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以及人均寿命的增长，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癌症高发期，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正被动地裹挟进这场一眼看不到头的战争。 根据2017年全国癌症登记中心的数据，中国2013年新发恶性肿瘤病例约为368.2万例，死亡病例约为222.9万例。其中，肺癌、胃癌、肝癌、结肠直肠癌等，在新发癌症病例和死亡病例里，是主要类型的癌症。 此时，有的人借助“大病众筹”平台向社会求助，有的人则选择远赴海外，寻找新的出路……在重疾面前，每个人做出的不同选择，不仅仅呈现着一种个人的命运，同时还折射出一种深刻的社会属性。 1、2015年秋天的一个深夜，还在写字楼加班的阿宽被拉进了一个神秘的微信群。 伴随着手机一阵连续的震动，他不耐烦地点了进去，原来是多年没有联系的初中班长将他拉进了群。 “求帮忙求扩散！坚强的妈妈，你要挺住！” 这是班长在群里发出的第一条消息，并附上了一条筹款平台的链接。 阿宽点击筹款页面去查看详情，看着求助人晓斌的遭遇和上传的照片，这才完整地记起这个早已多年未联系的初中同学。 如果不是页面中详细的求助信息，阿宽还不知道，原来初中毕业没多久，晓斌的爸爸就因意外去世，整个家全靠妈妈苦苦支撑。如今，晓斌的母亲被查出恶性肿瘤，已转去省医院接受手术，后续还将接受放化疗。 在这个页面上，从病况的文字描述、医院检查报告单的照片，到患者身份证照片、发起人承诺书，“一应俱全”。 那是阿宽第一次接触“大病众筹”，也是头一回在众筹平台捐款。 眼见朋友向熟人和公众哀求帮助，谁没有一点恻隐之心？ 就在群里的初中同学纷纷解囊相助时，此时的晓斌正守在母亲的病床前，准备靠手机打发今晚的漫漫守床夜。 晓斌不时翻看上传到筹款平台上自己的收入证明、母子俩的身份证、住院证明以及母亲躺在病床上的照片，而手机屏幕上则频频跳动着一条条捐赠和祝福的信息。 500、200、100、50、20、10……每一笔钱的捐出，他都会回复道：谢谢您的善举！ 看到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在平台上捐钱、留言、鼓励，晓斌很感动，但这些天的经历早已让他陷入麻木的绝望。 2、大多数人的朋友圈和阿宽一样，在2015年之后，各种“众筹治病”的信息越来越多，求助者中既有朋友的直系亲属，也有其旁系亲属或好友，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有过隔三差五捐点钱的经历。 打开诸如轻松筹、爱心筹、水滴爱心筹这样的大病众筹平台，几乎每个求助者都有相似的不幸。 《救救我吧，我要与白血病魔斗争到底》 《女儿我的天使快点好起来》 《妈妈走了，爸爸是依靠，请救救我的爸爸！！》 …… 类似的标题令人目不暇接，让人倍感同情之余，也惊觉原来身边有那么多家庭正在经历苦难。 大病众筹的方式虽然是“聚沙成塔”，但却实实在在地帮助了许多人筹钱解决问题，然而，当“众筹治病”的方式逐渐变得司空见惯，人们也开始意识到，在山呼海啸般的巨大需求面前，个人的力量愈发虚弱。 仅仅在轻松筹一家“大病求助”平台，每天就有3万多个大病患者或其亲属在上面发起求助，用令人心碎的标题来吸引捐款。 在中国，由于经济水平发展不一、大病报销比例低、异地支付难等现实问题，全民大病医保尚未全面铺开，对于那些身处偏远乡镇或是没有购买医疗保险的居民来说，“大病众筹”有时可能成为唯一的救命稻草。 根据艾瑞咨询日前发布的国内首份《健康保障行业研究报告》，中国目前潜在癌症发病风险人群超过277万人，癌症的平均诊疗费用在30万-50万不等。 即便是在拥有基本医保的条件下，大部分民众，尤其是绝大多数低收入人群，都难以负担得起一场大病所带来的诊疗开销费用。 轻松筹的创始人兼CEO杨胤说，她的团队每天都要面对成百上千个类似的被大病重击的生命。 3、缺乏医疗健康保障的中国人，过的是战战兢兢的日子，一场大病就能让一个家庭轰然倒下，哪怕是看上去体面的中产阶级，也可能会在一场大病中，现出原形。 2018年年初，一篇名为《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 文章中的主人公是一位生活在北京的中产，家中有车有房，几十万的流动资产加上一定的投资，生活水准保持在中游偏上。 不幸的是，他的岳父因患上了所有人都不以为然的流感被送进ICU，29天后，老人却溘然长逝。 29天，7位数存款：ICU大概每日8000-20000元；上人工肺后，开机费6万元，随后每天2万元起；继续在ICU待下去，只能买掉北京的房子…… 两万字的长文，一场在人们眼中的常见病，短短一个月的艰辛苦楚，都在冷静而克制的文字中呈现，这也许道不尽广大中产阶级所背负的压力与负担，但也无情地戳破了所有中产的幻想。  中产和无产之间、小康和赤贫之间，不过只隔一场病。 据卫生部数据，人的一生中患癌概率为36%，而患重疾的概率为72%。大病如同悬在每一个家庭头上的剑，随时准备开启一场金钱与命运的厮杀。 在一场大病就能毁灭一个中产家庭的焦虑中，人们活得毫无安全感可言。 