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位91岁的中国新闻史学大家认为，媒体人是社会的守望者，新闻史家则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而新闻媒体的核心属性是真实性。 方汉奇 广东普宁人，1926年12月生于北京，1946年考入当时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起，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84年成为中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导，1989年创立中国新闻史学会，并担任首任会长。专著《中国近代报刊史》、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等，是中国新闻史权威著作。 方汉奇的家就在中国人民大学内的宜园，步行到新闻学院只要3分钟。 只按了一下门铃，里面便传来急促的脚步声，91岁的方汉奇自己开门迎客。他麻利地沏茶倒水，顺手递给我一张名片：“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 老先生爱赶时髦，不仅是国内最早一批网民，而且微博、微信都用得很熟练。聊了一下午，告别时，他用自己的自拍杆熟练地和我合影。我说想加个微信，他立马递过手机说：“那你扫一下我的二维码。” 动荡岁月：小学中学念了14个学校 高渊：听说您童年颠沛流离，换了很多学校？ 方汉奇：我这个年龄段正赶上抗日战争。1931年就是“九·一八事变”，一直到大学毕业，整个学生时代都非常动荡。我的小学和中学一共念了14个学校，这在现在是不可思议的。 高渊：后来报考了哪几个大学？ 方汉奇：我一门心思只想考新闻系。当时国内5所大学有新闻专业，我考了4个，南京的政治大学，上海的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苏州的社会教育学院。北京的燕京大学也有新闻系，但学费太贵，我上不起，就没去考。 高渊：为什么只考新闻系呢？ 方汉奇：我就是喜欢。这个兴趣是从高一开始的，我在韶关上学。当时抗战已经进入中后期了，日军准备攻打韶关。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要办壁报，还要采访，时刻关注这些战争的信息。上了高二以后，开始搜集历史上的报纸。10年的时间，从一二十份到3000份。 高渊：考试成绩怎么样？ 方汉奇：只考上了社会教育学院，也很勉强。你看我的经历就注定考不上，念了14所小学和中学，文史课倒没关系，反正开卷有益，但数理化不行，课程接不上。 高渊：当时觉得遗憾吗？ 方汉奇：也没什么，社会教育学院是国立的教育学院，相当于师范学校，不但不要学费，还给学生发东西。这些对我挺重要的，因为家里没钱。 高渊：家境不好吗？ 方汉奇：我父亲当过立法委员，后来又当了汕头市长，但他没钱，所以我不能考学费贵的教会学校。而且，我在苏州上大学的4年，没有回过一次汕头的家，因为没有路费。国民政府一个市长的儿子居然没钱回家，很难想象。家里7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父母负担重。后来，我大学毕业去了上海，他们都去了台湾。 高渊：有“台湾关系”这个问题，后来有没有影响？ 方汉奇：这只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更严重，我在重庆上初一时，加入过“三青团”。当时也不征询学生意见，是全校集体加入，介绍人写的是宋美龄，因为她是这个中学的名誉校长。后来我在汕头上高三时，学校让我挂个名当区队长。解放后，这个职务达到了反动党团骨干的起点线，够枪毙的罪名了。 大学四年：旧书店里淘旧报纸 高渊：大学念得怎样？ 方汉奇：社会教育学院抗战时在重庆璧山，胜利后要回到南京，但需要重建校园，于是就借了苏州的拙政园，我的大学四年就在拙政园度过。环境太好了！园子里每一个亭子都放一架钢琴，社教学院有艺术系，教戏剧、音乐、美术等，所以是满园的琴声。