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看美国和欧盟，中国如何合作？
来源: 文汇讲堂 作者:黄仁伟 吴心伯 姜锋 时间:2017-04-06 点击:
本次论坛由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指导，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主办，文汇讲堂、社会科学报、《探索与争鸣》为媒体支持。
以中国立场观察世界，用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读懂世界，这个时代，每个人的责任。
一、黄仁伟：换个角度看中美关系，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文汇讲堂95、102、106期嘉宾）
今天我想换个视角探讨这个问题，最近世界的走向究竟是不是逆全球化了？如果是的话中美关系在此大背景下会发生什么变化？
逆全球化与全球化：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理解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来看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则是因为出现了全球的生产力和全球生产关系的矛盾。
全球生产力发展产生全球化，与生产关系不匹配则逆全球化
首先以此理解全球化。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所有的计划经济的国家以及跟随苏联集团的发展中国家都走向了市场经济，世界第一次有了全球的市场，由于这一点，全球的市场要素包括资本、技术、人力的大流动，再加上最新的要素全球的网络和信息的流动，这几个要素加在一起形成了最近30年的全球化的高潮。所以说，全球化实际上是全球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它包含了全球市场的空前扩张。
而所谓逆全球化，它是全球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远远落后于全球生产力大突破的结果。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出现全球的国际体系、全球治理和各种要素的协调平衡的发展，所以全球化生产力的潮流造成了全球一系列极不平衡的现象而得不到纠正。
西方目前无力重构全球生产关系，逆全球化暂不会消失
全球生产力和全球生产关系的不协调突出表现在哪里？主要在发达国家之中，所以这次逆全球化首先是在发达国家产生，由发达国家带领，先是英美两个国家，现在欧洲也跟上来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原先在全球化中处于前沿，但因为全球流动首先是从发达的经济体向发展中流出的，导致其空心化、杠杆化、虚拟化，所以之前越是在前沿的，现在矛盾越是突出。全球财富的转移造成了新的财富分配和权利转移，其结果是，原来发达国家中两个核心的资本主义稳定支柱出现了危机，一个是中产阶级的稳定性，一个是社会保障体系。如果要重新巩固这两根支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重新调整财富分配，但是西方现在做不到。所以全球生产关系的滞后，全球上层建筑的滞后在发达国家里面首先暴露出来。
以此来看，全球治理是一个全球生产关系和全球上层建筑要重新构建的历史任务。但这个历史任务太大，太遥远了，所以逆全球化现象不会在短期内消失，英国退欧、特朗普现象以及一系列“黑天鹅”只是刚刚开始，因为后面的矛盾没有解决，病根没有消除。
跳出过去的国际关系理论看中美关系
用这个视角来谈中美关系可以得出新的结论，而不是简单地用中美关系来说中美关系。
从1980年代到金融危机前，中美经济利益超越其他
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发展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产生，在30年的过程中随着全球化的生产力的全球重新布局，中国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这也使得中国和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共同的经济利益，并且超越了战略分歧、地缘政治、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抗。
但是这个变化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有了大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经济的下滑和中国经济迅猛上升到第二位，使美国感觉到全球化不再有利于美国，而更有利于中国，换言之中国是更大的受益者，美国是受损者。这是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一个核心。
退回旧有政策，美国霸权已不能适应新的全球发展
