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蔡铁根

来源:作家文选作者:蔡金刚时间:2026-08-28 点击:

作者简介
蔡金刚，蔡铁根之子。1956年6月4日生于北京，幼年随父南迁南京、常州。三岁失去母亲，九岁丧父，由国家以孤儿抚养长大，十四岁参加工作。1980年父亲冤案昭雪后调回北京工作。2000年应聘到《人民日报》任内参编辑；2002年应聘至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编辑兼记者，2004年主持该报《参考文摘》版，2014年调整到广告发行部担任编辑，2016年退休。

蔡铁根，1911年生于河北蔚县，先后求学于北京、上海、江浙、福建等地，1933年投身东北军参加抗日战争，1936年在陕北加入工农红军，曾任红军和八路军团、旅政治部主任，地方县长，人武部长、工委书记等职。建政后任副总队长、陆军大学筹备处长、军事学院(南京)高级系学员，毕业后任军委军训部条令处长、训练总监部条令局第一副局长，军事学院战史教授会主任，是我军第一部条令的起草与编撰者，为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训练与教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父亲被冤处理到地方，正值三年大饥荒时期，直到1970年被杀害，他从未停止过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心，同时在灵魂深处开始了反思。父亲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使在蒙难中仍然坚持写日记。在遗留下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父亲对当时社会情况的真实记录和深刻反思。现只能选摘其中几篇日记，以窥一斑知全豹。

1960年10月27日实际上的饿，尚好解决，只要吃一顿饱饭也就可以暂时止住饥饿；而由于实际上的饿所引起或造成的思想上的饿，却很难解决，而且对实际上感觉上的饥饿有着互相促进作用。越是饥饿，越是饥饿；越是饥饿，越是吃不饱；越是吃不饱，越是想吃；越是想吃，越是饥饿，越是饥饿，越是……于是，坐在办公室里感觉饿，走在街上也感觉饿；白天工作时感觉饿，晚上睡觉也感觉饿；甚至梦中也饥饿的！于是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随时随地都在饥饿地发慌！由于物质上饿所引起或者造成的精神上的饿，所引起或者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本来平常人平日每天食有一斤粮食，无论如何都能吃得饱，都够吃了的。但在这饥饿的情况下，由于精神上、思想上的饿一餐饭都能吃一斤多，甚至二斤，（在下厂工作中，遇到现场会议或其他什么机会，因而受到厂里招待时，我们这些下厂干部便要放量地大嚼一顿，十两米一碗的饭至少要吃他两碗！我有几次一边大嚼一边忍不住好笑，自己不作那庄严的军官，曾几何时如何便变的这样不顾身份！其实这并不奇怪，而这正是所谓客观存在决定意识的具体事例）。
1960年11月24日近来由于节约粮食，供应定量减少，全家每月只得粮食83斤，也就是说全家五口人每顿饭只有几两多粮，距离吃饱那是太远了。每天只得吃一些非菜非饭的汤水来延续生命。孩子的妈妈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每月寄3至5斤全国通用粮票来补助。但由于最近常州宣布“通用粮票停止通用”，这个补助就也无形中被取消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得不去请求所谓居民委员会帮助解决，为了说明我们的生活情况，我将我们每天吃的非菜非饭的汤水向他说明，不料这却触犯了“不准说吃不饱”的禁令，于是一个警察样的“干部”严厉地威胁我说“要检查检查你的反动言论和反动思想，什么叫做非菜非饭的汤”！并且立即打电话给我所属的重工业局党委，要他们检查我的“反动思想”。于是不仅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闹了一肚子气并且招来了许多麻烦。
1961年1月20日中国六亿人民正在经受着一种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灾难——浮肿病。这种病已经在全国各地普遍地蔓延。据说卫生界对这种“新时代”病已经得出临床经验：从发病到死共分两期，初期是浮肿（有的人说浮肿又分三期），后期是消瘦，而到了后期就无法治疗了！因为政治上的原因，目前关于这病在全国各地的蔓延和发展情况和死亡率还不得而知，但它已在全国各地普遍地蔓延则已从各地通信中知道了。而且据说死亡率也是很高的。关于这种“时代”病的原因，据说是营养不良。明白地说就是长期地饥饿的结果！“伟大的毛病”目前正在全国各地普遍地蔓延着，发展着。可是还没有看见采取什么有效地措施！这无疑是中国人民的灾难，而且是一种惨绝人寰的灾难！……现在已经侵入到我这苦难的家庭里来了！头几天难儿虚肿，我还未曾注意。近来我的左半个身子浮肿，我还以为是神经病所致。今天看到桂兰阿姨也浮肿起来了！这可怎么办呢？医疗有什么用，唯一的办法是加强营养，可是在这连饭都不能吃饱的情况下，哪里还谈得到什么营养呢？！只好“苟延残喘”等待死期！
1959年8月6日再也想不到，户口和粮票这样极不为人所注意的小玩艺，竟会使六亿人民都失掉自由。再也想不到这“右派”二字竟会使得党内外一切有真知灼见的人闭口无言。(1959年8月1日听了常州专署各局长检讨为农业服务的思想之后)按理，革命者应该是人性最强烈的人，也就是人类感情最丰富的人，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过去曾经有人说党性与人性有矛盾，当时未曾深思且以为是谬论，近年来的实践经验越来越感觉其可疑。为了吃饱肚子，而牺牲了最大的自由，这是最不值得的，也是最可惜的。实际上完全失去了自由，也就不可能完全吃饱肚子的。
1963年2月5日（各种票证）不仅都有时间地点的限制，而且都是无价证券，但由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和物资缺乏，这些无价证券无形中都变成了高价证券。因而无形的证券交易市场（也没有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便应运而生。依靠这些证券交易而且大有横财可发；当六一到六二中间，粮食最紧张的时候，一斤粮票价格竟达两元以上，而且买一斤粮食却只需一角几分钱。这就难怪社会主义无价证券交易的兴隆了。
1963年8月20日听老李说最近苏北捕获了一个人口贩子，他由苏北向皖南贩运儿童，价格是人民币五块钱一斤。这是因为头两年皖南饿死的人太多，十室九空（不是没有东西而是连人也没有了），许多地方有地无人耕，可是现在苏北又闹“天荒”，所以出现了这种奇迹……
1963年12月3日仅仅在常州这个江南鱼米之乡，而且一直是丰收的地区，然而母子不亲、父子相仇、朋友相害的故事就不可胜数了。我的邻居，一个老太婆(还是个居民组长呢)，由于孩子们小，而口粮少，老太婆受到影响很大，因而要自行起伙，却不料引起了儿子的愤怒，竟自将他生身的母亲按倒在地拳脚相加，打了一顿。那时，我还勉强支持着下厂，就在这怀德桥，三更半夜，曾几次遇到被生身的亲娘遗弃了的孩子。他(她)们被饿的站不起身来，就睡在路的当中，等待着慈悲的拾主。就在这常州的木匠街，一个木匠，因为发现被下放的朋友带着二十几斤粮票就起了不义之心，诱友入室，持斧行凶，砍伤了朋友以至被判处了十八年徒刑。贾秘书说，在他的故乡(南阳)，在六零到六一年间，农民竟被饿死了百分之七十！有一个在解放军中当排长的小军官，因为多年不曾回家，请假回里省亲时才发现合家八口全被饿死了。据余科长谈，就在附近的宜兴西门外，有个老夫妇，他们有一个独儿子在解放军中充军官，老头因恨这革命的后果，诱骗儿子回家，当这个军官回来省亲时，才发现母亲已被饿死，而老头儿还在。可是当夜老头儿就乘儿子熟睡之际，用斧头把他亲生的儿子劈死了。就在这常州市的模范公社——荷花池管理区，儿子因为抱怨父亲吃的多，不顾儿子昼夜劳动，老头儿自缢死了。派出所因此传讯这个儿子，还没有决定给他什么处分，儿子也自缢死了。剩下一个儿媳，无法过活也寻了自尽，幸而被邻居发现救了下来，乃得不死。据说这是最近的事。……

