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长征记》第二十七章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上）
来源:人民网 作者:曲爱国 张从田 时间:2016-10-10 点击:
第二十七章 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上）
红二、红四方面军走出草地，进入甘南时，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一面增兵华北，加强对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控制，一面加紧向西北各省的渗透，策动和支持伪“蒙古军”对绥远发动进攻。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不断高涨，以支援绥远抗战为起点，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中国共产党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更加深入人心。国民党内部特别是一些地方实力派开始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派代表到陕北，要求同红军订立抗日协定；山西的阎锡山部队和绥远的傅作义部队已被卷入绥远抗战，并开始同中共和红军商谈抗日问题；川军刘湘等也开始趋向抗日反蒋。在国际上，除苏联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外，英、美等国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更加趋于鼓励中国政府对日本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在国内、国外的压力之下，蒋介石的对日态度逐渐转变，开始加强对日作战的准备工作。
在西北地区，党对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取得更大进展。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同红军的关系更加密切。红一方面军已经结束西征，主力在豫旺堡、豫旺县城及其附近地区休整，新开辟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与原陕甘苏区连成了一片，陕甘苏区更加巩固，并不断扩大。随着红二、红四方面军进抵甘肃南部地区，红军三大方面军已经形成了逐步靠拢的有利局面。
鉴于形势的变化，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省保安召开扩大会议，制定新的方针和战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党和红军的三大战略任务的首位，同时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正式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决定以蒋介石政府为统战谈判的主要对手，同时继续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谈判，大力开展群众抗日运动，以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道路。
宁夏战略计划
为了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避免与南京方面冲突，同时考虑到陕甘苏区人口稀少，粮食缺乏，三大主力会师后，经济将出现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决定两大主力会师后，乘蒋介石正忙于解决“两广事变”、胡宗南主力南调之机，联合东北军发展西北抗日局面，占领宁夏，打通与苏联的联系，然后出兵绥远，同日伪军作战，以推动全国抗日局面的实现。
基于此，中共中央经与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等协商后，于8月12日指示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要点是：一，红军同东北军合作，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二，在9月底前，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州或其附近地区作为临时根据地，以有力一部攻击陇西和河州（即临夏），调动毛炳文、马步芳部东援，以支援东北军于学忠部占据兰州，进而控制河西走廊的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三，10月和11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西（安）兰（州）公路会师，完成进攻宁夏的准备；四，12月起，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对付蒋介石军队的进攻，以两个方面军趁结冰期过黄河，消灭马鸿逵部，占领宁夏；五，宁夏占领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一部，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抗击日军和伪蒙军的进攻，把全国抗日运动推向更高阶段。
夺取宁夏战略计划的制定，是中共中央为贯彻“逼蒋抗日”方针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促进三大主力红军会合的重大战略步骤。
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夺取宁夏战略计划，红军各部队在积极进行准备工作。8月上中旬，红一方面军主力分别集结在豫旺堡、豫旺县城、洪德城等地休整训练，征集资财，准备南下作战，并以一部兵力担负侦察敌情、清剿土匪、牵制和袭扰敌军等任务。同时，方面军各部队遵照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向全体指战员宣告了红二、红四方面军已经到达甘南的消息，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斗志昂扬，积极准备迎接和会合长途远征的红二、红四方面军兄弟部队。
实现宁夏战略计划，首先在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切实控制甘南，建立临时根据地。当时，甘南地区驻有国民党军第3军王均部、第37军毛炳文部各十个团，新编第14师八个团，分别部署在陇西、武山、武都、文县、西固、岷县、临潭等地；东北军领导人按照同中共中央商定的计划，将第67军三个师和第105师两个旅由陕北地区向甘肃境内隆德、静宁、固原地区集中，将第51军三个师向兰州及其附近集结。蒋介石为阻止红军主力会师和监视与分割东北军，在两广事变解决后，正调其嫡系胡宗南部第1军重新进驻甘肃。
