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40年：当它不再是座窄桥

来源:解放周末作者:知沪栏目时间:2017-06-02 点击:

1977年，停滞11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恢复，一场考试，改变了27万人的命运。

　　再过几天，2017年高考就将到来。在这个“新高考元年”，新高考将在浙江、上海两地展开，高考综合改革试点进入关键时刻。

　　40年过去了，对几代考生而言，高考是私人记忆，也是历史的年轮。高考的形式已经发生变化；但始终不变的，是对知识的尊崇，对理想的追求。

　　1977年
　　那种失而复得的滋味
　　■周仲明

　　1977年恢复高考消息传来，我们摩拳擦掌准备去考。

　　我有个朋友，毕业于上海某名牌中学，基础相当好。我们都劝他同去参加高考，他考虑再三却拒绝了。他觉得，过去在农村很苦，好不容易回到上海，应该珍惜。还认为，现在已进入一家大医院，当上一个中药房配药员，自己努力，领导肯定，工作条件优越，再也不用受风吹雨淋，再也不用凭苦力寻饭吃，他知足了。万一考取大学，分配到外地，还不如不考。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老朋友聚会，见面一次，他后悔一次。他说他自己鼠目寸光，这些年他看到病人有需要时，救死扶伤的多是医生，不是配药的。责任与光荣不可相比。人应该往高处走。我有时也感慨，人生就是这样，决定性的就是关键几次选择。

　　当40年过去，回望1977年，我已经没有太多的激动和感叹，但现在的孩子恐怕难以理解，我们当时强烈的读书愿望。

　　我在1968年去了农村。农忙时忙得不可开交，农闲的时候，常常闲得无所事事，白天看青山晚上看星星。这时候常回忆学校生活，常渴望能有书读，渴望自己的学识能与年龄同步增长。

　　没有书读，思维干涸，脑袋里滋生荒草。后来可以回城了，进入一家汽车运输公司，当上一名随车装卸工。一辆大卡车，两个师傅两个徒弟。师傅教徒弟如何在肩上扛起一个两百斤重的大米包，然后走上窄窄的木板从地面走上汽车。再往后，如何扛起四百斤的大包走上木板，再往后又如何扛起六个或八个水泥大包……当时，机械化、电子化都是幻想。唯一有技术含量的铲车或吊车，只在领导来视察时使用。在汽运公司，当上司机，就已经是高级技术人才了。

　　1977年的某一天，同在汽运公司的一个同龄朋友悄悄告诉我，说马上可以报名参加高考，大学向全社会年轻人招生。这个消息犹如电闪雷鸣，我内心的震惊无可言语。

　　还好朋友多，意气相投，都有强烈的读书愿望。于是大家分头寻找资料和书本，大家的情况差不多，课本都散失了，十年前学的知识大部分还给老师了，一些人还成了家，有了孩子，孩子都很小，正是需要大人常相伴的时候。那时候，家庭条件几乎都很困难，一大家子，四五口或七八口人挤在一间房内。安安静静地看书基本不可能，支撑着自己的唯有不可抑制的渴望。

　　走进考场那天，我十分忐忑，手脚克制不住地颤抖。那天我正过完三十岁生日没多久。考完了，内心更加惶恐，感觉自己考砸了。果然，第一批录取通知书没有收到。后来，在走读生的录取中才有我。那种失而复得的滋味和死而复生差得不远，心里除了庆幸，还是庆幸。

　　进入大学，有一门学科的第一堂课，老师说了这么一段话：“同学们，说实话，这门课我也只比你们早学了一个学期，所以，大家同学习同探讨。”这番话让我们心头沉重。这些年世界上新学科新技术日新月异，一日千里。而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强大我们的国家，需要千千万万掌握一流科学技术的人员，需要雄厚的人力物力。大学的招生为培养大批的科技人员提供了可能。40年以后回头看看，我国的科学技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同时，大学教育也为个人素质的提高提供了保证。

