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应该是先失去了知觉，然后才“扑通”一声倒地。 “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鲜血浇灌出花开的国度，生死相依只为了那一句承诺，报答你是我唯一的倾诉。树高千尺根深在沃土，你是大地给我万般呵护，生生不息只为了那一份托付，无惧风雨迎来新日出。你是我的一切我的全部，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万水千山最美中国道路。”这是倒地人左手握着的手机还在循环播放着的《不忘初心》歌曲。这歌曲的分贝足有六十到七十之高，也就是这高分贝的歌唱，才让倒地的人从突然听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万水千山最美中国道路”的高亢声中苏醒过来。 其实，那倒地的人就是我。我后来回忆：前天自己一边听音乐一边走向卫生间。到门口站住，还举起握着手机的左手把在高过头顶的门框上，可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倒地后没有了意识，至于有没有心跳和呼吸？我不得而知。但按照过去学医残留下来的基本理论讲：昏厥，只是意识的一过性丧失，如果没有伴随严重的脑外伤等情况，一般都不影响心跳和呼吸。而对于昏厥的时长，我醒来后估计：从倒地后到被高亢的《不忘初心》唤醒，大概中间过了好几十秒钟。 醒后的我首先发现自己以左前侧身体为触面贴地，左手长伸，臂膀内侧担在淋浴室圆弧玻璃门的门槛上，左腿伸直，右腿弯曲，整个人都躺在了卫生间的地上，就像左侧卧的睡觉姿势。 而已经此时了，我那伸过头的左手握住的手机，却还在固执地高唱着《不忘初心》，于是我心一热想对手机说：感谢你唤醒了我！同时，我猛然生出特别想抚摸手机的冲动，便用右手撑地减轻左臂承重身体的压力，慢慢抽回左手放在眼前将心爱的手机上下前后一看，糟糕！手机背面已经粉粹的像一张乱七八糟的鬼脸，看样子要不是有外壳罩着，怕早已是一地碎片了。见此状况，我知道自己摔得不轻，我急忙暗问自己：怎么会昏倒呢？ 是啊，怎么会昏倒呢？我只得费力地追溯倒地之前的一大串场景，以便从中找到答案。哦，在昏倒前我的一连串活动是：下午开党支部大会——心动过速——熬到散会——走路回家的同时一路都没有打到的士——心颤和胸痛断断续续——回家吃完晚饭——站起来准备去卫生间——边走边点开手机音乐欣赏《不忘初心》——走到卫生间门口——昏倒发生了。 我再想：其实再往前推，心动过速在开支部大会的头天、也就是参加市老科协组织的“第五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中，在驾车路上就有断断续续的发作。 随即，我的左侧胸肋剧痛，连呼吸都牵扯着剧痛。我回头寻找救兵，结果保姆阿姨在饭厅背后的厨房做事，听不见我微弱的喊声；先生吃完饭就去阳台上摆弄他的花儿、草儿、鱼儿，我微弱的喊声他更听不到；女儿上报社的编辑班，晚饭前出门要午夜左右才下班；女婿在市级机关工作，常常加班和出差，今天连吃完饭都没有回家；只有一岁半多的外孙儿，站在斜对卫生间门的客厅的茶几背后，吓得瞪着两只黑黝黝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五岁多的外孙女儿从内屋蹦蹦跳跳奔出来，立在卫生间门口惊慌失措。 我看到外孙女儿，终于看到了可以传递急救声音的通道，于是急忙向她挥手示意的同时小声对他说：快去叫你外公来扶我。 