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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对斯大林的“三七开”评价不能否定 ——读吴冷西《十年论战》有感  今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国内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议论多了起来。有的学者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我看到一篇文章，打着反思十月革命道路的旗号，提出“十月革命道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践证明，十月革命道路是行不通的”。[陈启懋：《对十月革命的历史反思》，《上海思想界》2017年总第48期。]这篇文章实际上提出了两个相互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十月革命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不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十月革命的第一个结晶、十月革命道路的第一个成果——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失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基本上成功的，还是用戈尔巴乔夫的说法“遭到了战略性失败”，从而证明十月革命道路行不通？这里，我们只讨论后面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分歧，说到底集中在一点上，即：毛泽东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三七开”的评价是不是站得住脚？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对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用尽一切攻击、诬蔑的手段，予以彻底否定，而且说“否定得越彻底越好”。所以他们极力反对毛泽东的三七开评价，因为三七开是他们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完全否定斯大林的最大障碍。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如何评价，是一个原则问题，它关系到十月革命道路对不对、要不要走十月革命道路，关系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不是正确，要不要坚持，这实际上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事。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两次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高潮，第一次是1956年，第二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及以后。这两次实际上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敌对势力是通过否定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实践的办法来攻击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这股思潮，在中国，最近一段时间里，是同国内否定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历史虚无主义一脉相承、相互呼应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凡是否定我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人，即国内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必然是完全否定斯大林、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老实说，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目的也是为了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借着国外说国内，“洋为中用”嘛。原因很简单，我们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才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我们走的道路，是十月革命指明的道路。我们的根本制度与苏联是一样的，都是政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句话，两家都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它们是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的时间段。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搞的都是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一样的，不过具体做法不同，是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而已。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完全否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还能站得住吗？这点道理是不难懂的。  在评价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问题上，实际上有的人玩的就是这样的手法：有的话在中国不好明说，就通过痛骂斯大林、痛骂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来表达。举一个例子吧。比如有人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要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国内碍于党章宪法，不好明说，于是他们就大骂斯大林独裁，大骂苏联是一党专政，不民主，是恐怖政权，毫无成就，必然要垮台。联系到中国，其言外之意，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 毛泽东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三七开评价，是1956年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时提出来的，当时这一论断是回击反共浪潮的有力武器，至今仍是同敌对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了全世界反苏反共的浪潮，一时间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成为世界性潮流。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接连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面地评价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旗帜鲜明地捍卫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方面，力挽狂澜，回击了敌对势力的猖狂进攻，稳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这段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尤其是那时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分析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的一些充满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它应该成为今天我们分析苏联问题的指导思想，一般地说，也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指导原则。  我很长一段时间是研究苏联问题的。从1964年中央批准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苏联东欧研究所那时起，一直到2000年离开苏东所，整整36年时间，也是人生精力最旺盛的年华，耗费在研究苏联问题上了。在苏东剧变的时候，我还曾参加了中央临时成立的苏东小组的工作。说我对苏联问题有点研究，这大概可以说得过去。但我对苏联问题的基本看法是在50年代中期形成的。那时我刚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恰好遇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的全世界的反苏反共浪潮。在这个“多事之秋”的岁月里，我与许多同学一样，思想上产生了很多疑惑。正在迷茫之际，党中央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我认真学习了这两篇文章，完全被这两篇文章的理论逻辑征服了。我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基本理论观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两篇文章，尤其是研究苏联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更是如此。那时我还年轻，党中央、毛主席对苏联问题、斯大林问题的论断的深远意义，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们是怎么得出这些结论的，那就更不知道了。随着实践的发展，尤其是经历了苏东剧变，事实证明“两论”的观点是正确的，其中一些预言不幸而言中。这才慢慢有了比较深刻的体会。 我们应该感谢吴冷西同志。在那个岁月里，他亲身参加了中央的讨论，他在《十年论战》一书中如实地纪录了中苏论战中每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书记处会议讨论的情况，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党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讲了些什么意见，他们的观点是什么。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党的基本观点是怎么形成的，它的理论与实践依据是什么，懂得为什么我们党的观点是正确的。我经常向我的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学生推荐这本书。不了解这段历史，不知道我们党在中苏论战中的观点，是不会真正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会真正懂得如何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来分析现实问题（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最近，为了批驳有人否定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三七开”的评价，我又重新阅读了这本书，深有感触。下面，我就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问题，谈一点读《十年论战》的体会。 