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楷模孙立哲：不可复制的传奇（上）
来源: 各界文史 作者:小小 时间:2017-04-02 点击:
孙立哲的传奇持续时间之长为当代人少有。他1969年从清华附中到陕北插队，在土窑洞里为农民做了上千例手术;他被毛泽东钦点为全国知青先进典型;文革后因坚持赤脚医生政策被隔离批判，老百姓上万民折为他请命，胡耀邦亲自过问解救。2016年初，《赤脚医生往事》、《延川插队往事》两书问世，孙立哲再次高调回到公众视野，他的故事至今读来，依然，或者说更加让人热血沸腾，灵魂震撼。
孙立哲
围棋少年
孙立哲，1951年生于清华园，父亲是清华大学法学教授。他排行老三，父母对大哥孙立博从小严加管教。到了他，母亲就有些溺爱，理由是这孩子脾气刚烈，不能硬来。所谓的性格刚烈，是他两岁时，有一次母亲扬手要打他，孙立哲不知她只是吓唬，结果高高举起洗衣板向妈妈砸过去。妈妈看见小家伙瞪着眼睛要拿洗衣板砸她，大惊，小心赔了许多好话，以后见人就说，这孩子性格刚烈，不能惹。结果，孙立哲从小到大就没有挨过母亲一次打。
妈妈从小保护他的好奇心。孙立哲说要当数学家，她说好啊你当吧。过了一阵，他又想当天文学家，她说好啊你当吧。再后来孙立哲看见同学张励生做了一把好弹弓，把鸟打下来了，很兴奋，就说我长大了要当修鞋匠，用皮子做弹弓。妈妈犹豫了一下说，修鞋算了，还是修收音机吧。买了一个矿石收音机让他拆装。所以孙立哲个性自由爱好广泛，尤其喜爱围棋和芭蕾。
在清华附中上学时，他的围棋已经下得很好，第一步必走天元，他的解释是以天下为己任，指点江山。而且一盘棋下过多日，能一步不落复盘。插队前大家都没事干，孙立哲和一帮清华子弟，骑着自行车在海淀区四处打擂台，曾谓杀遍海淀无敌手，后来碰上个更牛的，就败下阵来，那人叫聂卫平。
他还和钱伟长结为忘年棋友。钱教授自幼着迷围棋，父亲钱挚和叔父钱穆都是高手，家学渊源，棋艺了得。
钱伟长听说孙立哲棋下得好，就托人约他到家里来下棋。孙立哲天黑之后悄悄来到钱家，那时钱伟长已被打成“右派”,钱家院子里住进来好几家人，钱伟长搬到不见阳光的一间小屋，开门迎面一张床，床边一个老式木质办公桌，钱先生端坐在桌边等候。两人互致问候，铺开塑料棋盘。猜子分先，钻进黑白世界……
孙立哲还会跳芭蕾，做了赤脚医生后，有时做完手术，他走出窑门，透口气，伸伸腰，踮起脚尖在原地转一圈，手叉在腰上，左腿往上一抬，一直踢到脑门上。老乡们还以为他跳大神，熟悉的老乡就解释说：“抹四(没事)，人家孙大夫是在练‘把累’(芭蕾)呢。”孙立哲可以一会儿跳喜儿，一会儿跳杨白劳，一个人撑起《白毛女》全场。
聪明的孩子赶上了不好的时代，“文革”期间，教授公寓楼红卫兵抄家，揪出许多人去“牛棚”劳改，压力下屡有自杀者。1969年孙立哲的爸爸报名去江西鲤鱼州农场劳动改造，欲离开清华这个是非地。孰料鲤鱼州农场并不是世外桃源，在那里他被认定为历史反革命嫌疑，受到审查。
很快，孙立哲也到陕北农村插队。
北京知青赤脚医生孙立哲
成为远近闻名的赤脚医生
孙立哲常说，史铁生是他学医的引路人。1969年1月，他们一起来到关家庄大队插队，四个知青同睡一个土炕。史铁生就教会了孙立哲针灸。
史铁生的针灸术也不见得多精通，史铁生有腰腿疼的老毛病，来陕北前，专门参加了一期街道组织的“红医工”培训班，学了一些基本医学知识，他带来一整套针灸家什，是准备给自己扎针止疼。孙立哲离京时带了一箱书，其中有一本《乡村医生手册》，知道陕北缺医少药，也是为自救。
没想到，一来就派上了用场。
这天，知青们正在土窑里发呆，有个人边喊边跑到知青窑洞里来：“额妈难活得厉害哩，有夜啊莫?”
孙立哲他们猜了几遍，终于搞清意思“我妈病得厉害，有药没有?”