外孙女儿立刻向客厅外的阳台跑去，并一边跑一边喊：“外公！婆婆摔倒了！”。 我的手机还在高唱《不忘初心》，我也因为感动而不忍关掉这歌唱。同时，在这一刻我也非常庆幸自己几十年来一直信奉着自己的名言：“人，只要你健康不败，精神不死，理想不灭，奋斗不息，就没有人能够遮挡住的光环！” 几十年，也就是信奉这名言才使自己一直精神比较强大，所以刚才自己才没有一头睡过人世间跑到天堂那边去！ 二、 那天我躺在床上，心跳简直是在颤动，而且头、乏力。我急忙取出床头的血压计测量，结果是：心率175次/分、血压138/78mmHg。这时，我才极其认真地考虑起一个严肃的问题来：正确认识健康状况。 我仰面背靠床头半躺，微闭双眼，思维迅速撕开了自己常常认为“疾病不把我放倒，我就绝不承认自己是病号”的习惯性认识标签，去理性正视那些一直潜在于自己体内，虽然没有达到把自己放倒的程度，却一直在不懈地朝着把自己放倒方向努力发展的健康问题。此时，我的内心对我发出了总结教训似的告诫说：哎，还是要防微杜渐防患未然！ 是啊，我要是早做到“防微杜渐防患未然”，我就不会有刚才去鬼门关门口走一遭的危险了！人的生命是脆弱的，一旦走进鬼门关就再也拉不回来了！所以，我的好好捋一下自己是怎样忽略“防微杜渐防患未然”的，是怎样让心脏健康问题发展到如此危险地步的，我的思想进入了追溯和反省—— 记得我最早发生心脏问题是上世纪中下页，是在1975年到1976年的农村劳动中。那时，我一旦遇上超剧烈的体力劳动，就会出现心跳非常快和胸骨背后剧痛。而这种情况，尤其在每年秋季包谷丰收时节多发。 那时生产队是集体经济，农业学大寨的披星戴月拼命干是集体劳动的标准。秋季包谷棒子熟透了，生产组长便带领几十或上百人，每人背着个偌大的背筐，站在大山脚下或大地边成起跑线状态，全力以赴等待组长一声“开始了”的号令，人们便像冲出起跑线的运动员一个箭步射出去，然后像脱缰的野马朝着包谷棒子奔去。 人们背着大背筐，两条腿在快速奔跑或爬山的同时，双手在左右开弓着噼里啪啦地掰包谷棒子反手扔进背上的背筐里。人群横冲直闯和上蹿下跳，背筐越来越满和越来越沉，使得原来灵活左右扭动的上身也越来越困难。于是，无论在大地块还是在陡峭的山上，人们都是掰满一背筐倒在地上，又一路朝前掰和继续一路倒在地上。最后，再返程一路向后搜集地上的包谷棒子堆，装进背筐里和堆积在背筐上。 即，背筐开始是压紧装到平齐背筐口，中心用一根竹竿或小树干插到背筐底部作稳固用，再将包谷棒子倒插子弹一样，以竹竿或树干为中心围绕着一层一层往上插成塔型，使得背筐和塔型包谷棒子足有背背筐者一样高或更高时，才就地扯些野葛藤当袢绳，将藤子头部牢牢拴在背筐上沿，长长的藤体就盘山道似的往包谷棒子塔上缠绕，最后藤尾拴死在包谷棒子塔中心的竹竿或树干尖上。这样还不够，人们还要将包谷棒子们的几片壳子反拉起来，再用野葛藤一搭一搭地扎起来，又一搭一搭地往包谷棒子塔顶上堆，然后又用野葛藤将背筐、包谷棒子塔和上面的包谷搭子堆一起加固捆绑起来，让这样一背包谷棒子达到二百四、五十斤，有的全劳动力可以垒成近三百斤重，背去公房上交后才能挣上几大个工分。 而从平地，在各人都忙着快速挣工分致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背起来这样一背筐包谷棒子的方法是有技术和技巧讲究的。否则，就会让包谷棒子背筐及其上面的塔和搭子堆都一股脑儿地从背背筐人的头上翻下来，落得个人仰马翻前功尽弃。而如果这样的结果发生在陡坡狭窄的地台上，还有人和物一起翻滚下山跌落山沟或岩石的危险。