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之死——纪念爷爷陈德甫先生逝世40周年（2002年旧作）

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大荒之年，许许多多的人被饥饿夺去了生命。我的家乡四川省忠县（今属重庆市）在大荒之前有6 0万人口，按逐年增长的规律，人口应越来越多，但在三年后，人口却反而减少到40多万。那10多万人都给饿死了。10多万人横叠起来，比海拔8848米的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还高啊！而忠县只不过是中国大地上的一个区区小县，若将全国被饿死的人数加在一起不知会有多少。

我家未能幸免这场灾害，在饥饿中，先后死去了好几位亲人。40年过去了，亲人饿死的一幕幕惨剧始终晃动在我眼前，如同恶梦一般挥之不去。而我心中深深的伤痕也往往在回忆往事的那一瞬间被重新揭开，依稀可以窥见当年的血迹。每当这种时候，我的心便像被什么勒紧了似的疼痛，这是一种无法言喻的疼痛，只有亲身经历过那场灾害并目睹亲人惨死而且至今灵魂尚未麻木的人，才有可能感知这种心灵深处的疼痛。走笔至此，我的心禁不住又一次疼痛起来，眼眶里有泪花往外溢，我只能忍住疼痛往下写。                               

二、那是1962年7月一个闷热的晚上，老宅“春华秋实”大院里气氛十分紧张，我父亲和幺叔以及几个姑妈正焦急地聚集在一起，商量着如何为我爷爷准备后事，72岁的爷爷已经几天粒米未进了。

和爷爷一起度过了50多年光阴的奶奶是一个贤淑的传统型家庭妇女，她坐在爷爷床前毫无顾忌的痛哭着，好像爷爷已经死去了一样。

父亲的眼中充满了血丝，眉头紧锁，不停的叹着气。他是极孝顺之人，连着几天几夜他都守候在爷爷的床前，观察着爷爷的变化。他知道最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感到锥心般的悲痛，同时他也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一旦爷爷撒手西去，所有的善后之事，都将由他主持。

所有人的神情都十分沮丧，爷爷最小的女儿、我六姑已暗暗擦了好多次眼泪。那时六姑32岁，就在去年，她刚经历了丧夫之痛，我六姑爹（陶奎）——一个曾任小学校长的年轻大学生在饥饿中死去了，而此时，她又将面临丧父之痛，怎不伤心之极！

四伯妈不知什么时候也围了过来。四伯妈刚过40，头发已白了很多，十多年来，她一直受着管制，罪名是地主。每天黎明前，她都要去扫街，春夏秋冬，从不间断。此时她的脸上一片茫然。其实这种茫然已经由来已久了，早在1952年，她被评为地主，她的丈夫——我的四伯父在“三反运动”中被诬为贪污，打断胳膊投进监狱。四伯父九死一生，从奉节大山里的劳改营中活了出来，但是却没能躲过饥荒， 1962年春末的一天，枯瘦如柴、受尽折磨的四伯父也死了。

昏黄的油灯照在爷爷的床头，偶尔从雕花木窗的破纸中吹进一丝夜风，油灯如豆的火苗便飘向一边，轻轻摇曳。在黯淡的灯焰下，爷爷静静地躺在那张陈旧不堪的木床上。在经历过反复的浮肿后，他的脸瘦得惊人，额头凸起，颧骨突出，面颊下陷，苍白的头发稀疏而凌乱，眼睛半闭，嘴大大张着。

如果不是饥饿，爷爷怎么会是这副模样！

 三、爷爷没想到，在他的晚年会遇上一个旷古未闻的新事物——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是作为“共产主义”象征出现的。起先在农村，后来在城市也推广起来，当时不准任何人自己开伙，一律集中到公共食堂去吃饭。据说这样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

饱读诗书的爷爷其实是极其开明之人，他对新中国寄予很大的希望，拥护国家的一切政策，参与很多社会活动。也许他以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真的已经到来了，曾写了不少诗篇来赞颂新中国，如“建立中华号共和，全民高唱太平歌。火燔矿石钢花富，水溢田畴玉粒多。瞥眼频开新世界，迎头殊异旧山河。如今不履羊肠道，要向光明大道过。”但事实却无情地嘲弄了他的天真和善良。就在“全民高唱太平歌”的时候，大灾难已经悄然袭来。