针对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心阻止胡宗南部入甘，以便紧密联合东北军保障夺取宁夏战略计划顺利实现，并使党在与蒋介石政府的谈判中造成有利地位，于8月30日对红军部署作了调整：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保卫苏区，主力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建立并发展甘南苏区；红二方面军占领凤县、宝鸡、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建立苏区，东与陕南苏区、西同甘南苏区相联系。同时，中央指出：“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二方面军向东行动为最重要，不但是冬季红军向西北行动的必要步骤，而且在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之间不久将举行的双方负责人谈判上也属必要。”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主力，于8月31日从豫旺堡南北地区向西出动，迅速控制了中宁至固原大道以西、海原以东地区。随后，红1军团以第1师（缺第13团）附骑兵第2团一部组成特别支队，在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下，经硝河城向南挺进，于9月14日占领将台堡，军团主力进至七营东西山地；红15军团以步骑兵各一个团组成特别支队，由红73师政治委员陈漫远指挥，向靖远挺进，于9月14日占领打拉池。军团主力进至海原以北、同心城以南地区。
红二方面军在行动中担负着“最重要”的任务。应贺龙等人的强烈要求，任弼时离开西北局，回到红二方面军，刘伯承也随红二方面军行动。9月7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在哈达铺召开会议，制定战役计划。翌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发布《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决定乘陕甘敌人分散的时机，东出陕甘边界，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凤县、略阳、康县之敌，并袭取以上县城，建立临时根据地，配合一、四方面军行动，求得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具体部署为：红6师为左纵队，从西固进据武都通戍县公路上佛耳岩地段要点，向武都敌人佯动，并遏止其回援成县，待中纵队袭取成县时，即北取康县、略阳；以红2军主力及红32军为中纵队，由荔川经闾井、洮坪西北附近石峡关进攻，袭取成县、徽县；以红6军为左纵队，伪装成攻天水模样，经天水镇（非城）、商桥，袭取两当，然后袭占凤县。要求各部队不顾疲劳，立即出动，使“战役任务期于九月底完成”。
红二方面军兵分三路，迅速展开，由于部队行动方向为国民党军王均与川军孙震部的结合部，防务空虚，所以部队进展非常顺利。至9月19日，先后占领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接着又以一部兵力进攻凤县，圆满地完成了成徽两康战役计划。在战役期间，红二方面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红军，筹集物资，建立起了以徽县为中心地区的临时根据地。
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已经结束岷洮西战役，在甘南地区完成展开。红军三大方面军形成了夹西（安）兰（州）大道南北呼应，随时会师的有利态势。
北上？西进？
三大红军在西北地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并逐步靠近，使得蒋介石如坐针毡。此时，“两广事变”已经平息，胡宗南部正在北上途中，蒋介石决定，以胡宗南、王均、毛炳文三个军阀迅速抢占西（安）、兰（州）大道上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彻底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通路。
胡宗南接到命令后，率部乘车由湖南昼夜兼程北上，先头补充旅于11日到达静宁，主力随后陆续到达西安、咸阳。东北军第67军和第105师主力移到固原及其以北地区，准备配合马鸿逵部南北夹击红一方面军，第51军集中于兰州、榆中；中央军第25师、第49师、第51师、第140师和孙震指挥的川军第41军、东北军第109师等部，均向陕、甘南部边界地区推进，准备配合王均、毛炳文部分别围攻红二、红四方面军。青海马步芳部也派出一个旅向临潭进击，协同夹击红四方面军。
根据战场形势变化，朱德、张国焘于9月13日致电中央，提出了“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的作战建议。
也是在此时，9月11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并答应在宁夏占领后给予武器、技术援助；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
毛泽东根据敌情变化和共产国际来电的精神，对三大主力协同作战形成了新的设想，果断改变预定计划，决定提前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以便集中力量在静宁、会宁地区全力阻止胡宗南部西进，寻机歼灭其一部，打乱蒋介石的部署，然后在两个月后执行进军宁夏的计划，待占领宁夏取得苏联帮助后再攻取甘肃西部。
14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共产国际电报内容，对红军作战行动做出新的部署：红一方面军一部兵力向西兰大道静宁、会宁段挺进，直接配合红四方面军夹击胡宗南部，一部兵力确保定边、盐池、豫旺县等要地在我手中，为下一步夺取宁夏创造有利条件；红四方面军主力迅速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部西进；红二方面军在甘南和陕西西南地区活动，以一部兵力直出宝鸡以东地区，钳制与侧击胡敌，配合红四方面军作战。电报指出：“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钳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
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坚决支持中央做出的新的战役部署和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的部署。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致电中央，表示：“静、会战役不独是适合当前的政治、军事需要之正确决定，且是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之正确决定……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党与中国革命事业最可喜幸之条件。”