我也这样滚落过一次，而且腰椎受损，当时还因为没有钱医治而让其自生自灭，最后落下腰痛的后遗症，至今常常发作。 而正确的技术和技巧则是：人要先伸出双腿平坐地上，挺直背部，双手后伸，两肩胛骨像做扩胸运动的后展一样尽量靠拢，然后双上肢反向背后伸进两根背系里面。接下来是收回双手紧抱在胸前、甚至交叉抱住双臂，上身尽力前弓让背力把包谷棒子背筐背起来离开地面，然后再猛力收腹加大拱背力度，再收起双脚使屁股和脚板在地上的同一平面连成着力点，再让上身努力前倾背起背筐，然后乘势单腿跪地和另一只脚迈出，前后两脚努力蹬地成八字形站稳，最后慢慢收拢双脚站起来试着抖一抖背上的背筐，看有没有断背系或上面垮塌等情况发生。如果没有，才算安全地背起来了背筐，才可以起步行走或小跑几公里后，到公房过称换公分。 由于一年一度只有此季节干这种活儿，才有尽可能在一个劳动日多挣工分的机会，所以常常使得人们的整个掰包谷棒子动作流程，都像在冲锋打仗一样。 我也就常常在这种冲锋打仗中出现心跳如颤，胸痛难忍。但那时：一是没有生理常识和疾病概念；二是没有条件允许自己多想和可以歇下来。每次发作了，只有就地站立停止剧烈运动、或蹲下来休息、或严重时坐在地上休息。可无论哪一种体态，都要坚持大口大口地深呼吸才能使症状得到慢慢缓减，然后又跳起来冲进掰包谷棒子大军，去拼命凑足那足有两百四五十斤重、要从平地背起来、再下山或平缓走几公里地才交到公房过称，最后换得4个公分的一背筐包谷棒子。 那时生产队干活，只有劳动力和农活技都能仅次于男性的女性，才能评到最高日公分的8分，而我这样的劳动力虽然比起评8分的人差距不很大，但因为我是成分不好人家的插队子女，排外和歧视加重了我只能评低分的权重，所以只能评6分。因此，一有掰包谷棒子这样干计件多挣工分的活儿，我就是拼起老命也要一天跑两三趟，挣它个十多分。 再说那年头，作为一个随父亲母亲政治问题而下放去农村插队落户的人；作为一个初中毕业又红又专，都因成分问题被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拒之升高中门外的落榜之人；作为一个姐姐因逃避纠缠而远嫁，哥哥因初念被世俗逼迫成现实版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而出走去同落魄知青们流浪，我要同父亲一起撑起有九个人吃饭问题的挣工分养家之一片天的人；作为一个“大砍资本主义尾巴”中，缝纫及什么副业都不能做的困惑者；作为一个最后连媒人介绍，都因为成分不好而嫁不出去的人。我还有什么资本、理由和条件来谈关注健康问题？心中只有帮助父亲担起家庭责任和努力活着的信念。 那个年代，成分不好的人要低人几等，常常被人们鄙视、歧视和践踏。我认识的一个清秀漂亮的小阿姨，她爸爸干过国民党的事，后来被作为“四类分子”管制；她漂亮、帅气和形象高大的哥哥，在很早就考上华西医科大学去了；到她成年时，就只有下乡插队落户一条路可走了，而当她的年龄到了不得不嫁时，就只得嫁给一个粗手大脚和性格暴躁的村民。婚后她的日子就只有与对方的拳脚相加和自己的泪水相伴了。听说，她婚后一年多就自己喝农药死了。 三、 后来，我好不容易在第二次参加全国统考的1978年秋季才得到“体检通知”。好不容易在夜半三更出门，一路小跑翻山越岭又趟水过河，黎明时分才赶到小镇上。好不容易求到一位好心人，帮助找到一辆拉煤炭后返空回县城的货车，司机同意我顺便搭车去县城。 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坐车，之前常常挑着或背着几十斤重的红苕或瓜果蔬菜走路去几十里外的集镇赶场，以便卖后换点煤油、盐巴等全家生活必须品回家。