所以特朗普的政策特点就是要把全球化中中国获利部分拿回去，他只是把对美国造成的损害的问题都集中起来，但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因此就出现第二个问题——美国所采取的所有政策不是向着解决全球生产关系、生产力的矛盾方向而走，而是向着用更旧的落后的早期的美国政策来找出路，向更不全球化、更逆全球化的方向走，以为倒退回去就可以解决美国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的问题，所以出现了特朗普利用民粹主义的方法来上台，推出了一系列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保护主义等等政策。这些政策能不能解决全球化中的大范围的宏观的矛盾？绝对不可能，所以实际上美国在全球化生产过程中生产关系一方面代表更加落后美国旧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对美国来说是其霸权走向衰落的转折点。一个霸权不能维持的基本原因是不能适应新的全球发展，它领导不了。
习特会，期待谈出中美全球治理新合作
最后，中美能不能找到最好更新的出路？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关系来看，中国有可能走在美国的前面。因为我们在推动全球治理，我们在推动全球财富更加合理的分配，我们希望有一个好的全球平衡的结构。
4月7日，习主席要会见特朗普总统，他们会谈很多问题。其实我们的理念和战略思路比特朗普先进，可以说我们是站在制高点上，站在战略的主动权上。所以下面几方面的合作可以为未来的中美关系找到出路。
其一，在中国的“一带一路”和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找到共同点。全球需要基础设施的全面的革命性的改造，美国也需要，双方可以找到共同点。
其二，在亚太的区域合作新机制上找到共同利益。美国放弃了TPP，但不等于TPP将来就不存在，它还会有。比较稳定的RCEP和比较高规格的TPP最后应该要结合在一起。
其三，中国和美国技术的融合。中国现在已经开始产生新的技术，美国很多技术如果找不到中国市场是没有出路的，所以中美的研发系统将越来越多融合。
其四，在全球治理中，中国会越来越多地成为倡议的提出者。美国现在很矛盾，因为它自身的观念已经跟不上时代了，但如果跟着中国走变成第二了，不跟着中国走就是落后。但是中美两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美国要再伟大，中国要中华复兴，所以特朗普与习主席的会晤会有积极成果。
（整理编辑 陆诗怡 李念）
二、 吴心伯：“习特会”下的中美关系走向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高级研究员、教授
今天我主要回答一个问题，即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关系往哪个方向走？我初步的结论是中美将发展成为务实合作伙伴关系。
务实点：特朗普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肯定
先谈务实的一面。
第一，他本人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偏见比较少，对人权、价值观问题不感兴趣。
第二，与奥巴马相比，特朗普不太强调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某种意义上，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结束了。特朗普关心的是把美国自身的力量做大，把美国的经济做强，他的重点在国内。
第三，特朗普内心对中国看法比较正面。作为一个商人，特朗普对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就非常敬佩。2016年11月14号，特朗普在与习主席的第一次通话中表示，中国是伟大而重要的国家，中国发展的美好前景令世人瞩目。2017年2月10号，特朗普在与习主席通话时又讲到，我敬佩中国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请注意，特朗普不是一个喜欢讲客套话的人。
第四，特朗普对习主席也充满敬佩。所以他上任后多次表示希望与习主席建立良好的个人友谊。
合作性：经贸问题与朝核问题必须求助中国
合作的一面也很明显，特朗普有很强烈的对华合作愿望
首先为美国国内经济目标而合作。特朗普要创造2500万个就业机会，让美国的经济年增长达到3%以上。要实现这两个目标没有中国的配合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加大对华出口，减少美国企业向中国转移生产基地，吸收中国对美国基建和制造业投资等一系列举措才可能实现。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日本是影响美国经济最大的外部因素，现在，中国是影响特朗普经贸目标最大的外部因素。没有中国，美国再次伟大是不可能的。
其次是朝核问题。特朗普第一次和奥巴马见面，奥巴马说，要注意朝核问题在其任期内可能爆发。所以特朗普很快建立了一个团队和奥巴马团队对接。朝核问题是特朗普对外政策的优先考虑之一，如果要解决朝鲜问题，特别是如果要用外交手段解决，没有中国的配合是不可能实现的。
首次主动用14字形容中美关系，突破还是套路？
