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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5.1” 前夕，接到朱克家从云南打来电话，告诉我云南上海知青、云南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孙澄，将经上海转机赴加拿大，趁此机会让我们小聚相识。我们于4月19日 晚上，在徐汇区的榕港海鲜大酒楼，召集了几位云南知青为孙澄院长接风洗尘。 初见孙澄一见如故 我与孙澄约定见面的那天傍晚，作为东道主，我还提前半小时抵达酒楼。可刚进大堂，迎面过来一男一女两位“眼镜”。在云南知青郑云霞的引见下，我一眼认出了孙澄。他身材匀称，膀大腰挺，像个丰硕的版纳哈尼族冬瓜。他笑脸相迎，和蔼可亲，完全找不到高等学府院长的貌相。我们一见如故，双手紧握。我拥抱着孙澄，他像一棵挺拔的大树，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他结结实实，肌肉发达，铁硬成块，整个就像用上好的绳子打紧的一个结。谁都不信，他看上去比我瘦很多，但与我体重180斤的胖子差不了几斤！ 许久，我们才互相松开了双手，眼前只见他那浓眉下的金边眼镜后面，深藏着一对炯灼的眼睛，那里面饱含着无边的慈爱。 他身穿一件有点褪色的淡蓝色条纹衬衣，那个干净利落的平头，给人一种典型的“和事佬”形象。他肩上横搭着一只不显眼的小方包，（这是老出差防盗的习惯）。 知青孙澄才略过人 关于孙澄，我曾听过朱克家和几位云南知青朋友介绍过他令人羡慕的教学成就。但很少听到他一路走来，那条艰辛的人生轨迹。我这个人喜欢喝酒，喜欢闲聊，特别是自己不了解的事，最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能与孙澄零距离接触，当然我边喝边聊边问，孙澄也爽快，毫不介意，问啥答啥。 我原以为孙澄才华横溢，也许出身于书香人家。或者家境不会太差。实际上恰恰相反。1952年11月，他出生在上海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父亲只上过三年学，母亲上过4年学，家里根本没有任何藏书。但他从小对知识的渴求，充满了对知识分子崇敬和仰慕，因为他们知道许许多多天文地理的奥秘。他立志将来自己也要成为一名知识分子，要掌握许多天文地理的知识。 1959年，他上了小学，他是全班最喜欢提问和回答问题的学生，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可到了三年级，也许正值男孩长身体的阶段，家里太穷，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常常饥肠辘辘，无心上课，结果，学习成绩急剧下滑。最终，到了1963年的冬天，那个特别寒冷的冬季，雨雪交夹，孙澄因为没有一件过冬的棉衣出门，被迫辍学。 从那天起，他在门缝里看着上学的同学，从家门口路过，总是悄悄地流泪……。 那些挨饿受冻的日子，在孙澄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地记忆。一直等到第二年，家境稍有好转，父母让他又回到学校，留了一级，重读四年级。 1966年夏，文革开始，学校停课，孙澄才小学毕业，中学门已打烊。他只能在家呆着，看到有文化的知识分子都受到批斗，在“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 的谬论下，孙澄对文化人的敬仰羡慕，依然坚如磐石。他坚信，读书一定会有用！ 那时，学校停课了, 家里没书看。书店的书架摆满了“红宝书”。家里又无钱买书，孙澄千方百计，想尽办法去借书阅读，自那开始，他宅在家里，如饥似渴地通读了《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日》、《苦菜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几十部历史名著及各种小说。 1968年4月，孙澄进入位于上海漕河泾地区的一家普通中学——上海市南郊中学。那时在文革之中，语文课主读《毛主席语录》，有时读点《毛主席诗词》，数学课教《农村会计》。英文学了一句“毛主席万岁”，还教了一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的英文歌，一直唱到毕业。 1969年秋季，孙澄他们这些进中学仅一年多的69届“初中毕业生”接到通知，全部分配到外地就业，第一批去黑龙江省呼玛县的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批去云南省勐腊县的水利建设兵团。 1969年12月20日，孙澄登上从上海开往昆明的列车。途中来自南郊中学、梅陇地区的“知青”30多人组成一个排，孙澄被指定为排长，协助带队的领导处理日常事务。