居委会在选择建立公共食堂的地点时，大约是因为我家大院比较宽敞亦或我家比较顺从，硬把公共食堂建到了我家大院。这样一来，我家大院每天都有上百人吃饭，活脱脱一个饥民集中营。于是我们便有机会目击了许许多多啼笑皆非的场面。

公共食堂刚建立时，曾响当当地喊出“敞开肚皮吃饭”的口号，并预言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即将实现，不料这种梦想很快就被铁的事实打得粉碎。饥荒迅速来临，树皮草根全成了“代食品”（那时的新名词），我家大院内那棵高高的梧桐树的皮也被饥民们剥下来吃光了。

爷爷在他的日记中小心翼翼地记下了当时的一些场面：

1959年9月17日，中秋节，居民百余人在我院公共食堂聚餐，早餐每人月饼二枚、糯米饭一碗，中午每人饮酒五钱，食猪肉牛肉各一两，其余概系蔬菜咸菜和其他副食品。

1959年11月25日，粮管站刘同志来伙食团指导改良炊饭办法，先用冷水将米泡三个钟头，又别换清水，每大米一斤加水一斤半，蒸到点多钟就熟了，四两米可以涨到二十两饭，但群众认为是稀饭。

1959年12月6日，清晨，外孙徐树隆送来蒸肉一碗，肉肥味鲜炙热可口，我二人饱餐一顿，机会不可多得，令人兴奋不已。1960年1月17日，午后，智儿（即我父亲）买肉包子回来，（我二人）每人一枚，这种机会更不可多得矣。

从以上简略的记述，已不难窥见灾难之一斑。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年还仅仅是饥饿的开始，所以1959年中秋还能每人饮酒五钱，食猪牛肉各一两等。最可怕的灾难是在之后的1960年和1961年发生的，那以后爷爷的日记已经在政治运动中烧掉了。爷爷以七十之龄，如何受得了长期的饥饿折磨，久之，全身浮肿，双腿发亮，步履艰难，惟有跪伏床头终日呻吟。

那时有一种奢侈品叫“消肿粉”，经过特许，可以给年老的浮肿病人供应少许。这种所谓的“消肿粉”，其实就是谷糠，本来是做猪饲料的，但这时已成了人人向往的营养品。爷爷有幸享受过少量“消肿粉”，终因杯水车薪（由医院一次配给一小药包），不能救饥饿于万一，爷爷的身体还是越来越衰弱了。

 四、其实爷爷的痛苦远不止于他个人，作为陈氏家族中最年长也是德望最高的人，他在短短两年内，目睹了自己的亲弟弟、亲儿子、亲女婿、亲侄儿、亲孙女孙子一个又一个在饥荒中离他而去，那才是最痛心的。

爷爷的二弟（陈润甫），我叫他二爷爷，仅仅因为一个红苕便丢了命。那时公共食堂占用了二爷爷的房屋，二爷爷不得不从公共食堂厨房进出。有一天，饥饿难当的二爷爷从厨房过路时见四处无人便在地下捡起了一个红苕，不料被居委主任暗中看见了。当下居委主任便叫来一群打手将二爷爷抓起来，强迫二爷爷分开腿站在一个四脚朝天的长凳凳脚上接受斗争。可怜我二爷爷已近七十高龄，怎么受得了如此摧残！这还不算，斗争完了，主任一声令下，又将二爷爷结结实实捆绑起来押到了看守所。 第二天，二爷爷便死在了监狱里，至今尸骨无存。

爷爷的长子（陈懋敏），也就是我前面说的四伯父，死时只有4 8 岁。临死时他拉着我奶奶的手说：“妈，我是你的儿子，我不能孝敬您了……。”然后慢慢闭上了眼睛。奶奶抱住四伯父大哭，我父亲也扑到四伯父身上大声喊：“四哥、四哥。”四伯妈则瘫坐在地，用后脑勺狠狠地反复撞墙。那时爷爷就在四伯父的隔壁，相距不过三、四米，由于本身已病倒在床，更兼不忍看着亲生儿子死去，爷爷一直都没到四伯父床前去，只是躺在床上静听从隔壁传来的撕裂人心的哭喊声，这是多么悲惨的时刻！