4、随着众筹治病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在朋友圈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时，许多人不得不被一项道德问题所困扰： 那么多人患病，到底“谁更需要帮助”？ 对于这个问题，在一线城市打拼的晓婷也有过难忘的经历，因为那个筹款的发起人就是她自己。对于这段经历，晓婷不愿意说太多，“因为他们不太会用那些APP，我就用家人提供的信息帮他们录入。” 至今回想起来，晓婷都觉得那是自己最为糟糕的一次经历。 “在这里，你想要获得帮助，就只能毫无保留地讲出自己的故事，向所有人展现你或家人对生的渴望，以及因资金匮乏导致的绝望与无奈。” 晓婷说，那天她是流着泪帮家里人完成筹款的发起申请。 和晓婷一样，为了获得信赖，大多数的求助者不得不清楚地交代自己的经济实力：家里有存款几万，先期治疗费用已经花掉二十万，已向亲友筹借十几万，后续费用还要几十上百万…… “这里既温暖又残酷，因为你不得不把自己扒光，把自己的不幸毫无保留地展示给别人看。在这里，你要体会人间自有真情在，就得放下自己生而为人想要的体面与尊严。” 在决定走出这一步的时候，也就交出了自己全部的自尊。 不可否认，当不断蔓延的“大病众筹”进入陌生人的圈子，捐献者不得不“残忍”地比较，谁更需要帮助或更值得帮助。 此时，人们在描述自己的困境时，或需要考虑更好的传播技巧，或必须构思如何更抓人眼球，最终才能将自己的求助信息传播给更多的人，以筹得更多善款。 5、2018年1月，身患白血病的大学生李真，在几番无奈下在网上以《对不起，妈！我生病了》为题发起众筹，目标是60万元，但近四个月过去后，也只筹得了8万多元。 2018年7月7日，29岁的李真最终因肺部感染去世。 在去世前，李真的事迹被很多媒体报道，他本人也被邀请上过综艺节目《见字如面》，他在节目中那份写给母亲的家书，看哭了在场所有的观众。 质朴无华的文字，直击人们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字里行间，都写满了一个生病的儿子对母亲至深的感谢与愧疚。 朗读这封信的演员黄志忠，几度哽咽 但现实中大部分普通人身上，并没有太多感人故事可以诉说，一个人患了绝症后能够得到的捐款总额，取决于他前半生的人脉和人品。一个受捐者，应当比普通人更透明，如果你被曝光家里有三套房，又或是曾经去过马尔代夫旅游，你的求助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要是你曾经出过轨，或是在道德上有过亏欠，那么你将陷入公众百般的诘难。 某种程度上，陈述的内容应当是求助者全部社会价值的体现：你的人生经历，能够写成一个感人的故事吗？这将是你最后一次售卖自己，也是衡量你这条命值多少钱的时刻。 对李真来说，即便借助媒体募捐也进展缓慢，可相比较而言，那些没有机会得到媒体报道的病人，他们的众筹之路恐怕更加艰难。 对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来说，让他们揭开自己的惨况给别人看，无疑是一种残忍，尽管这是为了取得公众信任而必须做到的信息公开。 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周星驰饰演的唐伯虎卖身进府的一幕，许多人都非常熟悉。 为了能够进入华府当差，唐伯虎假装卖身葬父，但梁荣忠饰演的“二打六”更“惨”，他卖身葬全家六口，本人更声称身染十级肺痨，一边哭诉一边吐血。 秋香见状，对石榴姐说，“二打六”的情况看起来比唐伯虎惨得多，还是帮他吧。唐伯虎赶紧说先到先得，石榴姐说：“人家死了六个，你才死了一个，我也很想帮你，但我很为难呀。” 唐伯虎不肯放弃，石榴姐便对唐伯虎说：“你还有什么惨事，你全部晒出来吧。” 回到现实生活中，“谁更有资格获得帮助？”这样的拷问，又与电影中的“比惨”有何差别呢？  6、当个体不得不以自己的信用作为背书、以“比惨”的方式去对抗不幸；当大众不得不在“应当伸出援手还是袖手旁观”的道德审判中不断挣扎，更多有条件的富人却开始选择海外就医。 据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中国癌症平均五年的生存率为30.9%，而美国则为66%。带着对生的向往，2016年，有60多万中国人选择境外作为患者的医疗目的地。 美国哈佛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的数据显示，2012年该医院接收的中国病患约为40例，2013年增加到100例，随后平均每年保持着25%的增速。 重症患者选择海外就医，“不惜一切代价保命”是最大的动力。一位从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看病归来的癌症患者说，“在他们眼中，癌症是一种慢性病，而不是绝症。” 电影《我不是药神》最早的电影名，叫作《生命之路》。从大病众筹到海外就医，每个个体都希望借由脚下的这条路，找到生存下去的希望。 人们对健康的希望，大多包含着活得体面、病得也体面的希冀，没有人希望原本属于公共范畴的事务，渐渐演变为个体对自身道德的审问。 当“上层逃离、中层下流、底层沦陷”的现实在中国上演，我们盼望着，有一天“大病众筹”不再成为人们面对重疾时所唯一依赖的途径；我们更盼望着有一天，不再有海外就医和国内就医的区别……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