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近4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今天的社会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发展使得过去长期存在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得到了缓解，但涌现出了不少新问题和新矛盾。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 上个世纪80年代，文革之后百废待兴，邓公把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定义为“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从那以后全国上下万众一心，一切的资源都服务于发展经济。90年代，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改变，面对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朱中堂把国内的主要矛盾定义为“经济的增长与落后的制度配套体系之间的矛盾”，大刀阔斧地推动全面配套体制改革，大规模改造国有企业，走市场化道路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从那以后，国内的市场化和国际的全球一体化成为了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引擎，中国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它带来了巨大的效率，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不公平。近40年的发展，当前的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根本上的改变，发展经济这一优先地位也逐渐被追求社会的均衡发展所取代。基于笔者长期的观察、思考和归纳，今天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综合治理体系建设水平与不断增长的人民对现代公民社会生活的需求之间的矛盾。社会财富必须通过某种机制，转换成国民的安全、幸福与尊严，否则这个社会无论怎么发展，都仍然处于持续动荡和危机之中。曾经无论是“暖风熏得游人醉”的南宋，还是表面繁荣的大清朝，都包裹着“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的社会内涵，最终在外部冲击中轰然倒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今天这一主要矛盾的特殊性、多样性、普遍性、复杂性决定了解决这一矛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过往经济领域建设的成功经验对这一矛盾的解决毫无借鉴性可言。由于社会综合体系本质上是一个国民收入再分配体系，即如何把财政税收转化为公共资源，然后更合理公平地分配到国民手里。因此，在公平、公正、合理的社会分配体系尚未建立完善的今天，经济越发展只会引发越多、越复杂的社会问题，中国的政治精英到了必须转变思维的时候了。 当前经济建设的辉煌成果的前提是10年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摧毁了全部的利益集团，在没有利益集团形成阻碍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得以快马加鞭，一路坦途。近40年的高歌猛进，今天的社会已经形成了几大利益集团，而广大的农村劳动人民是唯一的既没有组织能力，也没有一致的行动能力的社会群体，无法形成代表自身利益的代言人，在利益集团博弈中处于最不利的地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忽视他们的利益诉求导致的后果，是从古至今中国历代统治阶级不可承受之重，这是今天中国社会一切危机中的危机，一切问题之上的问题。 而社会综合体系的建设，本质上是一个利益再分配、财富再分配体系的建设，推动这一体系的建设必然触动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2013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这一句表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 围绕着这一国内主要矛盾，衍生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的不断延宕发酵，社会上产生的不满情绪有逐渐上升为国民对政治权利的诉求的倾向，这也是社会必然的发展趋势之一。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社会上无法形成有组织力和行动力的政治组织，这使得互联网这一特殊的媒体成为了各种不满的宣泄口，各种言论在互联网上传播扩散，有着愈演愈烈的倾向。 社会日益分化导致阶级的出现 贫困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现象，一直以来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进程，消灭贫困一直以来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长期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导致了各级政府过度重视了财富的生产，忽视了财富分配。分配问题成为了目前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长期分配的不公平现象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出现。社会的资源（医疗、教育、公共资源等）越来越难公平地被分配到社会的不同阶层，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焦虑。法制建设的滞后，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了独有的“按闹分配”现象。 另一方面，由于各级监督、监察机制的逐步健全，曾经盛行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分配的“权贵化”现象正在逐渐被“精英化”现象取代，出现了“精英通吃”、“精英垄断”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这一现象并非今天中国社会独有的社会现象，西方发达经济体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等）也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也就是说解决这一问题并没有现成的方案可参考，亟需新思维、新战略和新想法。