升高而降低。昂贵的教育费用使农民子女上大学成了致贫的重要原因。养老保险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人群之间更加碎片化、差距大。养老本应中央统筹，推给省统筹，从1998年起国务院要求实现省统筹，至今未能实现。2009年起中央推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月55元，2015年首次提升到每人每月70元，由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补助50%。每人每天1元多的养老金补助，还不夠买一斤青菜的。 第六、财政转移支付逆向调节 2015年预算安排，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81430亿元，其中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55918亿元，占了68.67%。这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30045.37亿元，专项转移支付21564.34亿元。这笔巨大财力本是用来调节分配、缩小差距的，但却是逆向调节。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2003年人均转移性收入城镇居民为2003.16元，农村居民为143.33元，两者差距14.74倍。自2004年起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提高，至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分别为5708.6元和701.35元，差距仍高达8.14倍。从农村居民看，高收入群体获得的转移性收入一直高于低收入群体，2011年农村低收入户人均转移性收入为265.04元，高收入户1263.35元，相差4.77倍。从地区看，2011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为5708.78元，其中江西、贵州、西藏等23省在平均值以下，收入最高的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辽宁都超过7000元以上，北京是西藏的7.12倍。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强势地区、强势部门、强势人群可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手段影响也好、拉拢也好、腐蚀也好，从财政分配中获得更多，而弱势地区、弱势部门、弱势人群没有反映利益的通道，他们只是恩施的对象，想起时关照一下而已。就是获得转移支付的地区、部门也是层层扒皮、雁过拔毛，真正落到民众身上又有多少？高达8万多亿的财政支出不能起平衡利益的作用，相反逆向调节，加剧贫富差别。 好不容易盼来《预算法》修正，本来是约束财政的法案却由财政部主导。《预算法》第一条修改为：“为了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约束，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建立健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没有权力主体，谁“规范政府收支行为”，谁“强化预算约束”，谁“加强对预算的管理和监督”？ 浙江温岭创造了在党委领导下，以人大为主导，以政府为主角，以公众参与为主要特征，以民主恳谈和专题询问为主要形式的参与式预算。是否可总结推广一下？ 八、顶层设计为什么难产？ 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很多，且盘根错节，不是下达一项项措施能解决的。据《广东省改革评估报告》称：“2015年度、2016年度省委改革工作要点布置改革任务742项，截至2016年7月底，已全面完成改革目标任务的286项，其余456项正抓紧推进；对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出台的改革方案，我省应出台贯彻实施意见 90份，已出台贯彻实施意见90份，己出台60份，其余30份正抓紧起草制定。”一个省如此，全国更如此。这么多打着改革旗号的 措施，一是否真改革，二是否该出台，三是否有冲突？ 做个对比：改革开放39年，各级政府都动起来了，为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而奔波；社会领域动起来了，各行各业包括企业、学校、医院……都以是效益为中心；民众也动起来了，都想方设法挣钱，出奇招、也有损招。上下左右齐动员，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 今天我们看到的现象是，政府没有多少改变，社会没有多少反响，民众也没有多少感受。不得不承认，新改革的局面没有打开，新改革的气候没有形成。 原因是全面深化改革，没有总体设计，没有解决目标、路径和方法。叫了这么多年的顶层设计出不来。我参与的中国第一部经济体制总体规划，从1979年7月启动到12月完成仅半年时间。加上张劲夫领导，专职工作人员只有二三人。当时，总体规划的目标是发展，路径是引入市场机制，方法就是试点。 顶层设计最重要的是要有明确的目标和理念。《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说：“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样的目标太概念化，当今世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杆是欧美，是说要向西方学习？又不是。关键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不明确。 还有全面建成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是什么关系？以什么为总纲带动四个全面？ 我认为，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是目标，其它三个全面是手段。以什么为总纲带动四个全面？《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说了一句：“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才是四个全面的目标和总纲，以此带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全面建设和改革。可惜，这一句话淹没在太多的词语中。 “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是中国问题症结所在，但是没有真正认识，更没有以此作为四个全面，包括全面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后还是落到“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 理念和目标还是旧的，怎么有新方案、新设计、新改革？ 九、中国属于什么文化属性？ 这是一个外国学者提出的问题，中国的文化属性应归在哪类？这可是我们没有思考过的问题。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应属于东方文化。但中国人还讲孝悌忠恕、忠孝节义吗？留下一个孝，大多是父母孝顺子女而不是子女孝顺父母。中国传统文化从“五四”打倒孔家店以来，直到改革开放，一直是被批判的。近几年来，国学兴起，大多是充门面、装学问，真正学以致用，少之又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启了以西方现代化为目标、以西方市场经济制度为参照的开放与改革，西方的经济理论、西方的经济制度、西方的经济目标、西方的经济法规，成了我们学习的对象。随之，西方文化也涌入中国。流行洋风俗、洋习惯、洋时髦，过圣诞节也就可以了，现在连“万圣节”也搬来了。从人到物都要起个洋名字，连国产砖也硬要起个“蒙娜丽莎”。中国的旅游市场，香港、上海引进迪斯尼，北京建环球主题公园，广东在谈派拉蒙。这么看来，中国的主流文化是西方文化？可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西方对人的尊重，西方的法制传统，中国接受了吗？ 那中国是社会主义文化，从倡导“五讲四美三热爰”，“八荣八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口号，没有内化为制度、规范、行为，这能说是社会主义文化吗？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引用了一个人类文明谱系图，图中描绘中国文明的现状是一个“？”，中国成了一个没有文明属性、文化身份与文化方向的国家。 中国上下左右有共识，并形成行为的是发展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这只能说是土豪。为什么中国、中国人没有受到世界的尊重，就是没文化。 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受重视，主要靠利益输出。中国人出国，我们受欢迎，主要是口袋里有钱。 十、为什么反对普世价值？ 2008年汶川地震引发了普世价值之争？《南方周末》5月22日署名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司马南于5月25日发表网文“冷看《南方周末》裸体冲锋”，用辛辣嘲讽之笔揭开了争论的序幕。 他说：“价值如果要普世，从时间上来说，今天的人怎么去普昨天和明天的世呢？从空间上说，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是生活在已有的历史之上的，要像给计算机清零一样给人和国家清零是不可能的。” 7月5日我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七次研讨会》上做了回应：“按他这种说法，人类社会的一切规范都可归之无效，昨天制定的，今天无效。今天制定的，明天无效。你制定的，对他无效。多数人制定的，对少数无效。少数人制定的，对多数人更无效。司马南是世界上最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人不是计算机可以清零，人是不能用任何规范可以约束的，司马南更象是一个裸体冲锋的斗士” 7月15日我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八次研讨会》以“普世价值是中国走向光明未来之必须”为题作了报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得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由国家政权认可、广大民众接受的主流价值观。由此形成道德规范、制度安排、法律规定作为社会的行为准则。靠国家政权的强制与社会舆论的监督来维系。那么，核心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一是吸收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优秀成果，二是借鉴外国、外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优秀成果，三是根据现时的国情构建创造。历史的优秀文化成果拿来今天用，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拿来本国用，这就是普世性，即超越了阶级、民族、时代、国界具有了普世价值。而我们现在构建的价值观也可以对外国、对未来具有借鉴意义，也就是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从这个意义讲，一个先进的国家和民族都不会拒绝普世价值，一个起码的前提是不会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普世价值观实际上是全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是人类精神成熟的标志。” 司马南给我的回文十分客气，说本来可以回手一剑，但怜悯我是“一位年逾古稀”的长者，也就手下留情了。后来此君不知什么原因跑到他最切齿痛恨的美国定居了。可这场学术争论，后来引发了中国反普世价值之风，理由是反对照搬西方模式。我们过去一直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这不就是普世价值吗？没有为全人类接受的普世价值，怎么解放全人类，怎么完成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我们可以反对照搬西方模式，可以否认这不是普世价值，但为什么不承认普世价值、反对普世价值？我们的理论自信到哪儿去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的结合，衡量文化的先进与落后是看是否符合人类文明体现的普世价值和对人类文明的普世贡献，一个隔绝世界只有关起门来称好的东西，决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担当解放全人类的重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中国模式的幸福之路，不仅适合于中国，还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并有可能被世界所接受。