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依然有创作伟大文学的梦想
近日，浙江文艺出版社获得独家授权出版“莫言作品全编”。全编囊括了莫言自1981年开始创作以来发表过的全部作品，是对莫言创作成就的第一次全面、系统、完整的展示。长篇小说系列是全编推出的第一批作品。 但是，全编的出版也引发传言——莫言是不是写不出新作品了？对此，莫言在“莫言长篇小说系列最新版暨莫言作品独家授权新闻发布会”上坦然回应：“我一直认为，我应该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让它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 时代变了，我也跟着变了 莫言：我把自己发表的全部作品交给浙江文艺出版社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祖上曾经是浙江人。据家谱记载，我们的祖先在浙江龙泉生活过很长时间，至今还有很多族人在龙泉生活。 再一个原因是，浙江是文学大省。我获得过茅盾文学奖，茅盾就是浙江人。我入围过鲁迅文学奖，鲁迅也是浙江人。我从小是读着鲁迅、茅盾、郁达夫这些浙江籍作家的作品长大的，从他们的作品中汲取了很多力量，发现了很多主题。 我简单回顾一下我的文学创作道路。1981年10月，我开始发表小说，我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名字叫《春夜雨霏霏》，至今印象非常深刻。对文学作者来讲，发表处女作是人生当中重大的节日。处女作发表对于投了全国很多刊物的作者来讲，那种兴奋感和鼓励是巨大的。我是在小说发表后才知道还要给稿费。当收到了一笔72元的稿费时，我真是欣喜若狂。我买了鸡和烟酒，请战友吃。 在处女作发表大喜事的鼓励之下，我继续不断写作，然后连续投稿，然后发表。 1984年，在发表十几篇小说以后，我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被录取。在两年的学习中，我们的老师用了一种比较新的教学理念，用讲座的方式把全国高校的很多著名的教授和作家请到学校，让同学们在短时间内接触了大量文学和文学之外的信息，了解到中国文学的过去和世界文学的历史和在很长时间内被忽视的部分，由此开阔了眼界，把写作立足于写经典作品之上。短短两年，我写了大量的作品，和同学互相阅读，互相批评。在交流切磋的氛围里，我们的创作有了很大的提高。像《红高粱》就是在军艺写出来的。 我早期的作品主要是写童年、故乡和民间口头文学。后来的长篇小说就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把天南海北的事情、别人的经历和故事，都纳入到我的作品中。 总而言之，写作从1981年发表作品到今天，30多年过去了。在这30多年的时光里，我真是应该写出更多的作品，但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没有写出更多的作品。我一直认为，我应该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让它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每次写的时候，我都是铆足劲想写出世界文学的经典，但是，往往写着写着，就像爬一座高山一样，爬不到顶，气就泄了。所以，写作是对一个作家的毅力、精力、财力的考验。 现在人过60，我依然还有创作伟大文学的梦想。但是，梦想就是不容易实现的。如果我作为一个作家没有这种写经典文学的梦想，那么，我想我就可以搁笔了。正是因为还有这样一种热情，还有这样的实力，还是要写下去。 这里涉及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我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至今，很多次媒体预告了我新作的内容，甚至是题目和出版时间，但至今千呼万唤不出来。今年能不能出来呢？我觉得今年还出不来。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 在这里，我非常坦率地跟大家说，我一直在努力，而且我一直很努力。尽管，这几年确实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去过很多地方，做了很多的演讲，也写了很多杂七杂八的文章，但我对文学的梦想的力度没有减弱。 或者说，我对写经典文学的这种准备没有停止。我一直在搜集各方面材料，甚至也悄悄地到一些我准备创作的小说里的人物生活的地方去做一些调查和采访。总而言之，千方百计做准备，尽量想把这个作品写得好一点。但愿我的新作出来后，不会辜负大家的希望。 写作是连续的，一个作家的写作，不可能完全切断和他旧作的关系。就像一对父母生养了一群孩子，每一个孩子看起来面貌都有差别，但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我想，我的新作应该跟我已经发表的所有作品都有一种内心的联系，应该有一些永远不会变的东西。当然，肯定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因为时代变了，我也跟着变了。 