到勐腊后，这个排被编入水利一团二营五连。 在那艰苦环境里，孙澄还每天坚持利用休息时间，在煤油灯下读书写字，他坚信：总有一天知识能派上用场! 当时正值“左”倾意识泛滥之际，传统文化被视为“封建主义的毒草”。孙澄却不肯追随潮流，依然对古文，对唐诗、宋词爱不释手。因此，一再受到连长的批评，最后被免去排长职务。此后，反而使孙澄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知识的海洋中翱翔。  孙澄（左）来到当年亲手参与建造的水库边留影 2016年夏天，一个偶然机会，连队知青找到了那位当年的“暴君”（连长）。有人商议请这位老连长到上海相聚，但也有人对他当年的许多做法不肯原谅，不愿见到这位“施暴者”。但孙澄却没丝毫报复之心，反之，改签了出国的机票，从头到尾参加了接待老连长的活动。他认为老连长当年的做法，是时代的局限，不可完全归咎于他个人。 老连长转业后住在四川省古蔺县，从未到过四川、重庆以外的任何地方，更没有想过可以到大上海观光。2016年11月，他与夫人终于成行，当年的上海知青带他们游遍了上海的主要景点。上海的繁华，上海人的热情、上海知青的大度与豪爽，在他心里将永远难以忘怀。  孙澄（中）与老连长夫妇（左三、二）在上海合影 1973年7月，水利工程结束，水利兵团解散，孙澄所在的连队被编入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十四营一连（后改称勐腊农场七分场一队）。原来的连领导走了，新领导认可孙澄的为人和能力，又让孙澄担任了班长、排长。孙澄又一次拿出干劲，苦干实干。 1975年春，七分场副场长张绍光来一队蹲点，他身先士卒，弯腰蹲在土坯砌成的墙头上，飞快地把墙头越砌越高，孙澄则在墙边迅速地把十来公斤一块的土坯举过头顶，递给他，孙澄的踏实能干，至今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 不久，上级指派张绍光到一片离勐腊县城20多公里的原始森林组建新分场。张绍光点名要孙澄加入第一批建设新分场的队伍。到新分场后，他成为张绍光的“左臂右膀”，凡是最难办的，最艰苦的工作，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他一心想报答张绍光的“知遇之恩”，对新分场的建设尽心尽力。 有一次，孙澄到勐腊场部领了一批蚂蟥钉，然后挑到路边想搭顺风车回十分场，可直到天黑也没有搭上。本可以到农场招待所住一晚，可是为了不耽误第二天分场用上这批材料，孙澄毅然挑起这个五六十斤重的担子，走向崎岖的盘山路。回到分场，已是深夜。 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孙澄还是不忘看书写字。分场领导张绍光，虽然本人没有文化，可不认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说法，对有点文化的人关爱有加，随着分场渐渐扩大，人手越来越多，为了让孙澄有更多时间学习知识，他把孙澄负责的大部分工作分给了其他人，后又让他担任了与“文化人”最为“对口”的宣传干事，并把他发展为党员，进入作为分场党委雏型的“党的核心小组”。 1976年推荐上大学，十分场只有一个名额，按条件孙澄应该是第一人选，可他看出张绍光口头上支持，心里却舍不得，又看到另有一名知青求学心切，孙澄便主动提出了放弃。后又坚持在农场干了一年多。 1977年12月高考恢复，孙澄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加了考试。全分场10多人参加考试，结果，只有孙澄一人考上本科，就读昆明师范学院史地系。当年的入学率只有5%，可见难度之大。 大学时代，他如久旱的秧苗，盼来了甘露，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公安厅工作，1年后，他又“意犹未尽” 地又报考了硕士研究生，3年后获得硕士学位。 1986年以后，在云南师范大学任教，讲授“东南亚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书法”等课程。 在离开十分场整整20年后，他回到“第二故乡”勐腊，找到了他当年的恩人、领导张绍光。老领导泪流满面，他紧紧抱住孙澄说：“你走后，我感到被砍掉了一条胳膊，后来徐晓阳（来自上海宝山的知青，其伯父是徐悲鸿）也走了，我感到另一条胳膊也被砍了，那时，你们俩个上海知青真是我难得的左右手啊……。” 后来，张绍光的孙子张波，考上了孙澄创办的云南经济管理学院，就读建工专业，毕业后找到了一份很理想的工作。 2014年12月，为纪念上山下乡45周年，二营五连40多位知青参与了一次“回家看看”的故地重游。孙澄是这次活动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并承担了活动的大部分费用。知青们回到最早的老连队，看到当年挖出的水渠、修筑的水坝。