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退与困退：上海知青回城的另两条路

来源:萍踪录作者:觉光时间:2026-08-22 点击:

还记得电视剧《孽债》里的那个场景吗？一群知青涌在办公室窗外，争先恐后地拿起吊在窗棂上的公章，哈口气，在自己的病退、困退证明上盖下红印……由此，他们就可以离开这片土地回城了。
多年后，有了微信，建了群，当年那些离乡背井的知青都退休了，开始聚会了。不少久别重逢的农友第一次见面第一句话是：侬哪能回来个？回答，我顶替回来个，我上调回来个，我当兵回来个……很少有人讲，我病退或者困退回来个。
其实有啥啦？当初侬能够弄到一张病退或困退证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比上调、读工农兵大学便当。不过那时候，真的年纪轻轻生了“可以回城里”的病，也不是一桩开心的事。
和全国知青差不多，谈起上海知青回城，大家比较熟悉顶替制度。其实在顶替大规模推开之前，病退、困退，是更早也是运用更广的两条回沪通道。很多老三届乃至70、72届等下乡的中学生，正是靠着这两项政策，告别农村，回到上海。
1968至1978年，上海动员下乡知青合计111.3万人，也就是老知青口中常说的一百多万上海知青。
上海市级劳动志没有公布全市病退、困退的汇总总数，数据散见于各区地方志。依据八个老城区区志样本推算，通过病退、困退渠道获准回沪的上海知青，大约在30万人上下。 1978年之前审批从严，名额稀缺；78年后政策松动，形成一波集中办理高峰。不少在外省的上海知青，当年最现实、最看重的回城路径，就是病退与困退，与顶替合成“大返城”。
所谓病退，核心依据是身体条件：下乡知青患有较重慢性病、伤病，经当地医院诊断，已经不适应农村体力劳动，经过安置地与上海知青办双方审核批准，可以办理手续返回上海。心脏病、严重关节炎、肺结核、精神类疾病等，都属于当年认可的病种范围。办理病退，需要完整病历、医院诊断证明，层层上报审批。如果你有路，“癌症”（虚构）也可以办，不过那时胆子没怎么大。
而困退，侧重家庭实际困难。主要情形包括：父母年老重病，身边没有子女照料；家中为独生子女；家里多个子女全部下乡，按照政策可以酌情照顾一名返回上海。它看的不是知青本人身体，而是上海原生家庭的现实困境。
病退、困退和顶替，三者有明确区别：
顶替，需要父母退休退职，附带一个工作岗位，回来直接接班就业。
病退、困退，只是准许户口迁回上海，并不自带工作岗位。回到上海之后，还要自己再等待上海的招工机会，重新寻找出路。
政策同时设有硬性门槛：已经在外地工矿企业正式就业、拿工资的知青，一般不能走病退、困退之路回沪；已经在当地结婚安家的，审批上会更加严格。所以催生了一批“假离婚”，后来是否按当初承诺复婚，那要看回城一方的“良心”了。
七十年代中后期，尤其1978年之后，全国放宽知青返城条件，大量上海下乡知青尝试申请病退、困退。对远在外地插队的青年来说，这是盼望已久的机会。但名额紧张，审批流程漫长。有的人确有伤病、家庭确有难处顺利归来；也出现过部分人为争取回城，想方设法搜集病历、开具证明的现实现象，这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真实侧面。
同一批下乡同学，命运就此分化：有的拿到病退、困退回到上海；有的等到父母退休获得顶替名额；更多的知青，要等到大返城浪潮到来，才陆续离开农村。
病退困退、顶替、招工、上调、工农兵学员、高考、参军，一条条道路交织在一起，共同写就七十年代上海中学生跌宕起伏的青春往事。

（晓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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