走啊、走啊，脚肿了、腰痛得像要断了、脚底起泡了、肩头红肿了，好不容易看到公社唯一的一辆拖拉机老远就冒着一大股冲天高的黑烟，“轰隆隆、轰隆隆、......”的开来，我就在心底祈祷：要是司机能够带我一段路就好了。可每次我都是喜切而盼和失望而归，人家拖拉机司机就像国王坐彩车出游一样，昂首挺胸，坐姿高傲到前胸凸起和屁股后翘的老高，到了我跟前用鄙夷的眼光朝我仰起的脸上和祈求的双眼，甩了个鄙视的眼光后，就一扭头继续“轰隆隆、轰隆隆、......”扬长而去。 所以我坐在煤炭车厢里严重晕车，最后只得躺下。好心的司机还把我直接送到县医院门口，停车冲我喊：“小张，县医院到了，下车了。”我却没有反应，最后他不得不熄了火，提起刹车，跳下驾驶室跑到货箱后面放下后挡板拍着车板叫我，我才如梦醒来。当他扶我下车后，我都头重脚轻的站不稳了，只得沿途扶着路边的树子、栏杆或墙壁往体检处走。一路上也遭来人们异样的眼光、窃窃私语和近处人的躲闪。我还听到路边躲闪的人、注目的人等捂住嘴巴对同行人说：“这人是不是煤厂出事故送来的哦”。 确实，近四十公路程下来，我的旧布鞋、蓝布衣裤、手足、脸上、头发上，全是煤炭渣子。到门诊后，即使好心的医生叫我在他诊室的洗脸盆里淡淡洗了几把，最终还是一张花脸、一头乱七八糟的脏发、一身又脏又破的衣服，叫花子一样排在体检室门口长长的等候喊名字进入体检的队伍后面。 随着体检室里传出来一声“张华芬”，我立即蹦起来，精神抖擞地走进去。前面的几关都顺利过了，到了内科听心脏一关（那时没有心电图），医生反复听诊又反复停顿，最后她问我：“你有没有发过心脏病？” 我本能地立马说：没有。 她又问：“你有没有发生过心跳得很快？” 这时我心里一急，并意识到：糟糕，她要是说我是心脏病，我不就体检不合格了。那我要凭借考出去读书和工作的愿望，也是跳出农村、跳出成分不好、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不就毁灭了吗？于是我坚定地说：我真的没有心脏病，我在农村还背两百四五十斤重的包谷棒子、还挑一百多斤重的粪担子、还…… 医生看我着急得脸红筋涨，说话像打机关枪一样，便说：“好了，知道了，你去下一科体检吧。” 可我还是担心自己说谎被医生看出，更担心医生会坚信她的听诊结果，给我填写“不合格”。所以我默默地站在医生写字台旁边不走，伸长脖子要看着医生在“内科体检结果栏”落笔。 医生看出我的担心，更不忍我那双渴望过关和祈求放我过关的大眼睛。她几次侧头看我，几次欲要落笔又提起。然后，她左手托腮思忖了一会儿，又再次盯着我看了一阵子，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哎——”。 这让我更紧张了，我着急地问：医生，我不合格吗？ 医生没有回答。 我愈加着急起来，情不自禁地念叨说：我去年考试后，他们说我的政审不过关。今年，老师说政审放宽了，叫我好好考。你看，都通知我体检了，可不能不过关呀！ 医生一甩头，做了个下决心的动作，在我的《体检表》“内科”栏目上，一笔一划地写了“正常”二字。然后，她侧头不语看着我，意思是：你放心了吧。  后来是在1985年秋的大月份怀孕期，严重的怀孕反应使我一天呕吐几次到十几次，还要上周夜班，所以心动过速频繁发作。也是在这时，我才知道自己有先天性的“预激综合征”。但怕别人说娇气，更怕影响工作，所以就忍着和扛着。 近年随着年龄增大和气血虚弱，每每紧张活动或疲劳之后就有“预激综合征”发作。记得去年驾车去川藏咽喉、茶马古道重镇和藏汉交汇中心的康定市及其周边旅游，尤其开车上到海拔近4300米高的折多山时，有一阵心动过速发作，但稍作休息和深呼吸后，也就缓减过去了。 