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我在一位曾经是云南兵团知青的博客里看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名叫徐禄熙的上海知青，在1971年的时候从上海浦东来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五营。（后为云南勐满农场五分场）他被编入武装连。后来只是因为偷了连长的一条军裤被发现后，被现役军人的指导员和连长下命把他捆绑起来，把头蒙住后由各班排轮流毒打，随后被丢到专门关人的地洞里。第二天，徐禄熙死在地洞里。结局是指导员和连长送上了军事法庭，指导员被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连长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
三十年后，当知青们回到农场去寻找徐禄熙的墓地时，看见了一个衣襟破旧老人站在车前，挥手拦住车辆。等车停下来后，老头上前就向上海知青们敬军礼问：“你们是去找徐禄熙的墓地吧，我带你们去！”原来这个老人就是当年的那位连长。他在十年刑期中由于表现好，八年就出来了。今天他见到当年的上海知青时，在内心中为当年的行为深感羞愧。
当大家在杂草泥土里扒到已断了二片的墓碑时，依稀看见上面刻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五营上海知青徐禄熙之墓”
知青朋友回忆道：当年在建设兵团中他们五营的武装连基本上是由上海知青组成的。没有生产任务，每天就是站岗放哨，军事训练。徐禄熙被殴打致死的事件发生后，武装连就解散了。

 

2、和平年代在云南兵团内发生的知青非正常死亡事件：
1973年召开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透露：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死亡人数297人，其死亡率达到兵团知青总人数的千分之三。
千分之三，一个惊人的数字。在这个数字的背后都是一个个血淋林的往事！
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中个别基层单位的“非正常死亡”比例大大高于兵团千分之三平均值。例如上海市川沙县分配到云南兵团1师6团的知青，到1 973年已死亡29人，其中被打死2人，自杀3人，因公死亡6人，其它因车祸、溺水、雷击、枪走火、食物中毒等死亡14人。
据《云南农垦纪略》记载：截止1970年7月底，仅兵团8个单位发生事故184起，伤102人，死22人，其中车祸7起。
1971年4月14日，兵团召开管理教育工作会议，副司令员廖开芬在会上说：“从1——3月份发生事故215起，伤236人，死35人，我们对人民犯罪了”。
同年8月30日，兵团发出上半年行政事故通报：共发生行政责任事故508起，伤356人，死50人，其中7月份死亡16人。3月23日，位于德宏盈江的3师13团2营4连深夜失火，烧死刚来7天的成都女知青10人，烧伤7人。
1972年3月10日，全兵团统计，自组建以来共发生重大行政责任事故117起，伤残834人，死亡18人。
1973年8月，据兵团司令部通报，本年度仅7月份以来发生行政责任事故17起，伤12人，死24人。
9月4日，兵团政治部通报七、八月份重大政治事故，凶杀2起，外逃1起，枪杀1起，自杀3起。
同年第三季度统计，全兵团非正常死亡47人。2师7月份，打架102起，伤51人，偷窃167起，拦路抢劫27起，凶杀37起，强 奸3起，自动回家的567起。
1974年4月14日，1师6团共60余名青年为参加泼水节，强行爬上军用卡车，使卡车严重超载（共载89人），造成车祸。死12人，伤45人。
据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3年10月份知识青年情况统计：总人数为95128人，其中男为52406人，女为42722人；上海的35052人，四川的41712人，昆明的7229人，北京的5035人。上大学的264人，参军的695人，调走的1194人，病退的1596人，因公死亡的31人，因公致残的53人，事故死亡的62人，自杀的25人，自返的647人，劳教的39人，判徒刑的52人，判死刑的1人。（以上资料来源：刘晓航《我们要回家》）

3、何止云南兵团一家：
1972年2月国家农林部《关于黑龙江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报告》中指出：从1968年以来，黑龙江共接受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和本省的知青77.4万人，其中77%（52万人）分配在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3年多来，知青共死亡978人（其中兵团死亡522人）。据兵团分析，因管理教育不够而发生的行政事故333人，因落实政策方面问题而发生的自杀、凶杀死亡84人，因病死亡102人，因医疗事故死亡3人，另外，因公伤残的也不少。报告特别指出，少数干部和坏人违法乱纪，残酷迫害摧残青年，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
1973年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披露，自1969年以来：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发生事故928起，126名青年死亡，756名青年受伤；
广州兵团因各种事故死亡210人……。
曾经怀揣着理想的青年，终于没有等到建设兵团被撤销的那一天，没有等到大返城的那一天，而是死于各种各样非正常的意外之中。特别是那些自杀的知青们，为什么会绝望？根据现有的资料分析看，除婚恋纠葛外，主要还是由于政治迫害和兵团干部粗暴和简单的管理教育所造成的惨剧。粗暴的捆绑吊打，严酷的各种“刑法”，使曾经被知青们向往的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变成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