但张国焘却对中央的战略部署颇有微词，特别是对决定由红四方面军担负战役主力大为不满，主张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作战。他致电正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周纯全：“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令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休整，准备西进青海和甘肃西北部，只以一个师向静宁、会宁大道之青石驿或界石铺突击，做截断交通的准备，“但必要秘密机巧，运动自如，万不可与优势及守城碉之敌硬拼”。
此刻，红军其他部队已经遵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部署开始行动。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为确保同心城至七营之间地区于自己手中，作为进攻宁夏的前进阵地，以主力隐蔽集结于这一地区，准备打击南北进犯之敌，同时以红1军团特别支队继续控制兴隆镇等地，并于18日晚派红1团占领了西兰公路上的要点——界石铺。红二方面军在占领徽县、两当后，以红2军威逼两和、凤县、略阳等地，红6军则准备向西兰公路宝鸡至天水段出动，迟阻胡宗南部西进，策应红一、四方面军作战。只有红四方面军部队由于张国焘的阻挠迟迟未动。
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正在疾速西进，能否实现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部，进而实现宁夏作战的计划，关键在于红四方面军能否迅速出动，在西兰大道静宁、会宁完成展开。为此，9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并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要求红四方面军迅速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指出：不让胡宗南部占领该地区是“最重要一着”。同时指出，由于国民党军马鸿逵部威胁甘肃、宁夏边境地区，红一方面军主力暂不宜南下作战；对胡宗南部作战宜以红一、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红一方面军将以一个师向静宁、会宁一线出动，配合红四方面军作战。9月17日，中央再电朱德、张国焘，说明敌情，要红四方面军迅速北出至隆静大道，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并说明红一方面军已派第1师向隆静大道北侧运动，加以策应，“机不可失，千祈留意”。
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焦点在于红四方面军部队是西进还是北上。在不断接到中央来电的同时，朱德多次找张国焘、陈昌浩等商量红四方面军的行动问题，力主按照中央要求，迅速北上至隆静线。陈昌浩被朱德说服，同意迅速北进，实现同红一方面军的会合。但张国焘畏胡宗南部如虎，又看到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坚决反对在静宁、会宁地区迎击胡宗南部，顽固地坚持西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的主张。
9月16日至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州附近的三十里铺召开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张国焘主持会议，朱德、陈昌浩、傅钟、曾传六、李卓然、萧克等参加会议。会上，朱德、陈昌浩拥护中央的指示，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与敌决战。张国焘却认为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红四方面军独自在西兰大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因此提出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会议因此争论不休。
会议开到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员住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去了。朱德气愤地说：“他不干，我干!”他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着手制定部队行动计划。
当天黄昏，张国焘又派人通知继续开会。朱德等人赶到张国焘的住处，参加会议的多数人都支持朱德的主张。陈昌浩此刻完全站到了朱德一边，坚决反对张国焘的方案，这对于会议的结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张国焘在这种情况下，被迫说：“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
18日晚，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联名发布《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决定：“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相机占领静、会及通定西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部署红四方面军各部向西兰大道静、会段前进。
9月19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电中央，报告岷县会议决定：“四方面军全部向定西、会宁、静宁线开动，以会合一方面军夹击与速击胡部为目的，先头师十四五日到界石铺，大部月底到达”，并建议“请大动员并选择最快与适宜地点同你们会面，商决一切。”20日，朱德又致电中央：“已释疑虑，迅速取得会合在静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
毛泽东接电后，如释重负，于21日与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复电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四方面军北（进）部署既定，对整个战略计划甚为有利。”