爷爷的女婿（陶奎），也就是我前面说的六姑爹，被饿死时年龄最多3 0 岁，丢下六姑孤儿寡母（六姑一直守孀不嫁，今已70多岁了），爷爷老泪纵横，曾赋《浪淘沙·哭奎婿》一 首志哀。  

爷爷的侄儿，也就是二爷爷的次子（陈懋和），我叫他六叔，本是一位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大学生，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几至神经失常，平日里如同乞丐，头戴一顶破草帽、手拿一根破竹棍，六神无主，步履蹒跚，赤脚沿街游走。大约在二爷爷去世后不久也饿死在忠县东云公社长河村，我堂姐陈淑德去收尸时，竟发现六叔至死嘴里还咬着一截生红苕，不禁伏尸大哭。

爷爷的孙女，我的三姐（陈琰）当时正是青春少女，年方18 ，竟也活活饿死。三姐死时和我相距最近，大约只隔一尺多。那时我一直和奶奶同床睡，与奶奶的床一壁之隔的便是三姐的床，我晚上都是靠里睡，如果不是一层薄薄的木板相隔，我就等于睡在三姐身边了。那天早上奶奶起床后去隔壁叫三姐，连叫了几声没答应，原来三姐不知半夜里什么时候已死去了。我可怜的三姐、死在我身边的三姐，要是有救命的食物，她一定会活到今天的。

爷爷的孙子，我的九弟（陈仕德），只一岁便死去了。那时我父亲长年被派到乡下工作，制度苛严难以回家，而母亲又因大炼钢铁日夜辛苦积劳成疾至大吐血，被送重庆住院治疗，一去就是三年，几次险些死去。九弟年仅一岁，父母均不在身边，厄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了。我清楚的记得九弟那清秀可爱的面容，他死的时候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看着他孱弱的身躯一阵抽搐，娇小的手脚无助地扭动，哇哇地啼哭了一阵便停止了呼吸。九弟的棺材很小，只有两尺长，像一口小木箱，邻居王定立和雷兴德来将九弟的棺材送走时，轻轻一举便扛到了肩上。我跟着王、雷二人走出大院，他二人说，不用送，然后就扛着九弟从考棚方向去了。九弟埋在那里，至今无人知晓。得知九弟的噩耗后，我妈妈在重庆的病床上哭了几天几夜。

这么多的亲人都先爷爷而去了，一幕又一幕的悲剧使爷爷心中遭受重创，他曾在日记中哀叹：“此等悲剧，不知演到何时？”到了1962年夏天，爷爷在送走了一个又一个亲人后，自己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五、床头的油灯忽地闪亮了一下，爷爷忽然睁开了眼睛，目光吃力地向旁边搜索着，守在床前的人们一下围了过去。爷爷喘着气，目光继续吃力地扫视……“快叫陈七来，他一定是想见陈七。”父亲看出了爷爷的心事。

陈七就是我。在同辈兄弟中我排行七，家族中以至街坊上从来就叫我陈七，至今不改。爷爷有孙子1 0 个，孙女8 个，加上外孙外孙女则更多。在所有孙辈中，爷爷最喜爱我，从小我就和爷爷奶奶一床睡觉，爷爷为了伴我入睡，要背着我在院坝里反复地来回走动；爷爷也是我的启蒙老师，大约在我四、五岁时，他将废报纸裁成三寸见方的纸片，每张纸片用毛笔写一个汉字教我读写；爷爷还经常给我和所有姐弟讲历史故事，讲文学名著，讲得最多的是《聊斋》，我们一个个听得如痴如醉；爷爷经常和县上的遗老聚会，每次都带着我，我喝酒就是跟着爷爷学的，那时他有一双象牙筷，他喝酒时都用象牙筷沾着酒让我尝。此时他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还牵挂着我。啊，爷爷！

父亲和幺叔在堂屋找到了我——那一晚我们众多的兄弟姐妹全没睡。他们一左一右牵着我的手就往爷爷房里去。走到爷爷床前，围在床边的长辈们全让开了。在昏黄的油灯下，我最后一次看到了慈祥的爷爷，他平躺在床上，嘴微微张开，脸色发黄，眸子里一片浑浊，有细小的汗珠从额头沁出来。