来人叫高天亮，知青们到他家一看，家徒四壁，仅有的一床破棉絮窝在发高烧的老太太身上，老太太脸上肿着一个红色的鼓包。知青们急忙翻《农村医生手册》，得出结论：丹毒。知青们把从北京带来的抗生素、甚至红糖、肉松都拿来了，老太太以为都是药，忙问：“多少价?”，知青们说不要钱。老太太大惊之下发了一身透汗，第一轮药服罢病已去了大半。但满脸的红斑经久不消，孙立哲又翻书，怀疑是否患上了红斑狼疮。于是想起问病史，老太太摸摸脸：“你是问这?胎里作下的嘛?”
“生下来就有?”
“噢——嘛”
一场虚惊。
但情况更加严峻，村里大面积爆发这个病，其实，这不是丹毒，是现代社会早已绝迹的“斑疹伤寒”，是一种急性传染病，鼠类、恙螨幼虫、人虱是主要传染源……陕北干旱，人们常年不洗澡，衣缝里都爬满了虱子，相互传染，甚至夺去了几个原本瘦弱的儿童的生命。
知青们贡献出合霉素(氯霉素)，歪打正着，恰好对症，但自备药很快用光，大伙儿又凑钱去公社买氯霉素注射液，史铁生教会孙立哲他们注射和针灸，几个知青分头奔走在山沟里，一个多月，病人都痊愈了，老乡们没花钱就治好了病。这场漂亮的抗击伤寒仗，让正迷茫的知青们精神大振，他们不再觉得为生活所弃，在老乡们渴盼和信任的目光里，找到了自信和尊严，找到了今后的方向。这之后，有人四里八乡络绎不绝来看病，大家只好从头学起，靠着史铁生那点粗浅的医学本领以及《乡村医生手册》，孙立哲刻苦钻研，医术大进。
1975年3月，郝家河大队等待孙立哲看病的老乡人山人海，川流不息。
一天，老支书樊富贵牙疼，孙立哲一看，一颗大牙被虫蛀掉了一半，蛀洞里填着麻绳烧成的黑灰，牙槽肿胀流脓。针炙只能临时止疼，拔牙才是上策。孙立哲找到一把尖嘴老虎钳子，可是还缺少剥离牙龈组织的工具，史铁生贡献出了他的木刻刀。没有麻药，孙立哲用老虎钳夹住大牙猛地一拔，糟糕，牙冠拔下来了，牙根断在里面。孙立哲急了，他对老樊说：“听过关公刮骨疗毒没有，今天你就是关公，你右手狠命掐住左手合谷穴，越胀越疼越好。”说时迟那时快，孙立哲将钳子深入牙龈，紧紧夹住，猛地一拔，牙根拔出来了。
第二天老樊见了孙立哲，高兴地说，哎呀呀，牙一满不疼了。
史铁生那套木刻刀煮过消毒后正式升级为牙科工具。
又有一次，队长张国祥急匆匆跑来，对史铁生说：“我婆姨奶疼哩。”史铁生听了头皮一阵发紧，“红医工”培训班可没教过如何治奶疼，再说十几岁的后生谁见过真乳房啊。
史铁生指着孙立哲对队长说：“他行，他专业!”
孙立哲只好跟着队长走了。原来队长婆姨生孩子坐月子，得了奶疮，一侧乳房肿得比另一侧大一倍多，皮肤涨得晶亮透明，疼得她整夜睡不着觉。孙立哲把刮胡刀片水煮消毒，在肿胀的乳房上“噌”地划开一个口子，接出来大半碗脓血，然后用消炎药加热敷治好了“奶疼”。晚上，孙立哲回到窑洞绘声绘色地给史铁生讲手术经过，把史铁生听得半天合不上嘴，说你小子胆也太大了，从来没见过就敢动刀子，万一治坏了怎么办，不懂装懂脸皮也太厚了。
之后，发生了一件更神奇的事，让孙立哲成为当地百姓心目中的“灵神神”。那天知青们已经睡了，忽然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几个老乡打着火把，一边跑一边喊孙立哲的名字，孙立哲跑过去一看，大树下的门板上躺着一个女的。身体僵直，原来这家的儿媳妇和婆婆闹别扭，想不开上吊了。孙立哲想起史铁生讲过哑门穴、人中穴和涌泉穴是人体三大奇穴，扎人中无效，他让人抬着她的脚，双手运针同时反复猛扎双脚心涌泉穴，突然，她喉咙里“嗝”了一声，有救!赶紧做人工呼吸，大约半个小时后，活了。
这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们都说孙立哲连死人都能扎活。史铁生事后评价：“这说明孙立哲反应极快，极聪明。”
1969年，根据毛主席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的指示，一个“半农半医”的群体迅速崛起，上海文汇报将这一新兴群体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说“赤脚医生就是好”。很快，这个制度在全国90%以上的农村推广开来。
1969年4月，关家庄大队正式成立合作医疗站。首批“赤脚医生”有孙立哲、杨柳青、冯国发、徐有财和高善明。
医疗站在村东头一排土窑洞里，合作办法是队里每人每年交三角钱，三角钱能买十个鸡蛋，一斤半盐。这些钱用于社员看病的药费，医生的报酬则采取由生产大队记工分的方式解决。