然而，张国焘虽然被迫统一部队北上，却没有放弃其西进的主张，不赞成在静会地区同胡宗南部作战，也不赞成红一、红四方面军合取宁夏，更不愿意北上同中共中央会合。陈昌浩后来回忆说：“岷州会议是西进与北上的争论。张国焘是不会合的。会议开了好几天，张国焘坚决主张向青海之西宁进军，怕会合后他就垮台了。我们坚决反对西进，与他争。他最后以总政委的身份决定西进，决定后就调动部队……我认为张国焘的决定是错误的，我有权推翻他的决定，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名义下达命令，左翼部队停止西进，准备待命，右翼部队也停止西撤。命令下达后，张国焘就知道了。他深夜三点多钟找我来了，谈了三点：一，我无权改变他的计划；二，命令是错误的，今天革命形势应该保存四方面军；三，会合后一切都完了，要让我们交出兵权，开除我们党籍，军法从事。说到这里就痛哭起来。我当时表示：一，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决定是错误的；二，必须去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我们是党员，有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谈到这里，张国焘就走了。”
陈昌浩立场的改变，对于张国焘的打击非常大，因为他一直视陈昌浩为最亲密的助手，现在陈昌浩从错误路线中完全觉悟，坚定地站到了中央的立场，全力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张国焘感到自己已经成了孤家寡人。但是，他并不肯就此放弃自己的西进路线，岷州会议结束后，他连夜赶到漳县红四方面军前线指挥部，向徐向前、周纯全等没有参加会议的领导人片面介绍岷州会议的情况，介绍他与陈昌浩的争论，还流着泪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吧，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
接着，他向徐向前等人详细说明了自己的作战设想。徐向前等人并不完全了解中央的意图和岷州会议的具体情况，只是从纯粹的军事角度，认为张国焘的意见也不无道理，遂与张国焘一起拟定了西渡黄河的作战方案：红四方面军以两个军西渡黄河，抢占水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部；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
9月21日，张国焘、朱德发出电报，“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要求部队停止行动，原地待命，准备“自主”实行西渡黄河的计划。他还向红军总部通讯部门发去密电：“所有朱（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请兄等绝对负责。”企图封锁消息，切断朱德等人同中央和各方面的联系。22日，张国焘又以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并转贺龙、任弼时，一方面表示“我们完全同意国际指示，实现红军主力进到宁夏及甘肃北部的计划”，“并具体实现一、二、四方面军在这一地区的会合”；一方面又认为“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反对红一、红四方面军进军宁夏，主张红一方面军单独攻占宁夏，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另创局面。
朱德原以为张国焘去漳县是组织部队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的，没有想到张国焘会另搞名堂，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立即于9月22日3时致电徐向前、周纯全并转张国焘：“国焘同志电悉，不胜诧异。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静、会战役各方面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并提议在漳县再召开西北局会议，“续商大计”。同一天，朱德又排除阻挠，把静、会战役计划变故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并通报给红二方面军，表示：“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9月22日，朱德骑马赶了六十公里路程，奔至漳县。第二天，西北局在漳县附近的三岔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再次召开会议。朱德在会上几次发言，坚决维护岷州会议关于北上的决定。他说：“第一个战役计划和第二个是有很大区别的。第一个计划是有利的。”“所以我坚持第一个计划。现在即决定第二个方案，对整个形势不能抓住，会合要迟，联合战线受影响。”他责问张国焘：现在迅速北上，可以不经过同敌军决战而实现会合，“可能会合为什么不会合”、“岷州会议的决定是由西北局成员集体讨论做出的，你当时既然表示服从并签了字，为什么到漳县就完全改变了，不经过西北局重新讨论就改变计划？你即使是党的书记，也要根据决议来工作，这是关系到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当弄清楚。”
张国焘蛮横地回答：“我是西北局书记兼红军总政委，有权调动部队，我完全负责，经我决定了可以不经朱德同意，当我不能执行职权而别人要调动军队时，我要提出抗议。”他坚持西进主张，说，“西进的地区人口稠密，部队供应可解决，过黄河的困难也不大，青海、甘北的马步芳、马鸿逵总比胡宗南好对付，从那里也可以和一方面军会合。北上静会作战要充分估计我们的能力。部队刚刚走出草地不久，到甘南又连续作战，没有休整，相当疲劳，人员弹药都不足。胡宗南部近年几乎没有多少战斗消耗，人员装备齐全，且供应充足，我们不得不作万一之想。我说北上会、静是断送红军，不是吓唬人的。”
在讨论中，出席会议的人员中许多人从红四方面军部队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与胡宗南部决战表示担忧，会议最后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朱德在最后表示保留意见，并要求将新的决定立即报告中央，如中央不同意，仍要坚决执行第一方案。他并要求张国焘对这个改变负责，说：“若强迫我们赞同是不可能的。”
会后，根据张国焘的命令，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开始向洮州推进，调查行军路线。其他部队奉命停止北进，迅速筹足八天干粮，待命行动。9月24日，红四方面军在通渭的部队南撤转向西进。
26日，张国焘等连电中央，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可接通外蒙和新疆，得到国际帮助，并可接应一、二方面军占领宁夏地区”；“因此，我们决定四方面军即应行动，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同时表示：“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原计划实施。”
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获悉张国焘改变计划的消息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非常焦急，于25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关于一、二、四方面军目前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否则，只有利于敌之各个击破，于革命与红军发展前途有损。我们已向陕北建议，根据目前情况和三个方面军实际情况做出三个方面军行动的最后决定。”并指出：“以四方面军目前位置再北移转会（宁）地区，尚不致丧失时机。我们请求你们暂以四方面军停止在现地区，以（待）陕北之决定。陕北与国际有联络，因国内情况较明了，而且与各方面行动、统一战线工作有相当基础，必能根据各种条件订出有利整个革命发展的计划。”