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赖以维稳的阶级的流动机制正在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是阶层固化的现象。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机遇日益减少，一些偏远地区出现了跨代贫困的现象，城市里也出现了以财富、学区、住宅、工作地点为划分维度的“鄙视链”现象。围绕着这一“鄙视链”现象，城市里社会的等级在悄然形成，城市在折叠，空间被分割，人群在分化。农村里留守人群的贫困化问题渐趋恶化。毫无疑问随着经济的增长，各级政府相应的扶贫力度也在逐年加大，然而中国农村存在的最根本问题是老龄化和空心化现象，因此贫困几乎是这一人群不可改变之宿命，所以扶贫工作总体上看投入很大、效果不彰。 城镇化的不断扩大，使得大量的农村优质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这些农民工需要城市的工作来摆脱贫困，但是他们的家庭却又无法负担在城市生活的高昂成本，造成了他们的留守农村的儿童，长期缺乏健康的成长环境。今天，这些农村的儿童已经渐渐长大，这些出生于缺乏关爱的家庭环境孩子，长大以后又面对缺乏向上流动机会的社会结构，处于社会“鄙视链”最末端，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一人群已经逐渐成为了社会不安定的最大隐忧。 社会极端思潮泛起 网络媒体的出现，使得媒体迅速去中心化，官媒的作用在降低，自媒体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由于网络人群的年轻化，使得这一部分人群成为了最活跃、最有组织能力的群体。 网络上“左”与“右”的思潮开始尖锐对立。这两股思潮的对立，使得过去几十年里精英阶层存在的改革共识正在逐渐消弭，“左”与“右”的对立，在改革这一语境下，转换成了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对立，换个视角看，这一对立也是过往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与失意人群之间的矛盾。在如何深化改革这一议题上，无论是普罗大众还是社会精英阶层内部，已经越来越难形成合力，凝聚共识。因此，目前深化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于政治精英阶层的内部，而不是外部，而最大的推动力是来自于市场化的力量持续地通过倒逼机制作用于政治体系。 反建制、反精英的民粹化势力的出现是今天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社会也概莫能外。民粹主义者借用转基因、环保、民生、基础建设等问题，通过意见领袖，在网络上聚集民意，引发群体性事件。官民的对立，导致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处于空前的不信任状况，导致了政府应对重大社会事件（战争、自然灾害等）的动员组织能力相对弱化，这也是当前社会潜在危机之一。 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的错位 今天的中国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在文化上处于更加茫然迷失的状态。今天的中国人也比任何一个时期的中国人更加需要确立自身的文化身份。经济的发展带来物质的富裕，也使得今天的中国人比比任何一个时期对文化产品的需求更加强烈。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需求决定供给，但是摆在今天中国的士大夫阶层面前的是供给什么给普罗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产品需求？政治说教已经被证明是毫无生命力，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却体现出与现代国家体制和公民社会的建设的极度不相容。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在五四运动时期和随后的文革中被彻底否定废除，今天也绝无理由重新地在故纸堆里完完整整地把它请回来，奉为上宾。今天的中国文化界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文化产品必须包裹着着什么样的中国价值内涵？ 五四运动实现了全面对自身文化否定之后，中国的知识界全面转向西方学习，引入西方的经验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但是由于自身民族文化的强大排斥力，使得无论是李中堂还是邓公，都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一百多年的不懈努力，今天的中国终于将西方的器物现代化学到手了，而中国人自身的文化身份是什么？今天中国的发展实践告诉世人，中国向世界学习的仅仅是器物现代化，其他的西方思想，即使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大部分都被一概拒之门外。 如果说当年五四之后国难当头之下，中国士大夫无暇于思考这一问题，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更加优先的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那么今天的士大夫已经不能再回避这个问题了。回归历史传统也已经被证明这是不归路，面向西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已经被证明完全不可能了。最大的折中方案方案是，去芜存菁，古为今用。但是去什么，留什么？一切的自信来自于文化的自信，只有中国人建立起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自信，中国人才真正自信起来，否则现在谈一切的自信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政治文化基础之上的，而中国现今的政治文化来自于传统文化中的选贤任能，能者居之。一旦现今的政治文化被否定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政治文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过去和现在都是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东西方各种政治势力博弈的焦点，也是国家软实力的根源，今天也到了不得不需要面对的时候。 与改革开放的初期相比，今天走出去看了世界的中国人虽然不再盲目相信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和发展模式，但是，由于自身赖以发展的理论体系尚未构建起来，使得中国的发展缺乏理论归纳和科学的经验总结，精英的集体茫然带来全社会的茫然，瞩目的建设成果无法被科学化、理论化、体系化地阐述表达，而被世界包括很多的中国人在内认为是偶发事件。