由此，我们才能建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团结、凝聚全党和民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不丹是一个在国际社会中不起眼的小国，然而它以前瞻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取得了国际话语权。1998年在联合国会议上，不丹第一次把“国民幸福指数”(简称GNH)带到国际社会的视野中。2010年不丹向联合国提出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千年发展的主要目标。2011年7月19日联合国通过决议，敦促所有成员国把国民幸福作为发展目标。2012年6月28日，第66届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的3月20日定为“国际幸福日”。 不丹以佛教为国教，若不丹的意识形态停留至此，也只是一个佛教小国，不会有国际影响力。不丹第4代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于1972年提出“国民幸福指数”，并且逐步探索成为可以测量的指标体系，这就与现代理念与方法接轨，具有了普世性，使国际社会接受和推广成为可能。 佛教以心灵的平静和精神的寄托追求人生的幸福，不丹提出“国民幸福指数”正是建立在佛教基础上的，但又不同于佛教，更接近世俗，并且指数化，成为公共治理的工具，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创新与改革。 不丹是一个农业社会，与以GDP为目标的全球现代化不同，改为GNH，这是从国情出发的正确选择。但它的视野不止于本国,并不以本国特色抗拒国际社会，恰恰相反，以幸福理念、幸福指数向国际社会进军，推动人类社会从发展第一转为幸福第一，财富为目标转向幸福为目标。这个理念的倡导者却是承袭帝制国家的年轻国王，他在推进世界文明中起了先驱者的作用。2006年不丹的幸福指数名列世界第8位，位列亚洲第一位。此时的不丹人均GDP仅1400美元。 不丹的奇迹给我们的启廸是，话语权不在于国之大小，也不在经济发展水平，在于具有既有本国特色又有普世价值的理念，在于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这种理念与作用就是理论自信的表现，是意识形态改革的结果。 十一、教育目的是什么？ 中国政府、父母投入大量资源和精力于教育，但为什么要教育？教育目的是什么？这是教育必须搞清楚的元问题，由此决定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 中国的教育是应付考试。这应该说是中国的封建教育。读书就是为了科举，考秀才、进士、状元。于是，背死书、念八股、做文章。中国的现行教育就是为了升学，考初中、高中、大学。然而，中国的教育真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吗？孔子的教育思想着力于培养人的高尚人格和高尚情操，提出“君子不器”的观念，反对把人训练成只有某种用途的器具。中国的教育根本不重视对学生的做人教育和人格培养。教育产业化的提出，使学校成了谋利工具，挖空心思忙于敛财，还哪有心思搞德育？ 这么说来，中国搞的是西方教育。本来学校就是以洋学堂模式建的。可是，到西方走一走，人家学校也考试，但把考试作为检测教学效果的一个手段、学生升学的一个依据，决不奉行考试至上、分数第一，而是重视综合素质的培养。奉行经济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快乐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西方，恰恰不奉行考试主义。而我们却把考试主义奉为中国教育不可动摇的公平原则。所以，中国教育也不是西方式教育。 爱因斯坦说：“当一名学生毕业离开老师和学校时，如果把几年来所学的功课全部忘记了，这时，他剩下的，才是这所学校和他的老师的教学及教育的实在成果。”而今天中国的教育，教的是一辈子无用的死知识，应付考试的标准答案。学生一辈子受用的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创造能力却忽略了。人需要的不教，人不需要的硬教，这是中国现行教育制度的荒唐和荒谬。摧残学生的心身，把亿万学生放到一个模子里挤压，这是中国现行教育制度的反动和残忍。以牺牲德育、体育、美育为代价追求智育，却是综合素质差、创造能力弱、社会不需要、工作找不到，这是中国现行教育制度的失败和悲哀。 可是，中国的应试教育在改革的近40年来坚持不改，还被美誉为中国留下的最公平的办法。请问教育资源向城市大幅倾斜的情况下，农村孩子考城市的大学要提高分数线。北大清华的农村孩子比例逐年减少，现在为零。这公平吗？应试教育从政府、学校到家长投入大量资源、耗费大量精力，还说培养大师，连适用人才都不达标。 该反思了，为什么要教育？ 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孩子的幸福人生做准备、打基础。那么，教育的重点应该是让孩子学会怎么做人，将来可以融入社会；掌握求知的方法，将来有本事服务社会。 可是，要改革确实困难。一是做人的教育，首先要解决孩子愿意听的问题，不入耳，怎么入脑、入心，内化行为，提升人格。可是我们的品德教育课本，过于政治化、概念化，孩子们不想听，品德课不想上。这就涉及党的思想教育理念改革的问题，这是教育部门解决不了的。二是应试教育的內容、形式和方法，已为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从校长到老师所习惯，要改为素质教育、启发教育，他们不会、不懂。把一门语文、地理、数学课，讲得非常生动、学生爱听，是需要功力的。可以这么说，凡是有素质、有追求的教育工作者都非常厌恶应试教育，认为是误人子弟；凡是以高考指挥捧为由，认为应试教育改不了、不能改的，大多是自己缺乏素养、怕适应不了改革的人。应该说在长期应试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己被扼杀，已适应了老教育。所以，教育界的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中国的教育制度不见改革。 改革事在人为。想改革，一定会千方百计、冲破阻力。不想改革，一定会找千百条理由。我的建议很简单，有改革精神的教师，提拨当校长。有改革精神的校长，提拨当教育局长。有改革精神的局长，提拨当教育厅长。有改革精神的厅长，提拨当教育部长。