在特朗普和习主席两次通话当中，他强调了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愿望。第一次讲美中两国可以实现互利共赢。第二次通话表示，美中作为合作伙伴，可以通过共同努力将关系推动到历史最高点。
应该讲美方在处理对华政策上至今已有一系列的考虑和突破。比如，国务卿蒂勒森访华，就公开采用了习主席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14个字，“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奥巴马执政后期根本未被提及，更不用说这14个字。
转变如何而来？我个人有两点理解。第一，他要通过表态营造中美关系的积极气氛。第二，提14个字，并不代表美国接受了中国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美方有自己的考虑。比如说互利共赢，美国人指经贸上要更加平衡，不平衡就不是共赢；相互尊重，是指要以相互尊重的精神打交道；不冲突、不对抗，他们的定义，中美之间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但是中国在这个地区要尊重美国盟友的利益，如果不尊重盟友的利益，美国肯定要站出来，冲突和对抗不可避免。所以蒂勒森虽然讲了14个字，但是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可这也不失为营造积极氛围的姿态。
习特会：有望建立务实合作的伙伴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习特会面有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两个领导人通过近距离接触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性格、脾气、思维特征，甚至爱好，建立一种个人的关系，进而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这是特朗普为何第一次元首通话就提出来要尽早见面的考虑。
第二，通过深入的交谈来了解对方的国内和国际政策的日程，所关切的问题，以及国内国外政策的意图，防止误判和错判，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三，通过对中美双边关系的讨论确立一个共识，或者建立一个框架，引导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使两国更好的合作，更有效处理分歧。因此，我们对这次会晤有期待，美方已有舆论称，“为今后50年的中美关系做出规划”，在我看夸张了一点，但至少在特朗普的执政期间，我们有望和特朗普建立务实合作的伙伴关系。
风险：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要价太高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风险和挑战。
风险有两个方面，第一，特朗普不按常理出牌，他当选后就开始打台湾牌就表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要警惕。
第二，特朗普可能要价太高。特朗普最得意的就是所谓交易的艺术，擅长讨价还价，他现在要做的是提供2500万个工作岗位和3%以上的增长率。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美国现在潜在长期的经济增长率在2%左右，去年是1.6%，今年向好则达2.3%至2.5%，所以做到3%非常困难，必须要有大动作。当然首先是国内刺激，另外在外贸、外资上也要跟上。美国财长努钦在上周华盛顿三边委员会的会议上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特朗普不反对贸易，但是反对不公平的贸易。按照美方统计，美国5000多亿的美元对外贸易逆差，中国占了3000多亿，他认为不公平、不平衡。
这次在德国G20财长会议的公报里面，美方坚决反对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写进去，努钦解释，这并不代表美国要搞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如果发现贸易主要伙伴奉行的是不公平贸易，美国会用保护主义措施来报复反击。所以我认为中美之间贸易摩擦肯定在数量上和烈度上都会超过奥巴马时期，要控制避免发展升级为贸易战。
挑战：美国加强经济、军事，或改变两国力量对比
挑战也是两个方面。过去10年左右中美之间最大的变化，就是两国力量的对比在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经济上、军事都是这样，但是特朗普执政有可能会扭转这样的趋势。从经济上来说如果美国达到每年增长3%或4%，而我们的经济增长还是在6%、6.5%左右，中美之间的经济力量的差距实际上会拉大，当然我们经济增长不一定以超越美国为目标，但是外部环境经济变化会对我们的增长速度提出新的要求，经济实力是一切的基础。
第二，军事力量，特朗普现在提出来把海军增加70多艘军舰，现在大力增加国防预算，如果实现了扩军的目标，其中多数可能会部署在西太平洋，这对我们会造成特别大的军事压力，意味着我国既有的国防现代化速度和目标要做出相应调整。所以美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做强做大本身，意味着中美的力量对比会对中国形成新的挑战。