今年情况就不同以往了。今年的清明节前就有心动过速，但是心里有事，一件一件的排着等着，也就一件一件的扛着推动进着。比如：回老家完成“清明节”的扫祭活动；完成撰写《关于开展全市“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情况调研项目设计书》及《申请立项》、还有跑报送等；完成自己都不好意思再推辞的“仙女群聚会活动”，以及后期的影音制作；完成组织“宜宾大坝人聚会活动”，以及后期影音制作；挤时间参加市老科协组织的“第五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活动，以及做自己喜欢的后期影音制作；完成计划已久的“鑫空间党支部大会”，两名“建党积极分子“成为”预备党员“；完成”鑫空间党支部党课主题日”活动、开展“鑫空间党支部上课学党史”等。 我也就是5月28日下午完成了党支部的一系列活动后，走在回家的路上发病的。当时心动过速到颤动，又一路打不到车。家里车被外出，只有打电话叫先生到小区外的路上接我。回家稍事休息后吃晚饭，饭后上卫生间就突然昏倒了。 原本想第二天去医院就医，结果儿童节接踵而至，两个小孙子很希望去兴文县老家同大家玩，所以我又熬着坚持陪同。从兴文县回来已是5月30日下午，我决定次日一定要去看医生。 也因为以上一连串的活动，直接把我送到了鬼门关的大门口，所以我在做抖音的时候，就以上述活动的精选照片开头，然后才是住院的几个重要环节的照片。 四、我是六月一日儿童节那天去医院看病的，并向医生说明自己要住院。因为在医院工作的妹妹很早听说我的心脏问题，几个月前就通过关系给我找到了市一医院心内科做“预激综合征消融术”的专家。我也在劳动节前就电话邀约专家让我去看病，结果专家说排队的人太多，要我节后的第二、三周去。没想挤、一拖、一熬，就到了儿童节才去就医，而且是非去不可的了。 入院照例是一系列的检查，为手术前做准备。 还好，心内科的床位不算紧张，过道上没有加床，当然也没有单人间，我就选择住进每天多几十块钱的新病区去，三人一间的病室还算舒适。 我六月二号早上去三楼心内科入住，没有看到要找的科主任姜专家。电话问后，他说安排徐专家做我的管床医生，到做手术时，他和徐专家为我做。为此我也就放心了，平时只得盯住徐专家不放，什么事情都问他。 徐专家告诉我说：“三号下午给你做手术。之前，你按照护士的安排做好一切术前准备就好。”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才从心理上让自己正式进入病号角色。 六月三号下午三点，我被通知去“介入室”门口等候进入。在从入院开始先生就形影不离的陪着我，协助我完成每天必须的吃喝拉撒与清洁，还有训医、接受检查、做术前准备等琐事。家人们无论本地和外地，就牵挂起我的治疗问题。女儿女婿无论再忙，也要挤时间到医院看看。知道信息的亲家和朋友，都电话或微信问候。家族微信群更是问候不断，外地的侄儿、侄媳妇都打电话来说要到医院陪护。啊，浓浓的亲情让人温暖和力量！暖暖的友情让人温馨和感动！ 我是三号下午15点45分进入“介入室”的，我进去的第一眼就看到科主任姜专家和管床医生徐专家。 姜专家向我打招呼哦说：“没关系，你这个手术很小，放轻松一点，一般情况两个多小时就完成。”然后，姜专家走到电脑桌前落座，负责盯住显示屏上关于我的心脏手术全过程的动态显示监视、综合观察、解决问题指令等总指挥工作。 徐专家负责把我安置上手术台，做手术操作、看手术台对侧的显示屏变化、与总指挥交流互动、及时调整手术进度和目标点等工作。 