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语】 季羡林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他在他那个岁月和环境中，提出了四个很高大上的问题。今天仍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 再转载时有删节。标题与小标题均编者加。 01、文革结束，吸取教训没有？ 没有，一点都没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革命”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吸取了教训没有？ 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 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所受的损失可谓大矣。 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我们不是常说，寻求知识，得到经验或教训，都要付出学费吗？ 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 可是，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们求得的知识，得到的经验或教训在哪里呢？ 我的回答是：没有，一点也没有。 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从这一个“教员”那里，我们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训；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 02、“文革”过去了没有？ “文革”。并没过去！ 有什么人说：“文革”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革”过去了没有？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革”并没有过去。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已经过去了。 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你问一问参加过“文革”，特别是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如要他们肯而且敢讲实话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还有一肚子气没有发泄出来。  今天青年如听海外奇谈。 若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来？ 今天的青年人。情况可能不同。他们对“文革”不了解，听讲“文革”，如听海外奇谈。我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呢？ 至于中老年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提“文革”，无不余怒未息，牢骚满腹。 我不可能会见百分之百的这样的知识分子。 但我敢保证，至少绝大部分人是这样子。 至于。为创建新中国立过功而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觉悟高，又能宽洪大度，可能同知识分子不同。 我接触的老干部不多，不敢乱说。 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义深远的事儿，不妨说上一说。 ’‘文革’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 记得是在1978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后，我在友谊宾馆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部，“文革”前，我们同是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十多年不见，他见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革’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 说罢，哈哈大笑。 他是笑呢，还是哭？ 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在这位老干部心中，有多少郁积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1966年5月，清华大学附中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并带头批判该校领导人。 有这种想法的，决不止这个老干部一人。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谓“士”，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想法。 “士可杀，不可辱”，这一句话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 我们比起外国知识分子来，在这方面更为敏感。 …… 匪夷所思的领袖崇拜 领袖崇拜。我从前是坚决反对的。我在国内时，看到国民党人对他们的“领袖”的崇拜，我总是嗤之以鼻。 这位“领袖”，“九·一八”事件后我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见过，他满口谎言，欺骗了我们。后来越想越不是味儿。 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对此公也不感兴趣。他的诗句“看花愁近最高楼”，可以为证。后来到了德国，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国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时竟对喊：“希特勒万岁！” 觉得异常可笑，难以理解。我认识的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德国姑娘，美貌非凡。 有一次她竟对我说：“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那将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个潜台词：我们中国人聪明，决不会干这样的蠢事。  03、受害者们，舒愤懑了没有？ 回答：没有！ 这个问题十分容易回答。根据我上面的叙述，回答只有两个字：没有！ 要谈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回顾过去谈起。远居海外的华侨，亲身感受到解放前后自己处境的剧烈变化。爱国的华侨，现在爱国热情蓬勃激荡，为此前所未有。华侨中青年人纷纷冒万难回到了祖国 然而，曾几何时，情况变了，极“左”思潮笼罩一切，而“海外关系”竟成诬陷罗织的主要借口。 海外归来的人，哪里能没有“海外关系”呢？ 这是三岁小儿都明白的常识。 然而我们的一群“左老爷”，却抓住这一点不放，什么特务，什么间谍，这种极为可怕的帽子满天飞舞。弄得人人自危，个个心惊。 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恶性发展。多少爱国善良的人遭受了不白之冤！ 被迫害而死的不必说了。 活着的也争先恐后地出走。前一个争先恐后地回国，后一个争先恐后地离开。 对比何等地鲜明！ 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和被迫离开的知识分子，哪一个人舒过愤懑呀？  不把自己的愤懑舒发出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而是。其中蕴含着一些危险的东西，不利于我们祖国的胜利前进。 04、“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 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 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 我认为，有的。 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像也不喜欢别人回答。 窃以为，这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应抱的态度。 如果。把这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其中当然包括知识分子，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同心一志，共同戮力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岂不猗欤休哉！ 我们既不研究，“礼失而求诸野”，外国人就来研究。 其中有善意的，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一些真话。不管是否说到点子上，反正真话总比谎话强。 其中有恶意的，怀着其他的目的，歪曲事实，造谣诬蔑，把一池清水搅混。 虽然说“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但是毕竟不是好事。 何去何从？ 我认为是非常清楚的。 我的思考到此为止。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