　　1977年考上大学的人差不多都退休了，但是，我们都见证了时代的巨大变化，也见证了生活的巨大改善。那种想读书而没书读的日子过去了，这是个人的幸运，也是国家的。

　　1986年
　　迟来16年的大学文凭
　　■陈正青

　　今年相距中断高考的1966年已经51年，相距恢复高考的1977年也已经40年了。提到这个话题，老三届，特别是66届高中生，都会百感交集，一时不知从哪里说起。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许多人因此改写了人生。

　　我是66届高中毕业生，考大学的路不止一波三折，等到后来好不容易拿到大学毕业文凭时，已经比原来应该拿到的时候迟到了16年，而且是一张打了折扣的业余大学文凭。

　　我是上海育才中学的66届高中生。我们高中的学业基本上在前五个学期全部学完，1966年初最后一个学期开学不久，我们就分文科、理科进行高考复习，准备在7月份考大学。我们学校是市重点中学，每年高考录取比例在95%以上，重点大学录取比例在70%以上。因为我校生源比较好，都是高分考进来的。除了这个原因外，我校师资力量很强，尤其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都是学校里顶尖的老师，他们滴水不漏地帮我们复习迎考，甚至凭他们多年积累的经验，还会帮我们几乎万无一失地填好高考志愿表。所以大家尽管对考大学多少有点紧张，但是信心都还是满满的。4月底、5月初的时候，有部分高校的招生细则已经贴在学校的墙上了。

　　正当我们紧锣密鼓准备迎接高考的时候，6月6日，北京第一女子中学高三（4）班学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废除旧的高考制度，没几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高考推迟半年进行。这一推，迟的可不是半年。

　　我们眼看着考大学的机会没有了。大家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我在1968年8月高中毕业分配，被分到上海港务局，做了一名装卸工。一晃几年过去了。1977年10月21日，恢复高考消息传来。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真是只有杜甫“漫卷诗书喜欲狂”这句诗，才能表达我们老三届学生当时的心情。我是老三届中最高年级的重点学校的毕业生，考进大学的概率可能会比其他年级的人高一点。我也想考大学。

　　但是，一连几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能睡着，思前想后，最后决定不考。因为我已经快30岁了，马上就要结婚了。如果去考大学，一读4年，等不起。再说我的工作比较稳定，已经坐办公室了。如果考上大学，将来还要毕业分配，又不稳定了，这个年纪折腾不起了。

　　是自己瞻前顾后的缘故，我又一次失去了考大学的机会，心里多少有点不舍得，但是结婚的喜悦冲走了我心中的遗憾。

　　1979年3月我生了女儿。

　　6月，我从报纸上看到当时的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要招收研究生的消息，心里又“蠢蠢欲动”了。我曾在1976年借调到顾先生负责的盛宣怀档案组工作过一年，学到了不少古文和古籍档案整理的知识。如果去考他的研究生，应该比别人多一点点优势。我特地去顾先生的家里，征求他的意见，顾先生非常支持，鼓励我报考，还推荐我看哪些书做准备。我信心十足，喜滋滋地做起了考研究生的梦。

　　但是回到家里，半夜里3个月大的女儿不停地哭闹声，把我从考研究生的梦中惊醒了。女儿还在吃奶，这个时候是她最离不开母亲的时候。我如果去读书，一定要几年住校，这么小的女儿谁来管她？我的父母亲年纪已经七十好几了，身体又不好，不可能替我带她。如果我硬去上学，将来女儿身体不好，我怎么对得起她？

　　颠来倒去地想，没办法，我还是决然放弃做这个梦。后来顾先生托人来问我，为什么不去考，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既是感动，又是不好意思，更加是后悔啊！

　　转眼到了1982年6月，女儿3足岁多了，我34岁了。我又从报纸上看到，华东师大古籍整理专业要招10名研究生，我的年龄正好还能卡进，第二年马上就不行了。考，一定去考！