1960年1月11日“整风”有时也叫“整党”，有时说是“审干”，有时也叫做“肃反”。（可以肯定，将来还会有新发展的）这是马列主义武库中所没有的，所以说他创造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整风”的内容是随着各个时期的需要而有不同的。开始最早的是反左倾机会主义，其次是反右倾机会主义，再就是反自由主义，反主观主义，反个人主义，反英雄主义，反宗派主义，反教条主义；三查三整，三反五反，反高饶，反胡风，反宗派，反右倾，反……“反”这个字眼，有时会使人害怕，所以在说法上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检讨”，“坦白反省”，“忠诚老实”，还有什么“抢救运动”……还有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等。“整风”的范围，开始只限于党内领导集团，后来扩大到全党，后来又扩大到党外，现在则是“六亿人民都要检讨”了。
1960年6月16日晨“要作党的驯服工具”，这个号召，大概是一九四七年整党时，向党内也就是向党员提出来的号召，最早是出于刘少奇的党员修养。而见诸报纸并成为向全党全民的号召提出，则是最近几年来的事。昨日《人民日报》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论述。这是每次整风或整风之后，惟恐整风不透的结尾号召，也就是近几年来泛于整风的最明确的答复。
制定政策不仅不能从主观的愿望出发，就从理论原则出发也不能保证没有问题。因此任何不经过人民讨论和批评的政策，都将是不得人心的，因而注定是要失败的。
父亲在常州时的日记父亲当年写下的这些文字，充满了一个对自己祖国和同胞的满怀热爱。但他“自由思考，独立精神” 的思想与实践，在那个荒诞年代给自己铸下了悲惨的命运。

（晓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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