大家终于实现了几十年来的梦想。由于劳累，那天晚上，孙澄突然病倒了。大家都劝孙澄坐飞机返回昆明，但被一口拒绝。他坚持一面吃药、打针，一面继续组织大家游览了望天树、植物园、曼听公园、元阳梯田、建水古城、朱家花园、抚仙湖等景点，最后与大家一起返回昆明，知青们感叹地说：“是孙澄帮我们实现了梦想！” 在当知青的那八年，饥饿就象是孙澄的影子，总是挥之不去。那时，每个战士每月虽然有40斤大米，但在副食品严重不足，常常吃光饭时他的饭量很大，一天一斤三两米刚刚够他饱饱的吃一顿。孙澄读大学后，一次几位同学见他一顿早餐竟吃了四个二两的馒头，十分惊呀，当时他1.76米的个子，体重不足65公斤。 在水利兵团，有的女知青胃口小，可以给男知青一些帮助，可连队规定“三不准”（不准抽烟，不准喝酒，不准谈恋爱），为了避嫌，男女知青间的接触不多。到农场后，有时允许私人种菜养猪（杀猪时一半交公），有时又有指示下达，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知青们的生活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当孙澄讲起另一位知青饭量更大，常抱怨自己不常生病而被饥饿折磨时，眼睛里充满了泪花。 孙澄在勐腊农场当知青8年多的时间里，挖地、砍树、锯板、烧窑，什么事都干过。在回忆起那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知青生涯时，他总说，这种艰苦经历留给自己的农场情、知青情，是永远永远不会忘的。 实现理想创办学校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孙澄开始投身民办教育。1993年初，许多人或另有高就，或知难而退，孙澄则坚持下来，出任云南教育科技培训学校校长。1995年，经云南省教育厅批准，成立云南省经济管理学校，担任校长。该校属中专层次，可以独立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中专文凭。从此，办学规模不断地扩大，办学质量不断提高。 孙澄办学之初，传媒还不发达，资金捉襟见肘，他曾带人起早摸黑，骑着自行车，提着浆糊桶，跑遍了昆明的大街小巷张帖广告。他曾为了解决师生的用水问题，亲自推着装满水管的马车奔波在大坡路上。他还亲自帮助学生搭建高低床。他始终关心师生的生活，经常与食堂协调，要让学生吃饱吃好。孙澄说：目标一定，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这飞跃的时代，教育工作也不例外，他决心用最好的教育质量，来回击那些蔑视“民营学校”的观点。 1997年，学校租地自建占地达68亩的新校园，一期工程已于1999年9月竣工，建筑面积，2万多平米。成为云南省投资较大、设施较好的民办学校。后来学校又把地买下并不断扩大，到2003年土地已达200多亩。他的奋斗目标是：使云南省经济管理学校在全省数百个社会力量办学单位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他创办的最具规模的云南经济管理学院是云南省民办院校的旗帜，创建了数个第一！该院是第一个聘任专家学者管理学校，名师教授走进教室的民办院校；第一个聘请外藉教师，担任外语学科最多的民办院校；第一个兴建图书馆、计算机实验室的民办院校；第一个修建400半跑道的标准田径场，也是第一个修建室内体育馆的民办学校；第一个学生人数超过10000人的民办学校。 平时孙澄对植物与花卉颇感兴趣，还深有研究，他精通程度令人咋舌。他在学院里象个绿化工，一有空就去校园里栽树种花，学院里整个校园的绿花，全是他自己规划设计的。他为学院创建绿花美化最美花园式民办校区，出了大力；他还亲自到后勤，抓社会化后勤，把一个民办院校的学生食堂，办得象模象样，实现了制度化管理，办成了民办院校学生食堂中的先进后勤单位。 2004年，在云南省经济管理学校的基础上，经云南省政府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申办了专科层次的云南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孙澄任董事长、院长。 2014年5月，经教育部批准，云南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升格为本科院校，改名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直至2016年，学校已有两个校区，共占地1300多亩，建筑面积56 万余平方米。教学仪器设备总值6000多万元，图书馆藏书150万册，固定资产总值14.46 亿元。开设本科专业12 个，专科专业59 个。有教职工1250人，专任教师980 人。 教真育爱 厚德载物 孙澄创办的云南经济管理学院的教育宗旨为：厚德，尚行。 “厚德”：即以深厚的德泽育人；语出《周易.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尚行”：“尚”的意思是崇尚，注重；“行”的意思是“实践”，“行为”；“尚行”，即注重实践技能和实际行为的培养；语出北宋.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篇》：“尚行则笃实之风行焉，尚言则诡谲之风行焉”。 20多年来，他白手起家，审时度势，实现了从租地办学到自建校舍，从非学历教育到学历教育，从中等职业教育到高等职业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提出了“坚持诚信，对学生负责、对家长负责、对社会负责”的办学理念，使学校成为云南省规模最大、办学特色鲜明、办学水平较高、综合实力较强、教学质量领先、在国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办高职院校。2010年，他被授予首届“云南省民办院校优秀校长”称号。他奋斗成功的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一大贡献。 俗话说：男人的成功，有女人的一半。在投身民办教育事业之前，孙澄的夫人杨红卫是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孙澄创办学校初期，她就全身心投入，成为孙澄的得力助手。她先后担任班主任、办公室主任、副校长、副董事长。2004年11月出任董事长，为孙澄分担了筹集资金、对外联络、征地等方面的大量工作。孙澄继续担任校长，把精力集中在教学、基建、绿化等方面。 2012年，孙澄年满花甲，在他投身民办教育整整20年后，他毅然决定聘请他人担任校长，给自己留下一些时间去“周游列国”，去读书、写字。  现任云南经济管理学院的董事长杨红卫女士 学养深厚以师为表 孙澄兴趣广泛，知识面广，学养深厚。但谦虚诚朴，从不张扬，人品极好，对世界史、东南亚史、中国历史文化等均有深入研究；在中国古典文学、建筑学、哲学、植物学等方面亦有广泛的涉猎和研究。他喜欢书法，花了近100万元，收藏著名书法家的书法作品。他的行书写的非常好，他还兼职学院的书法老师。 欣赏孙澄的书法，那是一种极美妙的享受。他的每幅书法的字面大小、纵横、向背、偏正、疏密、粗细、浓淡、方圆都点到为止，恰到好处，各字间相对映而呈稳定。每字提笔一气呵成，首尾呼应，字间连贯，如水流疏畅，更如赋于了生命，源远流长。 他的书法，手法精巧，章法布白，更具匠心。整个字面，浅字粗细，中间飞白频现，带有强烈的流动感，变化起伏于锋杪，抑扬顿挫，提按起伏，满纸云烟，虽寂然无声，却闻音乐的旋律。 也许是他在版纳8年知青生活的沉淀，对那块土地的亲近感的深刻记忆，在他的书法字里行间，我仿佛看到了亭亭玉立的槟榔树，婀娜多姿的椰子树，还有那成群结队的傣族男女，他们那载歌载舞的欢呼雀跃的景象！使人如临其境，如闻优美的歌声夹带着阵阵象脚鼓的震撼。使人陶冶性情。可以说是书法用墨中的难得佳作。 现任云南经济管理学院董事长的杨红卫荣获“全国第二届黄炎培职业教育杰出校长奖”后，她感慨地说：在管理中强调得最多的是对学生、对学校的“爱”。“正是因为我和先生都热爱教育，对教育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以爱育人’是我们办学的宗旨，‘用平凡的爱来成就伟大的教育事业’是学院发展的灵魂。” 要尽最大的努力创造有利于学生成才，有利于教师成长的教育环境，就必须有“教真育爱”、“以人为本”之心，这种爱心不是溺爱，而是德爱育人，也就是其办学校训“厚德尚行”之爱。孙夫人还告诉我们：她的先生是一位典型的儒雅“学者”，先生“内向收敛”，醉心于钻研学术及教学工作，同时也为学校的硬件环境建设做了很多前瞻性的规划；而她却“外向张扬”，擅长协调、交际及管理，两人互为补充，共同拉着学校向前飞奔。 秋雨随风奏 摇落岁时秋 杯斟陈香酒 相视惜分手 9月29日晚，我从美国旅游回来，孙澄从加拿大回国，我们又重逢上海榕港大酒楼国宾厅。这是我们第二次握手。他巨大的手力，紧握着我，使劲地摇摆，但没几句话：今天我迟到了，该我买单了……。 知青的友情，是一杯愈陈愈香的酒，酒中溶入的就是你和我，一种亲和力将我们结合在一起。孙澄还是像棵树，他是一棵知青友谊树，它的成长还需要阳光、热情与真挚，也同样需要土壤、朴实和坦诚。 我珍惜人生中每一次相识，朋友间每一个知心的默契；即便是离别，也把它看成是为了重逢时加倍的欢乐。 孙澄又要回到昆明，继续倾尽桃李。他无比珍惜自己走过的路，这是自己最贵重的财富。孙澄还告诉我：只有记住这些路，才能走好以后的路。 我朦模糊胧，潦潦草草。写完这些文字，也许可给孙澄的人生之路，留下一些深刻的记忆符号。  诸炳兴（本文作者左）孙澄（文中主人公右）合影 （摄于2017年4月19日）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