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董加耕》（68）

来源:董加耕作者:施东明时间:2026-08-16 点击:

一个新式农民的哲学人生——董加耕访谈录（节选）【7】
施东明盐阜大众报记者

情感

人不可没有朋友，更不可忘记老朋友，特别是知心朋友，知心、知情不容易啊！且听董加耕谈——

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能没有友情和亲情。在董加耕几十年的人生道路上，既有整他的那帮“凶人”，也有给予他无微不至关怀的同志，以及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亲人的关怀。这种友情亲情是弥足珍贵的，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故乡的故人情份更令他无比珍惜。董加耕说：“人不可没有朋友，更不可忘记老朋友，特别是知心朋友，知心、知情不容易啊！”

首先要说的是，董加耕在人生成长之路上，上世纪60年初，原团省委书记王庆汉对他的帮助。他念念不忘，在王庆汉去世之后，专门撰文《良师益友情深意长》，以资纪念。

庆汉

庆汉同志是我的老上级、老领导。在他患病期间，我曾先后到南京鼓楼医院探望过他两次。他去世的噩耗，我得到较迟，未能参加悼念，只是打电话请当年在我家乡插队的老知青代表、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处任副处长的颅杭同志代送挽联挽帐，聊表对庆汉同志的一片深情和哀思。

一晃，庆汉同志离我们已经三周年了。他夫人夏晓峰同志寄给我的信，偏偏由于我调离了原单位，转到我手里时迟了，真是好人多难，好事多磨。庆汉同志当年对我的培养教育历历在目，字字句句铭记在心，使我得以度过磨难，支撑到今天，直到今后很远很远。

众所周知，我是江苏团省委表彰树立的一面旗帜。首先是在江苏省范围内宣传，做到了家喻户晓，直至发展为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青年标兵，并得到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充分肯定，进而在国际国内有较高的政治影响。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董加耕不但久经磨难而不屈，而且近年来历史出现了某种回归现象，对我的宣传报道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内到国外，不亚于60年代初的声势。这充分证明，以庆汉同志为首的江苏团省委选择典型，站在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前头，抓住事物的本质，是有远见的。

我在1963年春参加团省委召开知青座谈会（全省只有23人），我在会上的发言，他很感兴趣，随即以团省委的名义举行报告会。我记得在中山路人民大会堂，请来了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来听。由于这次报告会，把我们（参会）代表在困难时期替党分忧的精神，通过《新华日报》、《江苏青年报》和江苏广播电台宣传开来了。事情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常人的预料。1964年8月，我出席了共青团全国九大会议，并当选为团中央正式委员（庆汉同志当选为团中央常委）。1964年12月，我又当选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这在盐城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尤其永远不会忘记的是1964年12月26日那天，周总理带我和邢燕子、陈永贵、王进喜等到毛主席身边作客，我被安排在毛主席的左边。这是一代人的光荣，也是江苏省共青团工作的光荣。由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董必武副主席亲自为我的《务农日记》题词，《新式农民董加耕》一书由江苏团省委编印，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中间，可以说，庆汉同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率领工作组住在我家乡，睡地铺，吃瓜菜代。他带头挑河，平田整地，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参加生产队、大队召开的会议，讨论研究各种问题，从青年团支部的工作、群众生活安排，到我家的实际困难，以及如何处理个人与组织培养的关系等等。一年一度赴京参加团中央委员会（会议），我们一同往来，同住一个房间。他总是把我当作自己的亲弟弟，循循善诱，有时谈得彻夜不眠。一次，他知道我母亲患有关节炎，特地在北京买两瓶虎骨酒给我带回来。他知道教我学农活的江开阳大伯胃子不好，让我带药给江大伯。他经常与我通信，关怀我和从南京来插队的六名青年的生活和学习。我只要到省里开会，他都会约我们到他家去聚会。这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良师益友，情深意长。

庆汉同志走得太急了！他是省人大盐城联络组负责人，每次来盐，都要约我碰头。他洁身自好，从不沾烟酒，为人豁达大度，怎么也没想到竟得了癌症。我到鼓楼医院去探望他，他得知我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忍着病痛替我写信，向有关领导说明情况。他深情地说：“董加耕不是他个人问题，正确对待是我们党的原则问题，应该敢于讲话。”我劝他，不要过急，我不是好好的嘛，干部能上能下，要经得起考验。他又动感情了，能上能下，看他们上的那些人，有些不要说像董加耕几十年如一日，就是几年也过不了，这要让历史做结论。我从侧面了解到，他不但在“文革”中同我一样，遭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不公正待遇。我反过来做他思想工作，他朗朗笑声：“对，我们都是农民的儿子，都是苦孩子，只要不愧对组织，不愧对子孙就行。”说完，我们紧紧地拥抱。我大哭了，我流泪了。