（整理编辑 陆诗怡 李念）
三 、郑若麟：欧洲内部重新站队分列，中欧握手受考验
文汇报高级记者、原驻巴黎首席记者（文汇讲堂第70期嘉宾）
这一年多来，在西方世界，以对待全球化立场为分野的隐形对立已经形成，它正在替代传统的政治划分，这提醒我们，对于世界的判断和观察的标准出现了改变，由此，我对世界格局做了四种力量的划分以及由之可能产生的三大冲突源，从中，中国应当警惕各种变化带来的潜在风险。
西方的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隐形分野形成
这两年，美英法德等几个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已经或面临因大选或脱欧而产生政权更迭。由于近年来世界和区域军事冲突都是美、英、法等国引发或参与、介入，所以，这一变化无疑将会对世界产生很大影响。最近的大选和政权更迭与过去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特点：
第一，传统的左翼、右翼竞争的态势已经被打破；
第二，随之发生的传统左右翼政党对抗的态势亦被打破，这一点在欧洲更加明显。以法国为例：总统大选过去总是右翼的共和党和左翼的社会党两党的竞争，但这次很可能因为左翼社会党进不了大选第二轮而改变。第二轮竞争很有可能在一个右翼和极右翼或者中间派政党之间展开，而传统左翼力量将很可能分裂、消失。这在第五共和国历史上是首次（2002年极右翼进入大选第二轮是因为左翼力量过于分散。而这一次则是左翼力量已经过度被削弱）。
第三，极端势力急剧上升，成为大选主导力量。
第四，一种以对待全球化的立场为分野的隐形对立已形成。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从表面上看是新出现的现象，但其实在二战前夕就已经存在，而这次是分野最明显的一次。目前形势和二战前有点类似。1929年发生经济危机以后，不到10年时间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后，到今天也已接近10年，根据各国均在急剧出现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的形势判断，今天的世界也已进入了非常危险的阶段。
以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为标志，西方主要国家的内部已经出现了两大分裂阵营。不仅资本和劳动两大力量对立对抗加剧，而且资本内部也出现了利益已然分道扬镳的两大阵营。以金融等资本为首的“跨国财团”继续支持全球化，而以军工等实业资本为主的“民族财团”则强烈反对全球化。而从资本的对立面劳动阶层方面来看，全球化对其带来的伤害更为直接；因而凡是出卖劳动力的阶层，包括广大的中产阶级都是反对全球化的。
以此标志来观察法国大选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两股势力的分野是非常清晰的。
世界四大力量板块中，伊斯兰世界已不可忽视
由此，我认为当今世界出现了四大力量板块。
首先是西方内部出现了两大对立的力量板块，其标志就是支持和反对全球化。两者之间已形成非常尖锐的对立。一方面，金融、石油、医药等“跨国”财团，因为资本需要更为方便地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通，需要廉价劳动力而支持移民，支持欧盟一体化、反对俄罗斯而支持全球化；而军工、航天航空、汽车、房地产等实体制造业“民族”财团则反对全球化，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可能把制造基地转移到外国去的。美国已经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总统特朗普，如果欧洲主要大国法、德通过大选也使反全球化力量掌握权力的话，世界将不可避免地新的形势。
第三股力量是伊斯兰世界。过去我们总是忽略伊斯兰世界的存在，虽然在工业化和宗教的现代化、世俗化道路上，伊斯兰世界似乎是失败了，但是它拥有非常强大的四大优势：它的信仰非常坚定；伊斯兰世界非常团结，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其强大的生育能力远胜西方，这将会成为未来力量对比失衡的重要因素；而且伊斯兰势力已经渗透到欧洲内部。可以肯定的是，伊斯兰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板块，正在形成与非伊斯兰世界的巨大摩擦，尤其是与犹太—基督教的西方和以色列。
第四股力量就是崛起中的中国（以及复兴中的俄罗斯）。中国奉行合作共赢的和平外交，其和谐文化也使得它愿意和不同性质的国家都友好相处。二次大战结束至今，中国第一次对全世界而言，扮演着至关重要的全球性作用的角色。
中国需要了解西方内部两大板块的变化，寻找更广泛的合作
由此，我认为当今世界出现了四大力量板块。
西方内部两大财团的板块力量争斗曾经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天的世界要比二战前复杂得多，从四大力量板块来看，世界形成了三大冲突源。
一是西方内部的两大力量板块之间的角力，这一角力混合着阶级、种族、宗教和历史之间的复杂的矛盾。