　　单位里工作忙，家里杂务事多，我还是抓紧一切可以挤出来的时间，天天晚上温课到半夜，眼睛实在睁不开，就洗冷水面，差点没用悬梁刺股的方式了。

　　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我上了考场，感觉还不错。考完后一个多月，考试成绩下来了，我总分第十名，我很高兴，应该考上了吧！谁知我没被录取，因为年龄太大了，录取的大都是应届毕业的大学生，都比我小十来岁呢！恢复大学招生已经好几年了，招大龄学生的政策已经过去了。我白白地空欢喜了一场。

　　以前的机会都错过了，这次是抓住了，可是抓了个空。

　　1983年，我在企业的职工学校教书。上海教育学院为业余学校的教师开了大学本科班，我又一次报名了。这次我总算顺利地被录取了，高兴之余，又有点心酸，想想自己真有点像范进，考了多少次，总算“中举”了。只是范进年年考，场场考，我连他都不如，多少年才考一次，而且错过了好几次考的机会。

　　9月份开学了，一个星期上三个半天的课。隔了那么多年，我重新踏进课堂上学，心里的兴奋是说不出来的。各门学科老师讲得都很好，许多内容我一直到现在还记得。但是，问题来了，讲出来真是不好意思，不知是我年龄大了，还是工作忙、家务多人累的，无论上午上课，还是下午上课，我必定会打瞌睡，虽然只有十来分钟，但是无论如何掐自己还是止不住啊。唉，我早已经过了上学的年纪了！

　　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1986年我总算拿到大学毕业文凭了。如果1966年我能考上大学的话，1970年应该能拿到大学文凭，现在这张文凭整整迟到了16年，而且是一张业余大学的文凭。当时从原则上来讲，这张文凭是国家承认的，但是，毕竟不能与正规大学的文凭比。

　　用当下流行的话来说，“即使你能有多种选择，现在的情况仍是最好的”，这多少有点阿Q精神，但也是劝慰自己的一种方法。如今，我看到女儿从小到大身体一直很好，她一路走来，学习优秀，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我再高兴也没有了，哪里还有半点怨和悔？

　　1999年
　　只是一个小高坡
　　■孟九州

　　高考过去很多年后，我还是经常会从同一种梦中惊醒。

　　在梦中，我永远身处考场，面对一份试卷。试卷的内容经常变换，有时候是微积分，有时候是方程式配平，有时候是完形填空……但感受是一样的：手心里的汗流到试卷上，试卷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我在试卷上涂涂画画，最终试卷变成一坨字迹模糊、坑坑洼洼的纸糊糊，而我心里只剩下三个字：完蛋了……

　　其实，对于自己长时间做这种梦，我有点不太能理解。掐指一算，自己参加高考是1999年，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虽然有时候不愿意直视自己的年龄，但不得不承认，1999年出生的孩子今年也要步入高考考场了。

　　更让我不理解的是，在记忆中，我在那次高考中从头到尾都处于麻木的状态。机械性地骑车出门，机械性地进考场，机械性地做题验算，机械性地用2B铅笔画圈圈，无论题目会做的还是不会做，我都不喜不悲，整个人像灵魂出窍了一样。

　　但是，仔细想想，压力有时候并不一定非要显山露水，它可能存在于生活中的每时每刻：一个下垂的嘴角，一个不屑的轻哼，或者是一个期盼的眼神，都有可能是压力的化身。

　　我的家乡在上海崇明岛，因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经济一直不太发达。计划经济时代，小岛曾经走过一段轻工业发展的道路，生产的电冰箱、洗衣机、电风扇一度也是抢手货。但在市场竞争之下，地理因素导致的成本和技术劣势越来越明显，上世纪90年代，小岛的轻工业一下子被江浙企业甩在后面，大批的县属、镇属企业迎来倒闭潮。