第一，毛主席、党中央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是认真的、慎重的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传到中国，毛主席立即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个报告。他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总之，它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想一想我们如何对待这事，这是一个大问题。”[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揭了盖子捅了篓子，都同斯大林问题有关。所以，关键是如何评价斯大林，也就是如何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 1956年3月19日下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报告，就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谈到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对各种评价都考虑到了，最后认为三七开比较合适。他在会上讲：“我并不认为斯大林一贯正确，这个话过去不好讲。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的主意，有许多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只讲是我们自己错了，没有联系到斯大林。那时我们党采取这样方针是对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明摆着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倒三七，还是四六开？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这个问题大家还可以议。还要想一想我们对批判斯大林是否表态，采取什么方针。”[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人对毛泽东这一评价提出异议。可见，三七开是我们党领导集体的一致意见，代表了我们党的看法。应该承认，三七开这个结论，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斯大林问题、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的结晶，它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和研究，不能轻易否定。轻蔑地否定三七开，把它称之为“左”，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至少是不谨慎的。 1956年4月6日毛泽东同米高扬谈话，说“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做具体分析。”几天后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又重申了这一看法。 4月29日毛泽东会见拉丁美洲六个共产党代表的谈话时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写成的。“我们认为，斯大林有好的东西，有坏的东西。大体上，他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如果说他八分好，二分坏，同志们不会通过。如果说他六分好，四分坏，更不会通过。否认他好的东西是不对的。”[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31—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在八大期间，他会见很多外国党的代表时，一再重申对斯大林的三七开的评价。 吴冷西得出结论：“从这些情况看到，毛主席和党中央是认真的、慎重的，也是顾全大局的。可以说，毛主席和党中央着眼点放在从苏联的历史（包括苏共20大在内）吸取经验教训，探索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第二，毛主席和党中央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局的战略高度提出“三七开”的论断的，排除了历史上两党关系的影响，也排除了个人的感情因素，也就是说完全是出于公心。 1956年3月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报告时，毛泽东发言，提到历史上斯大林曾经整过我们。“我们党同苏共的关系，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决定，要中国党执行，结果白区党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第二次，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叫做‘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也是斯大林主持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决定的。我们党很快就抵制了这条路线，制定了又团结又斗争，实行我党独立自主性的抗日统一战线，终于巩固和扩大了革命力量，特别是抗日根据地，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我党进行自卫反击，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要毁灭。我党没有听他的。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 最后一次是我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我在莫斯科整整呆了两个月（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至1950年2月17日离开）。这两个月很不好受。当然我们是去祝寿的。斯大林70岁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向他祝寿。但我此行目的不但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在莫斯科看出斯大林不愿意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一边倒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斯大林曾把铁托看作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但我们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一意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 在开完斯大林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我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的。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参观，我不去，不答应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这样僵持到了1950年元旦那一天，斯大林才同意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的谈话。第二天他又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看我，商定请恩来到莫斯科来具体商谈订约事宜，所以，周总理在1月30日到莫斯科来。总理在莫斯科与他们谈判很辛苦，七磨八磨，最后才谈成。苏联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答应帮助中国搞建设，搞重点工程项目，后来陆续增加到一百多项重点工程。但是，在谈判中他们明显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路要中苏共同管理，旅顺口要做苏联的海军基地，在靠近苏联的新疆搞了什么合股公司，总之，新疆和东北三省他是不想放手的。”[《十年论战》（上）第12—1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毛泽东个人对斯大林并没有特殊的好感。他说：“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是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向来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给别人祝寿。但是，第一篇是祝斯大林60大寿的，我抛开了个人感情，把斯大林当作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来写。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还是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因同希勒勒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而受到西方舆论责难，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也不是出于心愿，而是出于需要。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向我们发动内战，斯大林不赞成我们自卫反击。我们建立新中国时，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对我们不那么信任。但是，1949年底，我到莫斯科向他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吗？我写了祝寿文章，他还是对我们很冷谈。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念文章。这不单是对斯大林个人，而是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所以，从理智上讲还是那样写了。我们现在写的文章，还是要肯定斯大林的主要的正确方面，但要批评他次要的错误方面，对苏联也要肯定它的正确，也要批评它的错误。”[《十年论战》（上）第63—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可见，我们党在评价斯大林时，既不计较历史恩怨，也不考虑个人的感情。毛主席和党中央完全是从维护社会主义、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利益出发来评价斯大林的。这种胸怀，是某些跟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屁股后面人云亦云的人，无法理解的。他们总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例如说，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是为了争夺国际共产主义领导权（事实是，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为了把这句话写进《莫斯科宣言》，毛泽东还反复做波兰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工作）等等。燕雀焉知鸿鹄之志，此为是矣。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