二是伊斯兰和犹太基督教冲突，这已经延续了一千多年。这两股力量从长远而言，很难预料结局。
三是中国和西方的反全球化力量的冲突，其中主导着这一冲突的是意识形态矛盾、对地缘政治主导权的争夺以及对本国国家利益的捍卫。
西方内部两大板块力量如果在外部找到共同敌人，则非常可怕。他们现在正在寻找共同敌人，伊斯兰有可能成为这个目标，但也有可能的是中国。中国支持经济全球化，所以中国在西方内部支持全球化的力量和中国利益趋于一致，但也要注意到这股力量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制约。但利益分野从来不那么清晰，西方内部两块都存在利益重叠和分歧的部分
所以，我的结论是：中国和欧洲这次的确走到了未知的门槛上。值得警惕的是，这两股力量正在欧洲内部进行政权交替阶段，从某种程度而言，中国要处理好于西方的关系，必须学会并利用这两大板块的力量，才能维持外部世界的长久和平。
（整理编辑 李念、张师楷）
四、姜锋：欧盟乱相背后，“三后”时代的寻找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
最早出版于1774年的《阿德隆德国高地德语语法字典》里，欧洲给自己这样定义：“欧洲是世界上开明和文明程度最高地区的名称”,反映出欧洲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自信。然而近来，一些来中国访问的欧洲朋友对我说，在中国感到很安全，不像在欧洲，那里现在比较乱，在大城市里晚上也不敢随意走，害怕有抢劫。欧洲不那么自信了，我们大家也感到欧洲这些年“乱”了，乱在哪里，为何乱，乱向何方？这种乱相2017年还在持续演化，现在下结论还不是很清晰，我尝试从几个方面分享一下自己的观察。
一、欧盟怎么乱？
（1）内部经济下行、外部关系紧张、大选强化分裂
从内部来说，基于购买力平价的欧盟GDP整体发展往下走，全球占比逐年下降，四分之一的欧盟居民面临贫困或被社会边缘化，难民、移民等新问题引发社会、安全和宗教诸多连锁反应，同时加剧了此前讨论较多的身份认同问题。
对外关系来说，最重要的是欧美关系，现在欧洲尚不清楚怎样和现在的美国政府打交道。欧盟在北约的定位问题悬而未决，德美之间在军费开支、难民政策、英国脱欧等问题上仍存在较大意见分歧，默克尔访美期间和特朗普的沟通普遍评价不是非常成功,甚至没有发出欧洲的声音；乌克兰危机之后，欧盟对俄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制裁，欧俄有剑拔弩张之势，前不久北约在冷战之后少有地向东欧地区增加军事力量部署，有学者甚至说欧俄“是在战争边缘”；和中东尤其是和土耳其的关系，本来是土耳其向欧洲学习准备加入欧盟，现在却已经相互谩骂威胁了。欧英关系方面，英国已经正式提交脱欧申请，接下来两年就是你争我吵的状态。大家感觉2017年是决定性的一年，有荷兰、法国、德国等国大选，但是荷兰极右翼并未胜选，德国局势也始终在变化之中，很难预测哪股力量最终当选。无论大选结果如何,欧洲乱相看来还会持续下去。
（2）欧洲人自己怎么看？简要概括为“三后五点”
“三后”即“后真理，后秩序，后西方”，这是今年3月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智库文件中的主题词。其实际的意思是说，在世界文明当中或者国际政治舞台上西方的领导地位要失去了，引领的价值体系危机了，西方主导的秩序过去了，世界要进入“后秩序”、“后西方”时代。智库的观点大致反映出欧洲精英对“乱”的深层焦虑,他们希望“治乱”。
更官方的认知是欧盟主席容克对欧盟前景提出的五点可能选择的方向，即延续现有模式、仅做欧盟单一市场、多速欧盟、分歧换效率以及加速一体化。对于第三点的多速或两速欧盟，德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国都比较倾向，而波兰等东欧国家不认帐，不愿做二等公民。
可以看得出，官方的“三后五点”主要是传统精英的感受，要旨还是“治乱”。民间老百姓也感到欧洲很乱，据全球最大统计网站Statista统计，欧盟有48%的人认为欧盟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39%的人认为欧盟存在严重危机，只有5%的人认为欧盟发展处于正常状态。可见，老百姓即便能从欧盟补贴计划得到实惠，也对欧盟现状很不满。这离欧盟缔造者希望建设一个“公民欧洲”的理想远了
二、我们如何看待？
（1）物质生产下降、财富分配失衡
在物质生产方面，欧盟过去10年在全球的经济份额比重下降的速度很快，从2006年的21.29%降到了2016年的16.7%；25%的欧洲人面临贫困或被社会边缘化，这是欧盟官方的统计，近10%的欧盟居民遭受物质匮乏，比如到了冬天没有暖气，在欧洲总体生活水准较高的情况下，没有暖气会滋生民间不满情绪，潜伏着更大的社会危机。还有数据说明，欧洲的中产阶层在萎缩，社会财富聚集到少数人手里。
（2）精神产品的衰竭：宗教、制度、人口结构
从精神生产上，第一个观察点是西方制度的生命力在减弱。宗教提供了价值的支撑，给人的内心或者精神提供了支柱方向，但是这个功能现在下降的速度非常快，以德国为例，目前德国大致有2800多个清真寺，周末祷告时人满为患，与之相反，基督教、天主教等传统宗教教堂门可罗雀。不仅信徒数量上传统宗教式微，质量上也如此，比利时一位学者提到，现在基督教不光是人数多和少的问题，而是在信仰的虔诚度上也远远低于传统时期。移民和难民的进入深刻地改变着欧洲的人口和宗教结构。
