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下午，在山西省永济市寨子村，几位老人等着看村民自发编排的元宵节演出。
任淑列到现在都记得那位独居老人。 大家管她叫“巧巧手老人”——剪纸剪得可好了。儿子也孝顺，每次回家都给她带一大堆吃的用的。 但有一天邻居们发现，老太太连着两天没有出门。有人翻墙进去，发现老太太喝了药，已经去世。 那是2000年，“蒲韩乡村社区”为老服务尚未开展。“我们第一次发现，老人是真的孤独！”任淑列感慨。53岁的她是蒲韩乡村社区老年康乐中心的干事。 这是以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为核心成立的一个农民合作组织，自2012年探索为老服务，陆续形成一个覆盖43个自然村3千多户、低成本的农村照护体系：以妇女为志愿者主体，以失能失智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为照护对象，农民互助。 5年来，社区中未再发生一例老人自杀事件。这在农村老龄化加深及农村老人自杀率攀高的背景下，是不小的“成就”。 多份研究数据表明，近10年农村老人自杀率较之前明显上升。曾任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杨团说：“我国农村自杀率高于城市3倍，农村老年人自杀率高于城市老年人5倍。”本报1月18日刊登《重叠的养老时代》一文，描述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朱玲一家在城市中的养老抉择，反响强烈。有读者留言：“这还是在城市，我们在农村的，没有条件，最好猝死。” 杨团认为，当前农村的“照护贫困”（指照护服务的资源不能满足照护需求所陷入的窘境）不可小觑。农村长期照护体系如何建立，蒲韩乡村社区是一个值得观察的样本。 初衷并非为了养老 祁英梅在床上躺了10年。因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她的胳膊瘦得只有普通女人的一半，身上多处骨折，头都很难转个方向，牙齿也已掉光。 她有过“不好的念头”，但现在平心静气地躺着，关注新闻，知道大洋彼岸的美国换了新总统，还会开解老伴“遇事不要冲动”、“活着比什么都好”。 4年前，56岁的祁英梅成为蒲韩乡村社区20户失能较为严重的长期照护体系中的一位。两位本地妇女作为护理员，每日轮班为她做饭、擦身，帮助如厕、拉家常，还打开电视让她知道天下大事。 祁英梅的丈夫严振荣每月支付两位护理员共400元，远远低于乡村养老院每月1500元到2500元的费用。 除了提供对祁英梅这样的“2对1”服务，蒲韩乡村社区还为失能程度较轻者提供“7对1”的志愿服务，即7名志愿者组成固定服务小组，每人执勤1天，每天2小时，轮流上门。此外，对75岁及以上尚能独立行走的高龄老年人，开办有日间照料功能的“不倒翁学堂”，老人白天参加活动，吃两顿饭，傍晚回家，每月交200元或等值的米面油。 “蒲韩乡村社区”这个名字是发起人郑冰取的，因为覆盖蒲州、韩阳两镇。目前有43个自然村、3865户、1万多人口参与。但初衷，并非为了养老。 49岁的郑冰，曾是当地民办小学教师。1997年，她和丈夫开农资店，发现农民不懂农业知识，盲目上肥料，就利用农资店为村民免费培训。慢慢地，附近村民都知道有人自掏腰包办农业知识讲座，第二年农资店就挣了6万多元。一个以农资购销和农技服务为核心的互助合作性网络就此形成。 与杨团认识后，郑冰接触到“综合农协”的说法，才发现还可建立“既做经营，又做福利，为农民提供经济、社会两方面服务”的农民互助组织。2004年郑冰注册成立“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2007年更名为“永济市蒲州镇果品协会”。协会成立后，发展出许多兴趣小组，比如手工艺、跳舞小组。 养老问题就是在妇女跳舞中浮现的。一位妇女在被邀请参加跳舞小组时，面露难色，说父母一位车祸、一位瘫痪，照料压力大，难以抽身。 杨团在2005年第一次去了蒲韩乡村社区。据她观察，当地因适宜种植，外出打工者较少，农民相对富裕，但依然存在比较严重的老年人“照护贫困”。 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在2007年春至2009年夏对蒲韩乡村社区做过社区卫生调查和老年人服务调查，70位老年人中需要护理的高达63.6%。2014年课题组再次调研发现，随着老龄化加深，老年人失能的情况屡屡发生，情感慰藉的需要也凸显出来； 而且，相比高龄老年人和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中低龄老年人和身体状况较好的老年人更需要情感交流。 