我接到他逝世的消息时，正出差在千里之外。我强忍泪水往心里流。作为我的老首长、老领导，如果他知道中央和省、市重新给我作了正确的结论，不说彻底落实，也算是一种落实，该多么高兴啊！如果他知道我的三个孩子都已大学毕业，在工作上都很出色，尤其是我唯一的儿子在南京工作，一定会高兴地说：“小董加耕也成长起来了。”如果他知道最近《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直到中学教材上又报道和宣传我的时候，会有多么高兴啊！他如果知道我抓乡镇企业18年，被评为“全国百星”，获得金质奖章，该多么高兴啊！我深知，所有这些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组织的培养。老一辈的身体力行，尤其是庆汉同志为人师表、立党为公、为民着想的精神对我的鼓舞和教导，使我顺境不忘乎所以，逆境意志更加坚强。

作为知青的楷模，董加耕在那个年代结识了许多同时代人中的知青标兵，比如邢燕子、侯隽、赵耘、张韧等等。改革开放后，党、团组织没有忘记他们，多次组织他们见面。每一次见面，董加耕都倍加珍惜。他们也十分珍惜与董加耕的友谊。

1993年12月12日，董加耕为了乡镇企业的事，专门到天津找邢燕子。那天，他在日记中记道：“上午八时，在天津站见到了多年老友邢燕子、赵耘。他们在东站等了一个小时，中午在北辰区人大燕子处招待中饭。饭后，我决定立即去宝抵侯隽那里，中午下午四点到了宝抵。在县长办公室，侯隽接待我们，燕子、赵耘同志参观了县城，看了县志，访问了侯隽的家。侯隽的爱人（下乡知青）司福裕人很好，现在县粮局工会。侯隽发起老知青红十字会，燕子和赵耘报名参加了。晚上，县长赵光明设宴招待我们。”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董加耕和他当年同时代的老战友重温过去的时光，并且得到特殊的接待安排。他当时撰写了一首赴天津访赵耘、邢燕子、侯隽的诗：

南耕北耘心相牵，
风云变幻思想定。
青年豪情今忧在，
开拓未来新贡献。

董加耕生长在苏北的乡村，未踏上政治之途时与许多人共过事。他时常记起这些人和事。特别是1995年10月1日，他和妻子鸿鸾到乡下小住，倍感乡情友情之珍贵。他在日记中记下这件事：“用政协小车与郝鸿鸾一起到尚庄，在郝鸿涛处吃中饭，接着步行到董伙，晚上住钱山家。2日步行到北蒋楚九，在国海家吃中饭，晚上回董伙，住阿鸽家。3日从董伙步行到葛武，然后步行到旭东，在红应家吃中饭，下午四点步行到葛武，在程鹏桂处吃稀饭。接着走访周光宇、潘瑞莲，晚上住郝仁忠处。4日早饭前与老社长董志春一起看望60年代初在董伙的小学校长凌祥同志。他夫妇俩致富保本，老当益壮。”

在几十年的生活中，董加耕和普通人一样，经受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世俗亲情，特别是他对家人的念想、关照，对故人的思念，都作了一些记载。在董加耕所有的亲人中，他和其兄董加谷的感情至深感人，且看他的相关记载：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三

我和老郝步行先看大哥加谷，他坚持锻炼，身体还可以。就是供销社只发四个月的生活费，看病自费。老郝看他心酸，给他100元，他很激动。好事多磨，好人多难。当日，董加耕赠给加谷兄两本书《名贵花卉的栽培》、《董加耕》，并题词：日月共存天地转，兄弟同心子孺宽。时间疾逝人易老，唯有真情暖心窝。

××年三月二十一日

昨晚接到大侄来电，说加谷病重，已处病危状态。听后，我和老郝思绪起伏。俗话说，长兄如父。他为人老实，生四男四女，把他们成家立业，吃尽千辛万苦。对我这个弟弟，他虽能力有限，但尽了力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52年秋我考入尚小，他在供销社烧饭，我常到他那里吃饭。有一次，他在水码头拾到一件青年装，给我穿。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时，他夫妻俩来看我。我七上八下。他没为我少操心，毕竟是一娘所生的亲兄弟啊！他如今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也算是福气了。寿虽不算太长，但超过了爹爹、老太爷了。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他不识几个字，全家2亩半地，凭什么养活全家十口人，并个个成人成才、成家立业呢？

