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四一二大屠杀九十周年

      4月12日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90周年纪念日，奇怪的是，无论是官方还是主流媒体，都对此只字不提，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还有这么回事。在自媒体上，谈论这个日子的人也不多，这和每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来临时举国纪念和热议形成了鲜明对照。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和把持话语权的新右派知识精英多年来由“告别革命”而“否定革命”的持续宣传有关。在一种温水煮青蛙般的不知不觉中，似乎默认了托庇于英美帝国主义的“民国”才是主流文明，四一二大屠杀在不经意间居然有了某种“合理性”，高调纪念会遇到一些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所以也就只好冷处理了。

　　但“四一二大屠杀”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可谓既深且巨，无法回避。概括起来有两点：其一，屠杀规定了此后22年国共较量的基本模式，那就是武装斗争，暴力革命；其二，通过屠杀，买办集团假手蒋介石、国民党接管了中国，中国更深的沦为英美的附庸，走到了亡国的边缘。

　　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号称国民革命。就其性质而言，是一场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国民革命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到军阀！”其内在的要求，是希望通过北伐造就一个由强大中央政府保护的能够排除帝国主义压迫的统一的国内市场，以便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国民革命也内在的要求土地革命，因为不打到农村的土豪劣绅，国内市场就无法形成，发展工商业也缺乏足够的资金。毛泽东主席在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在当时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不掌握军队的共产党主要从事的是非暴力工农运动。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对农村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都构成了严重冲击——这本来有利于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但却吓坏了中国的买办势力，于是他们收买了蒋介石，用屠杀来作为回应。

　　屠杀是惨烈的。目睹过大屠杀的鲁迅先生说：“我平生从未见过有杀人杀成这样的！”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大多数也被杀害），著名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著名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就义。

　　屠杀甚至对国民党自身也造成了巨大伤害：1927年4月12日前，国民党拥有约65万普通党员，而到了1928年3月，即上海“四一二”“清党”和武汉的“七一五”“分共”后约一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了22万。而具有国民党员身份的中共党员，在清党前仅5万人而已，即使把这5万人全部算在内，也意味着国民党最起码自己清掉了38万国民党党员，超过全部普通党员的一半还多

　　面对屠杀，中国共产党被迫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于是先后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土地革命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现在许多新右派知识精英动辄攻击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称之为“暴力社会主义”，但却闭口不谈这种暴力革命的形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代替共产党做出的选择！反动派最迷信暴力，最喜欢滥用暴力，总是首先使用暴力，至于他们自己后来被暴力革命推翻，则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

　　四一二大屠杀的政治后果是：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民族资产阶级放弃了自己的革命目标，选择依附买办势力和封建势力，这决定了他们最终出局的命运；买办势力联手新军阀和土豪劣绅，暂时接管了中国的主导权。

　　    买办势力为了从国民革命的内部破坏国民革命，下了很大功夫。

　　早在北伐进行过程当中，江浙财团就通过虞洽卿开始了收买蒋介石的活动。据当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统计，至1927年3月底，中行各分行对蒋介石的各种赞助已高达549万元。

　　1927年3月29日，北伐军占领上海后，虞洽卿又与荣宗敬、穆藕初等上海商业联合会其他代表共29人，集体拜会蒋介石。并于会见中向蒋介石表明态度，只要他与共产党决裂，他们便会给予经济支援。

　　在蒋介石做出了明确的肯定性答复之后，4月1日，上海商界、银行界给予了蒋介石筹划政变所需的第一笔资助：300万元大洋（今天约合7亿5千万人民币）。在经济支持之外，江浙财团们还专门成立了军事、外交两个委员会，充当蒋介石与西方列强的桥梁，多方奔走为蒋争取英美等列强的政治支持，以及进行海外宣传。

　　在买办集团的利诱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下，蒋介石选择叛变，他以血腥屠杀、镇压革命作为回报，从此充当了买办集团和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蒋介石建立的南京政府，是近代中国最具有买办性的政府，由于这个政府要依赖买办集团和帝国主义的施舍才能维持，所以也没有独立的内外政策。

　　买办政权的建立，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内战不已，除了国共之间的斗争，国民党新军阀内部，蒋桂之间、蒋冯阎之间、蒋介石和广东军阀之间，一直在不断的进行各种混战；再一个后果就是面对帝国主义侵略步步退让，丧权辱国。九一八事变丢了东北三省，蒋介石的政策居然是“绝对不抵抗”，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东三省在英美的势力范围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虽然位列战胜国阵营，但领土与权益遭受的损失甚至超过了战败国。蒋介石接受了美苏联手牺牲出卖中国的雅尔塔协定，导致外蒙古的独立，中国损失了150万平方公里领土，同时承认了苏联在东北、新疆的特殊权益与地位。与此同时，蒋介石与美国签订《中美商约》，全面出卖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和领水。这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条约签订后，美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形成独占地位，这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个毁灭性的打击。工商企业大量倒闭破产，工人失业，国统区的经济体系趋于瓦解。

　　1946年11月26日的《解放日报》发表评论说：“这是历史上最可耻的卖国条约，是蒋政府把中国作为美国附属国（殖民地）的重大标志之一，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新的大国耻。”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广西大学教授千家驹说：“它是出卖国家主权最露骨最具体的体现，是不平等条约的新版，是新的二十一条约[1]！即使‘二十一条’也不如本约断送主权之甚。”著名报人郑森禹称《中美商约》“前无先列”，超过了“二十一条”，他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条约。对过去说，其所及事物之广泛，权益之优厚，地域之深远，是打破任何条约的记录的。”

　　买办当国必亡国——这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留给中华民族的最大教训！在纪念四一二大屠杀九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更应该牢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