　　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妈所在的企业关掉了，她刚好挤进提早退休的行列，同事们都来恭喜她。又过了一年，我爸爸所在的企业也关掉了，这次我家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我爸选择买断工龄，自寻出路。一家三口，一个提早退休，一个下岗待业，还有一个在上学，家中每天都是低气压。

　　一开始，我爸找工作的道路并不顺利，今天琢磨“要不要开个早饭铺”，明天考虑“要不要开个修车铺”，我跟着他四处转悠考察附近的修车铺，我爸试着为一辆自行车补胎，但越补漏气的地方越多。没多久，我爸决定去学开车，驾校的不成文规矩是，每次上完课，学生都要请老师喝酒吃饭，我爸每次必喝多。当我爸抱着马桶哇哇乱吐时，我妈就开始教育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考出去。”我的学业，成了当时改变我家命运的唯一方法。

　　然而，学习这件事，并不是只要努力就可以的。尤其是当“别人家孩子”就在你身边时，你不管怎么努力都可能被瞬间秒成渣。我的表哥，1994年我们县理科高考状元，天赋异禀，是各种数学、物理大赛的常胜冠军。他也是读书改变命运的成功实践者，因为学历光鲜，他进入一家知名跨国企业，拿到的起薪让他的父母腰板笔直。

　　反观我的数学成绩，即使家中拮据，我仍然被送进了各种补课班。我的数学补课老师，家里有间房被改造成了专业教室，有黑板，也有长条桌椅，一次能坐下近20个人，由于补课的人太多，我们需要侧着身子上课。英语补课老师，是我妈小学同学。这让我妈相当感慨，她小学时候成绩远超这位同学，没想到风水轮流转，由于我的不争气，让她不得不去求她眼中的“渣生”。

　　补课间隙，我奶奶会给我送来她买的各种脑力保健品，保健品很贵，但她毫不在乎，电视里哪个广告做得凶，她就给我买哪个。一开始是一种黄色胶囊，吃了一段时间，我奶奶又改送了另外一种保健品，这次是一种咀嚼片，吃完满嘴都是苦味。那时候，我们班同学几乎人手一种保健品，每到课间休息时，大家虔诚地从铅笔盒里掏出来吃。我和同桌经常互相品鉴，期待吃完之后注意力能完美撑过下一节课，但真实效果还不如互掐一下。

　　高考临近，毕业班需要经常赶往市区参加各种考试和体检。1999年5月9日，我们在班主任的带领之下浩浩荡荡前往上海外国语大学参加英语口试考试，刚坐上船就看到电视正在播放新闻：前一天晚上，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导弹袭击。这条新闻成了我们当天最主要的话题。

　　那年遇到的大事不止这一件。1999年6月16日，原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决定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年初扩招23万人的基础上，再扩大招生33.7万人，招生增幅达到42%。这也意味着，考上大学已经不算什么，只有考上好学校才能光宗耀祖。

　　我爸一心想让我学军医，但那所军医大学在上海只有一个招生名额，还得到市区参加特别体检。体检当天，瓢泼大雨，我和几个同学先坐船，再转两次车，最后挽着裤腿蹚水——大雨过后，体检医院门口的路段严重积水。折腾一天的结果是，视力不到1.5，不合格。

　　我爸的希望破灭了，而我和我妈的“战争”也进入到白热化阶段。面对我的模拟考试成绩，我妈的耐心已经逼近极限。“高考就是一个分水岭。”我妈表面语重心长，但实则字字都隐含着爆发的前奏，“你再这样吊儿郎当下去，马上就要被分流走了！”于是，我偷偷将志愿清一色填成了外省市学校，自以为从此就能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

　　就这样，高考之后，我妈所说的分流开始了。我去往北京一所二流大学，隔壁班一位高瘦俊朗、眉清目秀，永远穿着白衬衫的男神考上了我爸中意的军医大学，我的同桌高考失误，掉入一所三流大学，成了我妈口中“被分流走”的那批人。