董加耕对人的生死与亲情亦有自己的看法，比如盐阜地区农历七月十五祭鬼，他认为是一种纪念，是一种亲情的表达。他在一次日记中记到：“今天是祭祖，俗说鬼生日，我七时乘车到老家祖坟上烧纸币。我是不信鬼神的，只认为是一种纪念和安慰，不忘生身之父母。这是天地间用金钱买不到的，人不会有转世，唯有珍惜当世。”

董加耕对父母有着浓厚的感情。生活中的点滴，总会使他想起父母。有一次，他乘车到龙冈镇，看到新老街的变化，就想起1961年3月，他父亲步行到龙冈中学看他。那时父亲瘦得不像个人，他陪着父亲在小饭店吃了9分钱一碗面条。那是他和父亲的最后一别！父亲回去不到一个月就死了，死时只有53岁。这是有病没钱治加之没得吃，饿得吃发了青的茨菇中毒身亡了啊！……父亲是为了我们而牺牲的啊！董加耕说，或许他不读高中，回去挣工分不至于让父亲那样！这至今是他难忘的伤痛！

在人生的征途上，董加耕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姨兄叫沈万明。他是一个革命老战士，几十年来一直关心和帮助他。在姨兄年老之际，董加耕也非常关心他，表达了诚挚的感情。在董加耕的日记和文章中多有记载。且看他在姨兄追悼会之后的日记。

七月五日农六月初四

60年前，一个15岁的少年赤脚投奔英勇的新四军。15岁啊，金色的少年，应是天真烂漫，读书求学，而他沈万明却咬牙离乡背井，冒着敌人的炮火，用血肉之躯支撑危亡祖国的大厦。他全靠毅力战胜饥寒，参加数十次战斗，用小米加步枪战胜敌人。我们家乡差不多每个村都有牺牲的革命战士。万明哥一去就是15年没有任何消息，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我母亲与他母亲是嫡姐妹，两家都很穷，我母亲有时做点衣服、鞋子给他穿。他父亲沈福金因贫穷早就去世，四个孩子全靠姨母一人拉扯，实在不容易。我听母亲说，万明哥走时，我刚出生三个月。我今年60岁了，他参加革命就是60年了。他人好耿直，真心不二，对我的关怀更是这样。1954年秋，我从尚庄小学考入盐中，万明哥从上海回苏北，他当时在北京公安部公安学院学习。从万明哥穿的汗衫上印的字，我断定出他的工作单位。我冒险地向他写了一封信，不久出人意外地收到他的回信。他和光英嫂那种不怕牺牲、为国为民的品德，成了我心中的英雄。他们还从牙缝里省下一些钱，寄给我读书。当时学校里号召我们学习的有董存瑞、刘胡兰、黄继光等，他们是死去的英雄，而万明哥是活着的英雄。

我立志务农，是上述精神的继续，也是他们给予的鼓舞。困难时期，他们夫妻省吃俭用支持我家，每年都要寄些钱物给我母亲。他们的来信，我母亲一直保存着，直至她逝世。

十年“文革”，我是地区最大也是最年轻的当权派，万明哥也是当权派，各自在困境中煎熬，又是一次生与死的考验。一切嘲笑我们兄弟的人，都希望我们失败，戴上各式各样的反革命帽子。我们不仅坚强地活着，而且活得很好。1975年春，我担任团中央筹备组副组长驻京办公，万明哥特地从铁岭赶到北京看望我。弟兄俩在天安门烈士纪念碑前合影，意思是永不忘革命先烈，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还抽空回乡探亲，我印象深的有两次：一次1980年他和上海侄儿沈宏一起到董伙，当时我落实政策新砌四间茅屋，他和侄儿住东房间；第二次是我到郭猛工作时，他和光英一起回来的，我陪他看过胥品清，他还送过老胥的鹿茸。他们最艰苦的时候一起打过游击。那次，我们在盐城的四人合影至今还保存着。

1997年春，他们从铁岭回盐定居。我到处奔波，帮他们挑选了比较理想的房子。但由于盐城冬天没暖气，他们不习惯，就到南京老年公寓养老，我陪他们去的。过了两个春节，实际不到二年，万明哥就于星期天（7月2日）病危，7月3日上午7时20分患脑血栓加脑溢血而去世了，只活了75岁，真是太快了！他这么早就离开我们，临终前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怎使人不悲痛呢？老天真是不公啊！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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