爷爷见到我，吃力地想把头抬起来，但不行，父亲见状赶紧示意我快说话，于是我按父亲教我的话轻轻问爷爷：“爷爷，你现在心里安然吗？”（安然；方言，意即感觉好。）爷爷浑浊的目光望着我，用极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安然……就是……说话……提……提不起气……”看样子他还想告诉我什么，但已力不从心了。一会儿，他又半闭上了眼睛，嘴里吐出游丝一般的奄奄气息。

我回过头来，发现旁边的长辈们眼中都泪花闪闪。

父亲和幺叔一直牵着我的手，一会儿，他们又把我送回了堂屋。兄弟姐妹们一下围了上来，问爷爷怎么样了，我就把刚才见到的情况给大家说了一遍。正说着，突然从爷爷房里爆发出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声，其中奶奶和六姑的声音最为凄厉。这时正是三更时分，令人肝肠寸断的哭声在黑暗中震撼了整个大院，紧接着鞭炮也响了起来，与哭声连成一片。我们知道，就在这时，爷爷撒手西去了。爷爷终年72岁，那年我刚十岁。

六、爷爷的丧事办得很简单。由于困难，连按风俗在灵前点“过桥灯”的二两菜油也没有，但来吊丧的人却很多，许多人仍习惯称他为“陈大老爷”，那是他早年当过县长的缘故。一些人走到灵前便失声痛哭，还有的人用传统的礼仪向爷爷的灵位行三拜九叩大礼，忠县县委统战部和县政协也送来了花圈。

出殡的早上，街坊上的老邻居来了不少为爷爷送行。我姐姐陈琳和表姐——大姑妈的女儿徐素芳穿着洁白的衬衣神情肃穆地抬着花圈走在最前面，那时她们都还是十二三岁的小女孩，但已经非常懂事了，抬着花圈不徐不疾地带领出殡队伍前行。爷爷的墓地在城东州屏山荷花池附近一片翠竹中。下葬的时候，撕肝裂肺的哭声又一次响起，六姑哭着往墓坑里扑过去，好几个人才将她拉住了。所有长辈都泣不成声，惟有我们这些小孩，还不太懂得悲伤，只是觉得特别可怕。

没有墓碑，也没有坟台，草草地堆了一些乱石和泥土，爷爷就长眠在那里了。

两年后，可怕的“四清”运动到来了，一批无耻的打着革命旗号的流氓为了表现阶级斗争的觉悟，丧尽天良地掘开了爷爷的坟墓，将他老人家抛尸荒野，然后毁掉棺木，将坟墓夷为平地。在当时的恐怖气氛下，父亲不敢去为爷爷收殓尸骨。一生善良正派、饱读诗书，为地方文化事业做过许多贡献的爷爷，竟连尸骨也没留下！

   40年来，我无日不怀念着慈祥的爷爷。虽然他去世时我只有十岁，但他给我的影响却决定了我的一生，我后来喜爱文学并小有收获，完全是缘自他的熏陶。1996年，我写有一首《追怀先祖德甫公》的五言诗，现抄在下面，作为本文的结束：

忆昔垂髫时，嬉戏夜复昼。

吾祖德甫公，时已皤然叟。

满屋诗书香，绕膝儿孙走。

爱我一何深，食甘每分授。

杖履翰墨场，我时随左右。

玉色象牙箸，沾唇初尝酒。

庭训夜燃灯，吾辈皆仰首。

战国刀兵争，聊斋鬼狐斗。

娓娓而动听，循循以善诱 。

无何荒岁来，野蔬亦得就。

衰病渐不支，一夕忽撒手。

是时夜三更，形势不可救。

病榻泪泫然，顾我徒张口。

饥馑竟夺公，思之痛永久。

更复狂人狂，祸及九泉九。

掘骨抛荒原，亡灵亦蒙垢

遗著百万言，一火焚何骤。

忽忽三十年，白云幻苍狗。

大漠葬奸邪，秦城锁群丑。

正本复清源，吉光弥宇宙。

吾祖儒雅名，乃载志乘后。

乡邦共称贤，口碑即俎豆。

百年指一弹，谁能享万寿。

人爱亦爱人，姓字故不朽。

2002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