老师也还不错，我们新闻系主任是俞颂华，他是中国第一批去苏联采访的记者，同行的有瞿秋白和李仲武。他还以《申报》记者的身份，去延安采访过毛泽东。他属于民盟，进步人士，自由主义者，1947年就去世了。 紧接着，是马荫良当系主任，当时他是《申报》总经理。后来在他手里，把《申报》全部移交给了《解放日报》。 高渊：大学时还继续收集旧报纸吗？ 方汉奇：继续。苏州有很多旧书店，有不少旧报纸，但书店老板看中的是老版本的旧书，不在乎旧报纸，我捡了很多漏。一般是拿新报纸去换，他们可以用新报纸当包装纸，有的旧报纸就送给我了，基本没花钱，我也没多少钱。 高渊：研究新闻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方汉奇：对，开始写一点新闻史方面的小文章，也关注新闻史的研究题目。比如我上大三的时候，写过一篇研究宋代新闻史的文章，有将近1万字，但写完没地方发表。 到上海去：新闻图书馆来了年轻人 高渊：上大学时，最向往什么职业？ 方汉奇：最想当记者啊，但我知道是不会要我的，因为我不够格，有过“三青团”的历史。 还想参军，但更不行了。后来，好几个同学参军走了，我真是很羡慕。 高渊：1950年大学毕业后，就去了上海？ 方汉奇：我的老师马荫良先生邀请我去的。当时的背景是，上海解放后，《申报》和《新闻报》先后停办，报馆和印刷设备都交给《解放日报》使用。这两家报社的一些老报人，不适合在党报工作，需要另行安置。于是，《解放日报》办了上海新闻图书馆，安排了20多个老报人，馆长就是马荫良。我在上大学时，办过一次个人集报展，展出了1500多份报纸，给他留下了印象。他也知道我写过新闻史的文章，新闻图书馆不能全是老人，需要一个干活的年轻人。所以他就来信说，给你留了个位子，愿意来就来。 高渊：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方汉奇：这是一个很好的岗位，我不能当记者，做这个也跟新闻有关系。 高渊：来了之后主要做点什么？ 方汉奇：大多数时间在看报纸。新闻图书馆在思南路171号，是一幢小洋房，离周公馆很近。那时候我还没成家，就住在一楼，二三楼就是图书馆和办公室。 我还参加了一次土改，在上海的水电乡，离宝山县城不远，有四五个月。就在那里学了点上海话，因为老乡们听不懂普通话。另外，我还用一年时间，把上海所有图书馆都跑了一遍，一共40多个，调查这些馆的藏报，编了一本上海各图书馆藏报目录。藏报目录的书名是严独鹤题的，他是老报人。 那些报人：被老报人招为婿 高渊：严独鹤当时有什么职务吗？ 方汉奇：他是新闻图书馆的常务副馆长。他当过《新闻报》副总编，长期兼任副刊“快活林”的主编。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就是经他精心编辑后，在“快活林”上连载，使张恨水名满天下。后来汪伪接管《新闻报》，曾重金留聘，但严独鹤毅然辞职。他过60岁生日时，蒋介石送过寿礼，毕竟他是上海很有影响的报人。他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去世的。 高渊：对马荫良印象怎么样？ 方汉奇：他是同济大学毕业的，德文很好。他和史量才有亲戚关系，史量才被蒋介石暗杀后，整个《申报》的经营管理都委托马荫良来管。抗战时，《申报》被汉奸霸占了一段时期，他因为不和汉奸合作，还受到了通缉。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在新闻图书馆当馆长，后来去了解放军的学校教德文，“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但他熬了过来，活了90多岁。 高渊：在新闻图书馆那3年，天天就和这些老报人在一起？ 方汉奇：一共有20多个老报人，其实说老也不算老，除了严独鹤年过花甲，其他人年纪都不大，马荫良只有45岁。他们都是从第一线退下来的，一般都有20多年的新闻工作经验，有很多见闻。 那时候，老先生们每天中午都要喝点小酒，每人起码喝一斤。我不大会喝酒，喜欢听他们讲故事，很有趣。吃完饭有三个小时的休息，然后再聊会天就回家了，神仙过的日子。我那三年，就是一边看报纸，一边听故事。 高渊：感觉上，那三年就像在读研吧？ 方汉奇：在自学。不光是听他们讲故事，下午5点他们下班后，就都是我的时间了，每天晚上看书看报。 