还有一位是省会大医院请来的专家，负责几台电脑和机器的总操作，好像包括掌握精度较高的电刺激诱发病（心电波）等。 由于手术是局部麻醉，所以我整个人都是清醒的，加上自己有过医院临床工作史，所以躺在手术台上左侧头看电子显示屏上的动态情况，也成为我乐于全神贯注的事情。而且电子显示屏是三D彩色，我看到从股动脉进去的各种探头、管子、靶标等，都在专家的操纵下于心脏内忙忙碌碌地奔走和做工。 几个专家全力以赴的目标就是要找到我心脏多长出来的一根异常神经，即形成“预激综合征”的那根神经。起初，几位专家没有估计到我的“预激综合征”有特别的难处，他们常规地操作，直到两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没有找到那根神经。而每次他们人为的用电刺激波去激惹那根异常神经兴奋，以便追踪异常心电波后去捉住那根神经，结果都失败了。而每次的人为电刺激，都给我带来心颤、胸闷和胸痛，也由此加重了我的紧张和不安。 手术室里情况紧张，手术室外守候的先生、女儿和远方在家族微信群里守候的亲人们更紧张。 因为手术室内专家们的紧张是他们自己看得见、摸得到和可控制的情况，所不同的是那根异常神经的难找度大于正常生长的若干倍。听徐专家说，我理解后翻译是这个意思：“那根异常神经在右心房与右心室之间的房室结背后，而右心房的壁又非常陡峭和光滑，就像一个徒手攀岩的人在连树丫都没有长一根的岩壁上，什么也抓不稳。所以，一切探头、导管等进去到了右心房壁，都没有一点挂靠和支撑。最后，我只得再放导管把辅助支杆用上，才有可能慢慢稳固那根异常神经。” 而手术室外的所有亲人们的焦虑，则是他们什么也看不见，只是凭借“一般情况两个多小时就做好了，除非遇到异常情况才会延长手术时间。”的传说经验，自然就把手术室里面的我的情况，对号入座到“遇到异常情况”上去了。而且他们除了担心着急“异常情况”，还更暗自担心最不愿看到的结局——意外死亡。所以他们各尽其能事，有的凭借卫生系统同行关系，频繁地把电话打到姜专家和徐专家处，我都听专家们常常叫巡回护士帮接电话后放在自己耳朵边上，一边继续操作一边回答说：“正在进行”、“异常神经长得有点古怪”、“还在找”、“放心，不会有大问题”......；有的信佛之人就静坐佛堂，为我一直念“阿弥陀佛”；有的就在微信群不断发问守候在手术室门口者；连老家重病中八十多岁的后妈妈也着急火燎起来，赶快动用她惯性的做法，把电话打到几十里外的农村，去求仙姑帮我看水碗收鬼。我后来听到这些情况，心都感动得快融化了！ 我在手术室四个多小时，最让我感动的是姜专家和徐专家。 姜专家身为主任，年岁应该超过五十余，操心科室正常工作次序管理、技术引领和把关、医疗安全防范等，还要上手术台亲自做手术，而且常常是超时长的工作，这对于他来说是在透支健康。因此，他在我的手术后一段时间就显得特别疲劳。我听到他哈欠不断，也听到他实在难熬了就叫巡回护士给他“噼噼啪啪”的捶一顿背，然后就听到他的哈欠停止了。之后，起码是又隔半小时以上才有听到他的哈欠和重复请求捶背的声音。这让我听着都心痛，也联想到做办公室的公务员等人，一般情况那有累到如此程度还要坚守岗位的哦！ 徐专家就更让我心痛了。他是在我入院的二号那天早上开始上班的，而且是夜班。正常情况下是二号早上开始上班到三号早上应该下班，二十四小时连值。可他上的是什么班啊？他三号早上没有按时下班不说，查房完了还处置医嘱，还要完成排好的手术台次。而且二号晚上八点过我去问他术前准备事宜时，他正在办公室急急忙忙地看各种检查化验结果和下医嘱，头都不抬地回答我说：“对不起，请不要打扰我。