这也是国际社会上一系列的“中国崩溃论”，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种种误读的根本原因。 文化身份、价值体系是基于中华文化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建设的核心部分，也是现今中国最薄弱的环节之一。既然不能一蹴而就，唯有选择风雨兼程，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 社会综合体系建设的一系列缺失 社会综合体系包含了一系列的子体系，如个人诚信体系、食品安全体系、企业信用体系、公民教育体系、公共医疗保障等体系等，这些体系的建设严重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进步、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制约。这些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何时可以得到解决、如何得到解决，以及付出多少代价得到解决，决定了中国何时可以真正跨越发展中国家陷阱，成为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之一。 在社会综合治理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非常显著的。西方的社会体系的发展完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回顾西方世界兴起的过程中，西方国家也是经历了一个快速的经济发展阶段，随后由于财富分配不公导致社会矛盾严重激化，后期随着海外的殖民扩张和市场开拓，使得国家通过掠夺和不公平贸易获取大量的海外利益，这些利益回流到国内之后，再通过一系列的社会综合体系建设，分配到国民手中，这些尖锐的社会对立才逐步舒缓解决的，前后历经百年。 显然，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具备这样的国际环境与机遇，不过另一扇大门在向我们打开。中国的资本开始走向世界，通过一系列在国际参与与外交努力，中国在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逐渐取代西方国家在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导作用。这也是今天的中国被西方国家标签为新殖民主义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今天的社会综合体系建设相对于以前极大地简单化了，由于互联网+的手段引入，使得信息收集处理的成本下降了，在中国实现和完善社会综合治理体系需要的时间和成本已经极大地降低了，这也是万千炎黄子孙之一大幸。 完善和健全这些体系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政府必须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主要责任，但是在建设过程中，不可忽略各种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西方国家的兴起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工会、行业组织等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实现社会体系建设与运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各级政府应该改变过去大包大揽的做法。 社会总体创新能力不足无法支撑经济转型 经济发展出现了对政府作用的依赖加大的趋势，政府主导成为了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也是长期被西方诟病之处。 中国已经出现了相对活跃的服务于创新活动的资本市场，以及创新力的利益导向机制也已经初步建立，但是整体社会缺乏创新能力培养的软环境，无法给经济增长这个引擎提供源源不绝的燃料。经济的持续增长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之一，缺乏持续的创新力是最大的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造成这样矛盾的最根本原因是现有的大学教育体制，既无法源源不绝地向社会输送创新型人才，也无法提供社会所需的专业技术型人才。现有的教育体系极其重视大学教育，弱化了大专教育，培养出了大量的研究型人才，而社会却无法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吸纳这些人才，一方面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高度分散，而这些人才与西方大学体系培养出来的研究型人才差距很大，另一方面，由于各类的专科学校不被重视，使得社会出现了缺乏应用技术人才的现象。 网络经济空前活跃，造就了一批财富新贵，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世界级的互联网企业，在某些互联网应用领域，比如共享经济和移动支付，走在了世界的前沿。而这些的繁荣的根源并非出自于企业的创新活动，而是中国这个无以伦比的巨大市场推动。当今社会资本对基础科技和应用科技的研究投入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的科技研发活动还是由政府主导，这一格局没有发生根本上的改变。 反观在美国，民营资本甚至参与太空开发、军工产品等项目，实现了军品和民品齐头并进的局面。寓军于民，将军事工业的科研成果，转化于民品市场实现回报之后，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军品开发，是促进军工科技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有效途径，这一点上，中国的科研体系与市场对接才刚刚起步，任重道远。 美国源源不绝的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吸纳全球各地的优秀人才来实现的，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开放的优秀人才的吸纳制度。而中华文化是世界历史上最开放的文化，在中国古代鼎盛的历史时期，都出现了外族的优秀人才在中原王朝担任重要职位的现象，比如伊朗人成为唐朝的宰相，朝鲜人成为新疆节度使等。但是开放的中华文化在今天没有转化成开放的人才引进制度，极大地制约了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 总体上看，今天的中国社会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看似困难重重，山穷水尽，又似生机盎然，柳暗花明。不过一旦成功地跨越了这一发展阶段，毫无疑问中国将会迎来一个崭新的发展局面。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