高渊：也就是那时候，应邀去圣约翰大学讲新闻史，范敬宜也来听课？ 方汉奇：圣约翰请我去讲新闻史的专题，不是系统讲一门课。其实就是讲讲我的看报心得，这种专题课往往比较好听。 范敬宜是中文系的学生，当时正追求他太太，他的太太是新闻系的。当然，也许他对新闻史本身就感兴趣。他是无锡国专毕业的，然后进了圣约翰，所以中英文都好。“文革”结束后，我去东北讲课，他在《辽宁日报》当记者，吃饭时主动过来说，当年听过我的课。其实我当年对他没印象。 北大岁月：备课一周就上讲台 高渊：后来去北大教书，是因为遇到了罗列？ 方汉奇：对，就是因为他的关系。罗列当时是《解放日报》的秘书长，也住在新闻图书馆的一楼宿舍。 高渊：罗列的背景和新闻图书馆的老报人不一样吧？ 方汉奇：他20岁左右就在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当过几家革命报刊的记者编辑，担任过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教务长。这个学校的学生，很多是新中国第一批新闻工作者，林昭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罗列是1952年去的北大。当时，北大中文系要成立新闻专业，因为他有新闻教育的经历，据说人选是胡乔木定的。罗列临走的时候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北大讲新闻史？ 高渊：北大为何有吸引力？ 方汉奇：其实，那时候的社会评价是，北大是一所旧学校，地位不如人民大学，因为人民大学是新的。而且，到大学任教的苏联专家，给了人民大学100个，还把唯一的苏联新闻学专家放到了人民大学。当时的排序是“人北清师”，人民大学、北大、清华和北师大。但我一点也没犹豫，因为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感兴趣。 高渊：到北大后，就开始教新闻史？ 方汉奇：我是1953年8月23日到北大的，9月1日就上课，只能一边备课一边上课。特别是要讲革命报刊这部分，当时没有什么材料啊，还得上档案馆、图书馆去查。因为是现备现教，这门课一开始的效果不好，学生们意见很多。这些都必须在教学中不断去改进充实。我还结合教学，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像《太平天国的革命宣传活动》等就是那几年写的。 高渊：这样的教学与研究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 方汉奇：1958年以后，重点就不在教学方面了。“反右”的时候，我差了一点点。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报上登的那些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有的意见还是可以参考的。但这就不行了，说我同情右派。后来安排了一次教研室内部的批判，批判了一天，上下午两个会，我就闷头做记录，表示虚心接受批判。 人大时光：一进校门全是炼钢小高炉 高渊：到人民大学是哪一年？ 方汉奇：就是1958年，当时北大新闻专业和人大新闻系合并了。“文革”中人民大学一度停办，我又回到了北大，后来再回人民大学，就在两个学校间来来回回。 高渊：当时对人民大学是什么印象？ 方汉奇：我一进校门，看到校园里全是炼钢的小高炉。那时候已经大炼钢铁了，马上又是三年困难时期，学习和研究都搁置了。 高渊：在历次运动中，干些什么活？ 方汉奇：北京的郊区我都去劳动过，还修过水库，一去一个多礼拜。“文革”时，我在干校砸石头，5斤重的锤子，一天要抡1万多下。还当过一年的炊事员，用铁锹炒菜。干校回来后，还得继续劳动，人大校园里所有地下管道我都钻过，要疏通管道，所有的楼顶我也都上过，给瓦工、木工当下手。 我就说，知识分子劳动化这不难，但劳动人民知识化难度就大了。 民国报业：办报不难，办好很难 高渊：咱们回过头来说说新闻史研究。在研究的老报纸中，相当部分是民国的报纸，在中国新闻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怎么看这段历史？ 