刚才接连来了三个心脏急诊抢救病人，我忙得很。”而我是一个对他说的这种情况有过体味的人，所以听他说后犹如身临其境，自觉转身回病房了。可见他在二号晚上是没有怎么休息的，而三号做完我的手术已经是晚上近八点了，也就是说：他从二号早上八点上班一直到三号晚上八点，全程三十六个小时。 徐专家在做我的手术的过程中，他一开始是乐观和精神饱满的，他一边操作一边还同我摆龙门阵。这就也就是坊间传说的“手术做得好的医生，都是一边做手术一边同病人摆龙门阵。病人没有赶到紧张和痛，手术就做完了。”可是在我的手术超过正常时间快到三个小时的时候，徐专家都有些失去信心说：“哎哟，你这根神经邪门儿了，硬是找不到。好不容易几次找到后，一瞬间又像躲猫猫一样滑走路到无影无踪。说老实话，我还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因此，我都有点失去信心了。” 姜专家忙说：“不着急嘛，再找找看，说不定一会儿又找到了呢。” 我听了就更着急了，说：“万一找不到，我这个手术就不成功了，好失望哦！” 徐专家叹了一口气对我说：“不着急，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接着他又对姜专家说：“也许，它这个情况是异常神经长在新房外的心包膜上。如果是那样的话，就非常麻烦了，意味着一切路径都的从头再来。” 我右侧头去看徐专家，他从面部表情到有气无力的站姿，都表明了极度的疲惫。我心生怜悯地对他说：“你太辛苦了！你是二号早上来上班后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下班休息吧？连续上班三十多小时，真够呛的。” 徐专家勉强地笑笑说：“这种情况对于我们手术医生来讲，是家常便饭的事了。” 我更感慨了，说：“你们这种班，真不是人上的。完全是在整牲口，就是牛马干活儿过度了，也知道累啊！就是机器这样连轴转，也容易出毛病啊！” 徐专家再勉强一笑说：“你说了一句公道话。可有些病人或家属不理解，还找我们说聊斋，问：为什么做这么久时间呢？是不是你们没有准备好？或者是不是你们技术有问题？等等。我们常常是又累又气，还要憋着委屈向他们解释。就这样，有的人还是不相信，还总是找麻烦。” 我说：“这都是一些没有从事过医疗卫生工作的人，缺乏常识，才这样去看问题。应该说：好在这类人是少数。” 我们说话间，徐专家已经麻利地从体表进口处穿入了支撑导管，使之进入心脏去帮助稳定探头，以便尽快找到那根异常神经。此次操作还算顺利，很快达到目的，也找到了那根异常神经，就连消融术也进展顺了。 十九点三十分钟消融手术结束，我听姜专家和徐专家同时说：“好了，整住了”。 我也高兴地附和说：“万事大吉了！”同时，顺便想挪一下身子和略换一下体位呈小小的侧翻状态，因为平直和一丝不动地趟近四个小时，我的腰椎骨实在受不了了。而这一动，吓得徐专家大喊：“哎，不要动，危险！所有管子都还在心脏里面，怕戳穿心脏壁后抢救都来不及了！” 我赶快停止了动，乖乖地躺着。可是我那有外伤后遗症的腰哦，平直地躺在手术台上近四个小时，那个钻心透骨的痛超过了我的手术痛的感受的几十倍。我略带祈求地对徐专家说：那就结束了吧。 徐专家马上严肃而认真地说：“不行！我还要做ATP注入试验。而且每隔大约十分钟做一次，连续做三次。” “做这个试验的目的是什么？非做不可吗？”我有些不耐烦地问。 “ATP就是三磷酸腺苷，注射它去刺激心脏的异位起搏点。如果三次都刺激不起来，就说明手术完全成功了。”徐专家很认真地回答我。 “你们不是从显示屏上看到那根异常神经全部都被消融了吗？