对话 内心充满感激 读者：当年您上台去领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一刻，在想什么？ 莫言：没想什么，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因为，舞台的灯光很强烈，舞台边上还有乐队。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能够在北欧这样一个富丽堂皇的讲台上领一个全球瞩目的奖，很不容易。我内心深处也充满着感激，感激我的读者，感激我的老师，感激我的亲人和家乡的父老乡亲。 要保密50年 读者：中国作家什么时候能再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您是否有看好的作家？ 莫言：我比任何一个人都期盼中国作家出现第二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因为这个人出现之后，热点和焦点都集中在他/她身上，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写小说了。这个我认为还是有希望的，但什么时间会得，我也不是算命先生。当然，我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我有推荐候选人的权利，我也会好好地行使这个权利。我确实推荐了，但是要保密50年。 鲁迅为什么伟大 读者：在采访中您说过，您的一个写作理念是，上世纪80年代把好人当坏人写，上世纪90年代把坏人当好人写，现在是把自己当罪人写。请您谈谈这三种写法的不同，以及今后是否会有新的写法？ 莫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学写作先入为主的东西很多，包括那时候电影以及其他艺术作品，好人、坏人都是非常明确的。坏人的形象、台词、动作都是丑化的，坏人出来的时候，连音乐都变了。事实上是这样吗？并不完全是。 后来我们写作的时候，就感觉应该在这方面要有所突破，不能沿袭过去的写法，甚至应该矫枉过正。把坏人当好人写的意思就是，坏人也有好的一面，他对自己的孩子、亲属也是充满温情的。 作家一直在观察、分析、批评别人，但是很少往内看，来分析、批评自己。鲁迅为什么伟大？鲁迅经常自我拷问，即便写一件小事，也得进行严酷的自我拷问。所谓把自己当罪人写，就是作家对自我的剖析和认识。 今后要沿着怎样的方式来写？首先就是要把人当人写，无论写什么年代的故事和人物，都要把人作为自己描写的首要对象。 文学永远是以人为本，否则没有文学。 看着地方戏长大 读者：您的很多小说被改编成电影，之后是否继续有这样的打算？ 莫言：除了有一些作品早年被改编成电影，像《红高粱》《白莲花》《幸福时光》，后面的作品也有很多的导演、制片人甚至有演员来谈，但始终没有真正地谈妥。 我觉得，我的小说里有很多戏剧性很强的部分，我是一个对戏剧非常感兴趣的作家。小时候,我是看着很多地方戏长大的，所以我的作品里有很多对于场景的描写、舞台的描写和对于人物的戏剧性刻画。有很多评论家，包括一些话剧导演发现，像我的小说《生死疲劳》中写的在西门大院里喝酒的场景，就是一出话剧，直接拿到舞台上演就行了。 作家靠锤炼语言吃饭 读者：您对现在的网络文学有何看法？ 莫言：我很早就表态过，网络文学是文学的重要补充部分，网络文学和严肃文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最根本遵循的还是文学的定律。发展方式、传播方式不应该成为评判文学的标准。 不可否认，由于书写方式和阅读方式的改变，造成了文学的一些变化。但无论怎么变来变去，还是要把语言弄好。作家是靠锤炼语言吃饭的。所以，还是要把语言弄好，这是对所有写作者的共同要求。 儿童文学确实挺难写 读者：不少作家到一定的时候会开始写儿童文学，您有没有类似的写作计划？ 莫言：每个人都是从儿童成长起来的，也是看着或多或少的儿童文学成长起来的。我经常想我应该为我的外孙女这一辈写几篇作品，在西安写过大概两万字的儿童文学，但后来因为别的事情中断了。我感觉儿童文学确实挺难写。 误读是普遍存在的 读者：您的作品被世界关注之后，更多地被翻译到国外，翻译过程中有没有被误读的地方？ 莫言：误读是普遍存在的。一部作品，不要说翻译过程中被翻译误读，即便在中国面对不同的读者也可能被误读，其实这也是文学吸引人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状况，对作品做出自己的阐释。 逼着自己走艰难的路 读者：写作难免会遇到思维枯竭的时候，这时您会怎么寻找灵感？ 莫言：首先，应该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一定要创新，一定要写一部和过去不一样的作品，逼着自己走艰难的、危险的、艰苦的道路。 第二，要善于学习。我们这个年纪，现在再下到农村和工厂去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也不现实。所以我觉得更主要的是通过阅读来学习。我不是鼓励大家抄别人的，而是鼓励大家举一反三，由此联想到另外的故事，要善于做这样的学习和借鉴。 第三，就是要善于向别的艺术门类学习。比如，从杂技里获得灵感构思一部小说。兄弟门类的艺术比如音乐、舞蹈、电影、电视等等，都可以成为小说创新的刺激力，构成小说创作的源头。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