　　若干年后，生活的真相渐渐在我面前显露，我才明白，生活远比考试复杂，与其说高考是分水岭，不如说它是一个小高坡，跳过去固然好，跳不过去还可以重来，不想重来也可以绕道前进，重要的是如何走好日后生活的每一步。一所好的大学能助人奠定基础，但远不能决定人的一生。

　　如今，我在一家事业单位干着一份不好不坏的工作，机械性地上班，机械性地下班，一旦我提出想辞职，我妈必定高声呵斥：“事业单位稳定！不会下岗！”我的同桌在大学毕业之后，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通达的人际关系，当上了公司高层，在朋友圈晒着自己的高光人生。而那位考上军医大学的男神，成了医药代表，见过他的同学说，他早就发福，也不再穿白衬衫了。

　　2011年
　　高考不再是沉重的话题
　　■萑苇

　　生于1992年的我可以说是“生逢其时”，从中考开始，我走的就是自主招生预录取这条路，即在“关键”的6月之前的好几个月，就给自己定下了未来数年的“归宿”。也许正因为中考这样过来了，高考也想“如法炮制”。从高一开始，我和父母就达成了一致：要通过自主招生进入心仪的高校！

　　在父母眼里，自主招生意味着“板上钉钉”（考生只需要考到当年的一本线即可被签约的学校录取），提前“解放”，再好不过。而我自己的考虑，有两层意味。

　　首先是轻松。到了我们这个年代，高考不再是那么沉重的话题，可普通人依旧视其为最靠谱的上升通道。说不怕高考，那是假话。要避开“可怕”，何不提前解决？

　　其次是虚荣。到了高三开始研究各个学校的招生情况才后知后觉，原来即使作为已经“占了便宜”的上海人，要靠高考进入复旦交大也是很难的，大部分上海生源都是通过自主招生的方式。所以我读书的时候，沪上各大高中比拼的不只是一本率，很关键的一项是每年复旦交大的自招人数。当时，学校会把名单以喜报的形式在校门口的大屏幕上滚动播出。看到自己的名字在大屏幕出现，我还真有一丝虚荣。

　　所以，我的高考其实在2011年春节后就提前到来了。春寒料峭，大批考生们裹着厚厚的冬衣，红着脸，连续几天“赶场子”。考前，大家都一脸兴奋，和相识的同学叽叽喳喳聊天。虽没有像正式高考那样严肃的气氛，但大家心中还是隐隐觉得，说不定这就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时刻。考后，空气中就沉默得多，铃声一响，大家便四散开来，向着各自家长走去。

　　等待结果的日子，父母明显比我更紧张。我记得高考后父母宴请亲戚朋友吃饭，与我妈妈同一办公室的阿姨说，“你等自主招生结果的那段时间，从来都没见过你妈妈那么焦虑，白头发一下多了好多。”

　　至于我自己的紧张，现在是没印象了。但回想起高三时，自己短暂做出的一个决定，难免觉得有些“作”。当时，我突然告知父母，我要和别的同学一样，退缩走读。父母大概也是秉持着“特事特办”的想法，同意了我的请求。因为我回家住了，我妈每天要更早起床，为全家准备好营养有保证的早餐，晚上爸爸则要烧几个我爱吃的菜迎接我，工作量陡增。其次，爸妈找人帮忙联系了一辆出租车，每天早上载上我和几个附近的同学一起去学校，免去早高峰挤车之苦。还有就是我自己的生活习惯都被打乱了，反而无法集中精力。仅仅两个月之后，我又乖乖搬回了宿舍。

　　一晃，已经过去了6年。对父母来说，那一年，他们应该是过得非常疲惫而痛苦的。但对我来说，那一年更像是青春岁月中普通的一年，因为我始终相信，未来，还有更多的浓墨重彩，等着我去发现。

恢复高考40年：当它不再是座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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