时间这么长，你们又都非常疲惫了，就不做试验了嘛。”我把话说得理由充足和语气恳切，希望徐专家听我的建议后放弃试验。 可徐专家反而更加坚定地说：“不行！再累在疲惫，我都要坚持在手术完了后做试验再检验，直到试验证明完全成功我才放心，这是我的手术习惯。”他一边说，撑在手术台右侧边沿上支撑他上身体重的双手已经有些打颤，他回头对护士说：“请给我一个凳子，我现在可以坐下来了。” 我无语了。心痛和感动使我默默地想：多么爱岗敬业的好医生啊！ 于是我想到了“感谢”，我想准备用红包感谢他们。然而冷静一想又觉得不妥。因为从我的经历和经验来看，给医生送红包又两种情况：一是病人或家属发自内心的感激，一是病人或家属迫不得已要那样做。而收红包的医生呢，一是对病人或家属发自内心的感激推脱不了，一是病人或家属不给就不把事情办好。当然，这种情况是在很多年以前，没有像现在这样有严肃的医疗廉洁纪律的情况下，而且几乎是普遍现象。而现在就不同了，现在全国都有非常严肃的医疗廉洁纪律，医务人员也就更加清正廉洁了。所以，我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再去送红包，不是很不妥吗？想到这里，我自己首先打消了念头。 待专家们宣布手术圆满成功和叫家属接病人时，时间一是二十点差一分了。 我回到病房，七十号病床的老阿姨说：“我就知道你碰上了麻烦，因为我三年前做过这个手术，两个小时多一点就结束了。” 待我还没来得及回她的话，她又迫不及待地问：“你这次住院手术，大概花多少钱呢？” “我问过徐专家，他说大概要花三万多接近四万元。”我直接回答第二个问题。 “哎哟，现在才这么少一点钱。我那年花了九万多、将近十万块钱。”老阿姨惊叫道。 我说：现在的医学科技进步快，就像徐专家给我做手术时说：“过去他们做我这种手术，医生要穿上二十多斤重的铅衣，拍照一千多张片子，吃很多射线，站几大个小时。现在轻松快捷多了。”当时我听了还说他们：那活儿就不是人干的，人怎么受得了呢？可人家徐专家还笑眯眯的说：“不是人干的活儿也要干啊！病人需要治病嘛。”所以，现在的技术进步大、耗材精而少，费用也就自然少了很多。 “哎，早晓得嘛，我还现在做呢。”阿姨又是一声叹息。 “早晓得现在做这么便宜，那你该把心脏病留到现在来发啊。”她陪床的儿子取笑她说。 而此时的我，在轻轻抚摸我那剧烈疼痛的强制平躺了四个小时的腰的同时，也触景生情联想到那时外伤后无钱医治留下此终身后遗症的痛苦，更联想到今天要命的心脏病都快速得到高科技的彻底治疗。尤其令我欣慰和感动的是：我作为一个每月拿着几大千退休工资的退休公务员，花费这点医疗费，都听说还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报销。于是，心中对祖国一路站起来、干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就不无感慨了！而且更在心底祝愿祖国：越来越更加强大！ 再见了！我的“预激综合征”！ 第一个“百年中国梦”——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我肯定是一个甩掉了心脏病的老当益壮和生龙活虎的参与庆祝者！第二个“百年中国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周年，我要力争做一个老当益壮和生龙活虎的参与庆祝者！ 二0二一年6六月六日.宜宾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