中国教育改革才有希望，就能起步。 十二、人活着的价值意义在哪？ 人为什么活着？一是为了满足物质的需要，求生存、图享受，二是为了满足精神的需要，有价值、有意义。当年共产党闹革命，就是靠了这二条，第一利益驱动，打土豪分田地，跟着共产党有饭吃、有衣穿、有田种，第二是价值驱动，共产党代表正义和光明，吸引了无数有识之士、进步青年投奔延安，以至于抛头颅、洒热血，共产党的骨干、领导都是为了价值意义而抛弃利益、背叛家庭。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不只是为了利益，更是为了意义。 改革开放，为了解决温饱，承认物质利益，追求经济发展，无疑是正确的。但利益导向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动力的同时，也使中国人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价值尺度都物质化了、金钱化了，官员、教授、医生中不是全部，也不是少数都与商人一样忙挣钱，金钱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那么多人靠关系、权力突然暴富，中国的普通人为了挣钱就不择手段，良心、道德甚至法律都被抛之九霄云外。 中国全部问题就在于，改革开放提供了不平等的博弈场，执政的共产党提供不了价值意义，凝聚不了党心，也动员不了民众。文件、报告，给的是民众不信、不听的概念与口号。全党全民都奔利益而去，这就造成了中国社会整体的腐败和堕落。 出路何在，还是二条，一条是利益驱动---共享中国，实现公平分配、健全保障、改善民生，让民众得到实惠。二是价值驱动---幸福中国，人的终极目的是幸福，社会的终极目标是民众幸福。 结束语 人类社会需要新理念、新转折，由西方开启的现代文明需要创建新文明。当今世界的乱象和动荡，反映了以追求财富为目标的现代文明的不持续、不平等、不幸福。用GDP来衡量世界各国，是不公平、不合理、不科学的，忽略了不同国家的资源、环境、文化、习俗，错误地引导人类在一根独木桥上拼博，结果只能是少部人挤下大部人才能通过。用财富来衡量不同职业、不同兴趣、不同个性的人，更是不公平、不合理、不科学的，错误地引导人在追求财富一条道上攀比，造成对自然、他人以及自身的伤害。 西方文明是以谋求人的幸福为发端，为了冲破宗教神学的禁锢，意大们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诗人、思想家彼得拉克发出“要求凡人的幸福”的呼喊。西方文明认定，人的幸福就是物欲的满足。十八世纪法国思想界泰斗伏尔泰认为：生理器官的满足，是人追求幸福的根源或动力。无论宗教还是法律，都不应该贬低或诽谤大自然赋予人的这种本能，不应该阻碍人去追求幸福生活的欲望。（6）另一位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茹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则说：“感官是从来不欺骗我们的”，大部分人“在这个世界里发现了各种利益，各种肉体上的快乐”，“如果在自己的思想中寻找幸福……那就是在没有幸福的地方寻找幸福”。（7） 追求物欲幸福的西方文明开启了全球现代化的道路，推进了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政治民主、思想自由。但经济增长并没有与幸福成正比。英国未来基金会的迈克尔.威尔莫特和威廉.纳尔逊在《复杂的生活》一书中指出：“在过去50年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并没有使人们增加多少快乐。这是进步的悖论。今天的一代人比以前更富裕、更健康、更安全，享有更多的自由，但他们的生活却似乎更压抑……” 专家们达成一个共识：越过一个特定的收入门槛后，收入与幸福就无关了。以物欲满足为幸福的人，永远不感满足，就永远找不到幸福。美国《新闻周刊》一篇题为“金钱与幸福，哪个更重要”的文章说：“事实上，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我们拥有什么，而是我们拥有别人所没有的东西。”“我们看到的都是富人和名人的生活方式，这不断地提醒我们，别人拥有的东西比我们多，从而让我们深感不快。”（8）而一旦追求的欲望满足以后，带来的问题更多，还有什么可追求，人活着是为什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中国改革开放融入了全球现代化，由于人口众多、资源短缺，中国不可能进入西方发达国家行列，但遇到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严峻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问题。中国必须走符合国情的新路，创建中国的新文化，开创中国的新文明。核心就是社会价值目标、社会价值标准、社会价值尺度，由实现资源有限条件下财富最大化为幸福最大化，探索中国的幸福之路。 幸福中国是社会系统再造，政府层面创建幸福中国、幸福城市，社会层面创建幸福企业、幸福社区、幸福教育，民众层面创建幸福家庭、创建幸福人生。幸福的来源是物质层面的幸福，情感层面的幸福，精神层面幸福。鼓励人追求物质幸福的同时，重视情感幸福与精神幸福的追求。幸福的途径是爱自己，珍惜自己的生命，社会要承认爱自己，保障爱自己，引导爱自己。爱他人，爱他人与被他人爱是幸福的源泉。爱大家，遵纪守法，保护环境，爱集体，爱国家，爱地球。激励人既爱自己也爱他人、爱大家。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提炼，是完整的人性追求。幸福与道德同在。为了自己的幸福，要自觉约束自己。对他人不道德，会遭报应。对自然不道德，会受惩罚。 幸福中国符合共产党宗旨、社会主义本义，能为民众拥护，世界接受，给中国创造新前景，为世界提供新示范。 注释: 注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4页； 注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 注3：《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注4：《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2页； 注5：《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注6：转引自冯俊科著《西方幸福论》第21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注7：注5：《参考消息》2007年5月8日第6版。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