不再听到老人自称是“活着的死人” 郑冰下决心回应需求。 她们先从蒲韩乡村社区总部所在地的寨子村入手一一走访会员家庭，梳理各家照料需求，决定对失能老年人群体和高龄老年人群体分别以居家照料和社区日间照料的方式实施照护。 对于75岁及以上能独立行走的高龄老年人，试点设立日间照护中心。最初取名为“芬芳同乐屋”。 但设想与现实总有反差。 干事们上门询问时，村里19位老人都答应参加，可正式开放那天，只来了3位。孝顺的子女，觉得自家老人不需要接受社区照料；不孝顺的，担心老人去了社区后自己被人说闲话。 干事们干脆在同乐屋免费举办一个月的活动，天天都有唱歌、唱戏、剪纸等兴趣小组，老人陆续融入，还有外村人参加。一个月运行下来，每个活动屋聘请2名妇女做护理员，1名妇女做后勤员，负责做饭和清洁卫生。若一位老人每月交180元（如今是200元），则12人大约盈亏平衡。 2014年10月，蒲韩乡村社区正式设立养老服务部，将为老服务从1个村扩大到30个村，服务的老年人从几十位增加到几百位。各村老人活动的院子，多为在外打工的农户所贡献：有的每年收取2000元象征性房租，有的干脆不要。 运行一段时间又发现问题。老人们总谈家长里短，传得鸡飞狗跳；有人嫌别人吃得多，偷偷把馒头揣口袋里，又被他人揭发，矛盾不少。 干事们觉得应给老人们充实生活，故制订课程表，添加健身操、童谣等项目。2015年5月，更名为“不倒翁学堂”。 上门照护的探索也在同步进行。对于家有失能老年人并提出协助照料要求的家庭，协会提供上门护理，即家庭每月交400元到800元，干事负责在本村妇女中寻找合适人选上门服务。 初始，妇女护理员们都深感“不好意思”，就2人、3人结伴去照护一家。 不久干事们又发现，女护理员对照顾老大爷有顾虑，便开始寻觅男护理员。 如果被服务家庭不满意，协会负责调换人选。比如有护理员嫌脏，在照护举动中流露，干事们回访得知后，直接通知：明天不要来了，合格后再上岗。有的老人性格外向，就匹配爱说话的护理员；内向的就匹配安静的。 5年来，任淑列觉得，一个个脚印在前进。 她印象最深的改变是，最初上门常听老人自称是“活着的死人”，但现在，鲜少听到类似的话。 受益的，还有施与照料的志愿者 第一次了解蒲韩照护体系的来访者总是难以理解，为何这样低廉的收费，有人愿意付出服务？ 而身在其中的人说，受益的并不仅仅是受照顾的老年人，还有施与照料的志愿者。 29岁的祁丹丹现在对自己的村庄了如指掌。她是蒲韩乡村社区的辅导员，对接215户社员的综合服务，入户统计养老需求是工作之一。在平均年龄35岁的18位辅导员中，她算年轻的。 她17岁起随父母在河南郑州开饭店，每年只在春节回家一次。2013年生完孩子不久，她去广州厂里打工，虽每月能挣五六千元，但除掉房租和生活开销，攒下的钱并不多。 最重要的是，回家那天，一年未见的儿子见到她第一个动作是关门，问“你是谁”。 祁丹丹决定留下。刚在家时，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觉得“乡下好没意思”。2015年她加入蒲韩乡村社区，上门与老年人对话，发觉原来乡村也有巨大财富。她说，在城市呆久了会浮躁，但走在宁静的村庄，“会有心灵被抚慰的感觉”。 63岁的杨兰英为邻村一位老人做护理员。她说自己没有父母，就把护理邻村老姐妹“当作尽孝”。她的老伴去世10年，两个儿子早已外出生活，最近的小儿子距离几公里，平时一周见上一面。除了养狗、给柿子树剪枝叶，杨兰英常感到空虚。而做护理员后，她说日子充实了好多，和对方就像亲姐妹。 一位不倒翁学堂的护理员曾在县城做厨师，每月能挣1500元，而协会只补贴她300元。她说：“在企业，到了饭点，人来了，吃完又走了，和我没有关系。但在这里，我和老人一边做饭一边唱歌，就像家人。我不要那么多钱，只要开心。” 杨团认为，蒲韩乡村社区养老服务的最大特色是广泛动员妇女加入。 2013年组织芬芳同乐屋时，蒲韩乡村社区就向寨子村全体妇女发出倡议：“人人都为老年人尽点义务”。200多户的寨子村，居然有五六十位妇女报名参加每月一天的志愿服务。 “等推广到30多个村开展日间活动时，凝聚了各村120名妇女志愿者。再加上居家服务等志愿者，有442人之多。”杨团惊叹于妇女的凝聚力。 乡风悄然改变。 村里几乎所有农户都为不倒翁学堂送过东西，如自家包的饺子、榨的油、产的蛋等。在协会号召下，30个村的村医每月免费为老人做一次体检、讲保健知识；每个村还挑选1名会理发的农民定期为老人理发。 一户人家的婆媳关系，原本恶化到随时开骂的地步。儿媳妇参加跳舞队和学习小组后，有一年春节给婆婆添了件新衣，但也不说，只放在婆婆床头。婆婆嘴上硬心里却乐，对邻居说：“我那死鬼媳妇居然今年给我买了新衣服！”久而久之，媳妇有时回家晚了会发现婆婆为她留了晚饭。吵架声再没在巷道里出现。 在农村这个“熟人空间”，照顾是相互的 韩阳村的不倒翁学堂有天发现一位老人失踪了。全村出动寻找，才在村外草堆发现了睡着的老人。 “没有一个人说‘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要负责’。我们很感动。”郑冰说。 为老服务探索5年来，郑冰被问得最多的是——“你们都不签合同吗？” 果真不怕万一？出事谁来承担？ “其实签了合同，也只是打官司用的依据。农村不同于城市。农村是一个熟人空间。你是怎么对待老人的，大家看得到。”郑冰说。 任淑列认为，养老事业能做起来，和之前协会打下的群众基础关系紧密。“你这个人是不是可靠，这个组织是不是值得信任，人们由你之前做的事情就可以判断。” 任淑列和郑冰住斜对门，十多年前她们居住的巷道因环境糟糕被称作“猪圈巷”。几乎每家都有四五双及膝胶鞋，路中间全是泥巴和臭水。2010年，大家想治理环境，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发动村民，每家每户都参与。最后决定让每户每月交1元（现为2元），由协会找专人专车每周一次到各户门前收垃圾。 收费项目起初很难推行。但人们发现，协会说到做到，多年的垃圾被清理干净，街道变得敞亮整洁，更多人就愿意加入。 上门照料老人的细节也让老人家属暖心。有位老人视力不好，家里积灰无数。她接受的是免费的“7对1”服务，按理说，志愿者只需陪着聊天。但志愿者们合力将老人家中收拾整洁，老人儿子回来后连说“不好意思”。 杨兰英尽心尽力照护的邻村老人去年去世。而当柿子成熟时节，老人的儿子还来帮她采摘、运输柿子。 “照顾是相互的。”任淑列说。 “它不是买卖，是熟人堆里建立的一种相互照顾的关系。”郑冰补充。 因此，协会采取的也不是“出完钱就没事”的服务模式。每星期受照料的老年人子女得有人参与一次义务活动，蒸馍、劈柴等。每个月邀请子女开一次座谈会，了解护理员的表现。 “我们是辅助和支持家庭，而不是代替和取消家庭照料。”郑冰说。 “难的是如何建立适合本土且可持续发展的照护体系” 常有别的村庄或城市想来学习养老照护模式，但不少“水土不服”，不了了之。 蒲韩乡村社区为何能承担起照护老年人的责任？杨团认为：“它不是一个仅仅覆盖老年人的农村老年人协会，它有经济功能和经济实力，而且以当地社区的繁荣为目标。所以，它很在意社区的需求，情愿使用部分经营收益承担老年人照护服务。” 正是依托多年来彼此信任的群众基础，这种为乡村繁荣的初心才能够渗透到农村的细枝末节。 现在，蒲韩乡村社区每年都将盈利的15%拿来用于公益支出，比如补助养老服务、修路、治理环境、办儿童夏令营。 郑冰说：“我们总结下来发现，要钱，不难，难的是如何建立适合本土且可持续发展的照护体系。” 她坦言，观念的转变是渐进的过程。虽然模式已推广5年，依然有老人把接受社区服务认为是“给儿子丢脸了”，还有不少亟需照料的老人因各种原因未纳入服务体系。 目前蒲韩覆盖的人群中75岁及以上老人有1120多位，加入不倒翁学堂的老人是168位；需要上门护理的老人是130多位，但接受“2对1”和“7对1”上门服务的，加起来仅83位。 郑冰还认为，医疗服务是农村养老的短板。他们请过几位退休医生来做讲座，可退休医生讲了几句就拿出保健品开始推销，于是紧急刹车。 寨子村村医苏引熬说，目前农村医疗条件不比城里，老人的健康知识也比较匮乏。他常为老人测血压、血糖，但如果发生严重并发症的，村里也没有条件护理。 杨团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阿玛蒂亚·森为代表的一批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一个围绕能力、权利和福利的发展理论体系，建构了一个新的基于能力的发展观。他们认为，不能把贫困仅仅看成是收入缺乏或者消费水平低下，其实质是人们缺乏改变生存状况、抵御各种生产或生活风险、抓住经济机会和获取经济收益的“能力”。当人们缺乏能力，不能将自己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转化成对个人有价值、有效用的“功能”或“权利”时，就需要通过公共活动和政策来加强。 杨团认为，蒲韩乡村社区老年人照护的意义，就在于他们摸索出了一套以乡村农协为基础、规划和组织社区服务来补足家庭服务能力不足的长期照护模式，而且基本形成了照料乡村老年人的社区组织化、志愿者功能化制度。 “这既有实践意义，又有理论意义，值得推广。”杨团说。 在协会墙壁上，有段前言，是郑冰写的—— “我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依偎在中条山与黄河的怀抱里，享受着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自然景色，合唱着农民特有的喜怒哀乐，今生生于此安于此……”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