方汉奇：那时候，办报纸不需要很大的投资，所以办报纸并不难，但要办得好很难。当时像《大公报》《文汇报》《晨报》《时事新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再加上《民国日报》等，无论是评论、采访还是编辑，各方面都比较强，办得也很投入。 高渊：民国报人身上有哪些东西值得继承？ 方汉奇：简单地说，就是张季鸾的功夫、范长江的采访、胡政之的经营。 张季鸾的文字功底好，还是海归，当时海归办报的很少，他的综合素质高。范长江做记者的那一段，是他人生最辉煌的阶段，后来他离开新闻界了，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胡政之和陈铭德、邓季惺的经营管理能力，都是很高的。 高渊：我们现在能从前人那里借鉴什么？ 方汉奇：办报有很多共性的东西，应该为当代人参考借鉴，这是理所当然的，顶多加一句：有所借鉴、有所扬弃。毛主席和鲁迅都讲“拿来主义”，研究新闻史的目的就是这个，不然干嘛上这个课？ 我们媒体这些年教训不少。“大跃进”的时候，很多“卫星”都是媒体带头放的，甚至明知是假，也在那里吹牛。我们讲新闻史的时候，这些就是经验和教训。办报纸，就是要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真实性是媒体的核心属性。 媒体变革：早上看手机，晚上看报纸 高渊：现在还关注媒体变革吗？ 方汉奇：我因为还在带研究生，所以必须关注媒体的发展，而且要紧跟。但是和年轻人比起来，还是相形见绌，年轻人总是比我们老年人接受新事物更早、更快、更及时。 高渊：纵观中国新闻史，报纸现在的处境是不是史上最难？ 方汉奇：现在主要是新媒体和新的传播手段，给报纸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不看报了。纸媒面临很大的冲击，得想办法适应这个新形势。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它也面临过很多挑战，从广播到电视，都对纸媒产生过冲击。只不过，互联网的冲击力度是以前所没有的。 高渊：纸媒还有多少生命力？ 方汉奇：纸媒的核心生命力就是白纸黑字。现在，图书馆还在保存报纸，没有人保存微信，因为报纸可以立此存照。所以，纸媒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和发展的前景，就是要适应新形势。 关键是，大家的阅读习惯改变了。我现在每天早上打开手机看看微信和新闻客户端，昨天主要的国际国内新闻，花一两分钟就全知道了。现在很多上班族就是这个习惯，上班路上看一下新闻。 知道了新闻以后，深度报道和评论可以慢慢看。所以我晚上看报纸，这方面是纸媒的优势，关键是要有分析、有回顾、有前瞻，对新闻事件有多角度的深度报道。 新闻教育：新闻史家是新闻事业守望者 高渊：您教过的学生，像蔡铭泽、陈昌凤、程曼丽、彭兰等都当了大学新闻学院的领导。你怎么评价中国大学的新闻教育现状？ 方汉奇：现在新闻教育的办学点太多了，700多个。一些重点院校的新闻院系日子还好过一点，一般院校办那么多的新闻系，可能学生将来的就业都会有问题，供过于求了。 现在看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闻院系发展得太快，当时因为百废待兴，需要新闻采编人才。“文革”结束时，全国只有42家报纸，紧接着媒体全面开花，有的恢复，有的新办，需要大学培养新生力量。当时多设新闻教学点是有必要的，但现在应该适当调控了。 高渊：听说您讲课很吸引人？ 方汉奇：我上课是肚子里有讲稿，因为我平常做卡片，又跟大家合作写过新闻通史，我想讲的东西都在肚子里。而且，我是用十桶水去应付一桶水，所以我讲课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总有东西吸引学生。 高渊：作为一位新闻史家，怎么理解自己的社会定位？ 方汉奇：我常说一句话，媒体人是社会的守望者，新闻史家则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要明白，历史研究总是为现实服务的。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