孙立哲发心给老乡们做手术，缘于村里一位退伍老红军，他当年打仗受伤，子弹没有取出来，而且恰好在屁股上，让他蹲坐不能，受了一辈子的罪。孙立哲仔细看了看，摸了摸，觉得位置还可以。他对老人说：“我来想办法。”
那是1969年夏天。这时，史铁生病了，队里让孙立哲陪史铁生回北京看病。孙立哲的姐姐是酒仙桥医院的妇产科大夫，她帮孙立哲联系到外科实习。一个月里，孙立哲把整套手术的程序牢牢记清，怎么打针、消毒、麻醉、开刀、缝合、换药，麻醉机和血钳分别长什么样，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技术上心里有谱了，可医疗器械怎么办?他就和史铁生、陈冲等设法从医院偷医疗器械，居然基本凑齐了手术器械。可是也有偷不来的，就是麻醉用的硬膜外插管，医院里偷不来，他就从家里偷，他把妈妈的一张70元存折偷了出来，取了钱，可那年头买这个东西要单位介绍信，他在药店门口转了几圈，没敢进去。最后动员他妈妈冒充通县县医院的麻醉医生，才买到了急需的麻醉用品。
孙立哲回到村里，在兔子、鸡、猪、狗身上开刀练手。给村里的猪、牛、羊做新法去势手术。最可怜的是村民张国胜家的狗，一个多月里被孙立哲连续开了七次刀，狗命硬，居然每次都顺利恢复。孙立哲也喜欢杀猪，借机开膛破肚练习解剖。
可是猪狗毕竟不是人，人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一次，知青们发现当地人会将早夭的小孩，在山沟沟里扔了完事，知青们悄悄趁夜偷回小孩的尸体，夜深人静，一灯如豆，他们专心地练习解剖……
孙立哲终于把老红军屁股里的子弹成功取了出来。
孙立哲做的第一例真正意义上的大手术，是在1971年，给村支书高凤刘的婆姨高凤清做胃穿孔手术。
这个手术对孙立哲来说相当有难度，因为患者的病灶是在上腹部，而他当时只会腰麻，如果高度再往上，呼吸受阻就会造成窒息死亡，而如果麻不到必要的高度又起不了作用。手术中，由于自制的木板手术床无法调节体位，麻醉平面太高，部分呼吸肌麻痹造成呼吸困难，孙立哲让几个婆姨掀开门帘，用新编的秫秸锅盖向窑洞里扇风输送氧气。切开腹腔后，由于麻醉已经快过劲了，病人的肠子被紧张的腹肌先挤了出来，在肚皮上摆了一大团。孙立哲和助手杨柳青、冯国发用手围住肠管，一节一节往切口里送，再用村木匠白宝生预先给他制作的木片压肠板压住肠子，向里面摸出胃，最后在胃小弯处找到穿孔处，成功进行了胃穿孔荷包缝合修补手术，清洗了腹腔里的胃液和食物残渣，挽救了病人的生命。手术做完后，孙立哲才发现院子里站满了人。书记、老乡、知青，一大群人静悄悄地等了一个多钟头。
还有一次进行肾上腺癌的手术，手术做了十来个小时，天黑后，照明全靠手电，没想到大肿瘤贴在脊柱边上的大血管周围，剥离非常困难。忽然，病人肚子里汪起大量鲜血，孙立哲按住血管，大喊：“腔静脉漏了，手电照准位置!”血不断把大纱布浸湿，换了又换。手电筒电光逐渐变弱，电池眼看用尽。孙立哲看不清，无法缝合伤口。焦急万分时，远处传来马达声，原来是医疗站用的“北京130”改装的救护车回来了，很快，一个知青举着改装好的汽车大灯冲进病房，手术室顿时亮如白昼。大血管顺利修补成功，大肿瘤被切除。手术全程13个小时。此时，两个O型血的赤脚医生又悄悄地到隔壁注射室，向装有抗凝剂的输液瓶里采自己的血，拿来输给这位大量失血的病人。
此情此景，使人感慨这哪里是乡村医疗站，分明是一群爱的灵魂与死神搏斗的现场。
为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孙立哲看病之余，疯狂自学。
他住的窑洞，一面墙上钉着楔子，摆上几排木板做书架，全是各种医学书，还有在西安影印的英语原版医学杂志，另一面墙上贴的全是外文单词。后来，中央科教组派北京医学院院长彭瑞聪、第二医学院院长李光弼等组成专家团到关家庄考察。李光弼见到这些英文书，就问：“看得懂看不懂?”孙立哲说“大致看得懂，有时候要查查字典。”李光弼发现还有德文书，十分惊奇。因为他在德国留过学，精通德语，就随便翻到一页，说：“你念念这段。”孙立哲念了一遍，李光弼一个字没听懂。孙立哲一翻译，意思全对。原来孙立哲自学德语，都是按照英文的发音念的，德文发音根本没人教过他。他苦学外语，主要是各种医学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好在书中寻求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