第二个观察点是西方制度的影响力。欧洲有殖民的历史传统，殖民者不仅做生意，还有西方制度的输出。冷战之后的情况更为典型，欧洲在内的西方在很多国家有意识地输出制度，搞了一系列颜色革命，结果直接导致中东等地区爆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数百万难民逃向欧洲，可是欧洲无法接纳和管控。数万难民丧生，形成二次人道主义灾难。可以说制度输出对欧洲产生了非常深度的反作用，不同的宗教进入欧洲，传统的欧洲基督教受到伊斯兰教的冲击，使得欧洲逐渐变得不再是传统的欧洲。
第三个观察点是“去欧洲化”。从人口角度来观察，皮尤中心统计，全球范围内基督教和穆斯林人口到了2070年就会等量，再往后就是穆斯林人口数大于基督教人口数，这对欧洲的影响不言而喻。统计预测显示，英国在2010年基督教人口占64.3%，是绝对多数，可到了2050年将下降到45.4%，传统基督教的人口将成为少数。欧洲不少国家有相同趋势，尽管程度不尽不同。
（3）欧盟演变：从共同遏制战争滑向利益交换，有理想的欧洲变得斤斤计较
欧盟创立时充满理想，要通过联合解决“和平与战争”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困局，是人类历史上的创举，可到了现在却越来越利益化，这是不是意味着又回归到民族国家的宿命？康德在《永久和平论》里说，国家和国家之间是没有道德，一有什么矛盾就开始打仗，所以期待着国与国之间结成联盟，在联盟的框架下有纠纷大家可以文明解决。黑格尔评价说，康德的这种观点是“以各国一致同意为条件，而这种同意是以道德、宗教、其他理由和考虑为依据的，因此始终是一项有主权的特殊意志，从而仍然具有偶然性”，所以可以看到，关于和与不和的争论，在欧洲历史上就已经出现过了。欧洲历史上战乱多发，历代精英在寻找持久建立和平的方案。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1995年在一次演讲中说，欧洲必须走向统一，民族主义就是战争。当然，他也为法国考虑，德国统一时，他还指出，马克是德国的核武器。欧元体制就把德国的核武器融入欧盟，消除德国独大对法国的威胁。欧洲一体化重要推动者之一德国前总理科尔在1996年也表达了相同的主张，他说欧洲的统一事关生死，事关和平与战争。欧盟只有用一个声音才能维护共同的利益，在经济上我们才能抵抗北美和亚洲的竞争。当然，他也为德国长远利益考虑，因为借重欧盟德国才可以在国际上施展更大影响。
可以看得出，以法德为代表的欧盟前代政治家把欧盟看作欧洲人的共同家园，战争与和平问题是他们首要考虑的议题。这样的理想与谋略，当前的欧洲不见了。
现在的欧盟“利益化”很严重，英国脱欧是这一过程的顶峰，未来脱欧程序实质上是谈判桌上的利益之战。盟内许多国家只顾自己的利益，1992年西班牙就曾带领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搞“四国帮”，“不给我增加补贴，我就不签马约”；现在的“维谢格拉德集团”也是“四国帮”，有利于自己国家的事务积极参与，需要自己国家让渡权益和做出贡献的就坚决反对。在利益面前，“战争与和平”已经无人问津，失去了理想，联盟的凝聚力很难维持，也自然难以抵御外来的冲击。难怪德国老总理科尔无奈伤感地说：我的欧洲完了。可见，欧洲已经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转向了讨价还价的利益问题。
三、欧盟变化对中国的意义：回归原初的文明互鉴
历史很有意思地展现着类似的故事：17世纪前后开始，欧洲先是崇尚中国的器物，进而崇拜中国的制度，莱布尼茨、伏尔泰等甚至提出让中国来管理欧洲的想法，要把汉语变成世界统一的语言，他们对中国的“德政”倍加推崇，不仅因为中国的货物、产品、艺术品、如瓷器，扇子，甚至教育；进入19世纪后，欧洲开始否定中国了，1896年德国驻华公使夫人伊丽莎白·冯·海靖的一段话很能说明当时欧洲人对华心态：在参观完上海豫园后她写道“对这个国家而言，没有什么比在欧洲控制下更好，中国人由此会很快感觉到更加幸福”。时代到了今天，历史发生了巨大转变：中国的物质生产极大丰富起来，欧盟用2015年OECD的数据对比中国，指出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总量第一，有19.78万亿美元，欧盟加在一起是19.7万亿美元，美国是18万亿美元。当然，我们自己统计是11万亿美元，但尽管如此我们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物件遍布欧洲。不仅物质广泛交流，中国的治国方略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和欧洲国家以及欧盟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也越来越深入，我们注意到德国总理今年三月赴美与特朗普总统会晤前和习近平主席电话沟通，共同发出了维护全球秩序与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的强烈信号。可以说，中国和欧盟已经逐渐从器物交流、转向治理模式互鉴、共同推进全球治理的合作。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一个稳定繁荣的欧洲，离不开与欧洲的密切交流与合作，都应该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负责任的成员。
（整理编辑 陆诗怡 李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