中共中央一面令红一方面军向南增强兵力，不使胡宗南部迅速西进，而阻断红军3个方面军之间的联系，一面反复致电张国焘进行说服工作。9月24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表示：过去的争论应该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电报指出胡宗南部西进的目的是压迫与削弱红军，割断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形势，红军的基本对策应该是：第一步集中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及其南北地区，给胡宗南部以打击，粉碎其企图；第二步以两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一个方面军控制胡宗南部；第三步，在得到苏联的帮助后，分兵略取甘西、绥远，乃至重占甘南。25日，中央领导人再次电示朱德、张国焘：“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北上后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则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
但是，张国焘顽固坚持其西进方针，依旧反对迅速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于26日致电中央，为其西进方针辩护：“如果一、二、四方面军都集中西兰公路以北，万一敌将宁夏兵力加强，甘北凉州、古浪、永登线形成封锁，敌主力由西兰公路向北压迫，整个红军将陷于狭小地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的一环，既可接通外蒙、新疆，得到国际帮助，又可接引一、二方面军占领宁夏地区……因此，我们决定四方面军即经循化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将胡敌向甘北吸引，对一、二方面军实为有力配合。敌若以主力入甘北，又给一、二方面军在现地区大大活动机会，由四方面军以有力一部接应一、二方面军合力取宁夏，则宁夏更有把握取得。现部队已按此决定调动，不便再更改，千祈采纳。”
同日20时，张国焘等人再次致电贺龙、任弼时等人和党中央，表白说：“此次西渡计划决定，决非从延误党和军事上统一集中领导观点出发，而是在一、二、四方面军整个利益上着想。……西渡计划确系站在整个红军利益的有伟大意义的正确计划，现我们仍照西渡计划行进，望以此实情多方原谅。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
任弼时等人对张国焘对抗中央的行为非常气愤，在认真研究了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来往电报后，为了维护中央的权威，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于27日致电中央：“你们与朱、张来电俱读悉。国焘等同志已提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义统一党的领导，并请中央最后决定四方面军行动。我们建议中央即按各方情况与需要，迅速做出三个方面军目前行动计划的决定。我们已电朱、张、徐、陈，请求暂令四方面军停止现地，以待中央最后决定。时机紧迫，请迅速决定，即告。”
中共中央认真考虑了张国焘所提出的设想和任弼时等人的建议，同时洞察张国焘西进的真实意图。9月27日，经过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认真讨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通报讨论结果：“中央认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一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且胡敌因西兰路断怕我攻击，又怕东北军不可靠，不敢向隆德、静宁，拟向天水靠近王均。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偏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招不慎，全局皆非之虞。……因此，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9月18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一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是万无一失。”
随后，中央于同日，即27日，再次电令朱德、张国焘并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首长：“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从宁夏、兰州间渡河夺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钳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张国焘在洮州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的指示。恰在此时，率先头部队调查行军路线的徐向前在洮州以北当地老乡那里得知，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据此，徐向前认为西渡渡河的计划难以实现。他随即返回洮州，向朱德、张国焘汇报了情况。张国焘见西渡黄河的计划无法实现，加之朱德苦口婆心、软硬兼施进行劝导，只得同意部队停止西进，继续北上。
9月27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电告中央，表示：“已遵照党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先头一师10月4日可到通渭，8号可到介石堡（界石铺）。”
至此，北上、西进的争论告一段落，张国焘所挑起的风波宣告平息。
在西北地区，党对各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取得更大进展。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同红军的关系更加密切。红一方面军已经结束西征，主力在豫旺堡、豫旺县城及其附近地区休整，新开辟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与原陕甘苏区连成了一片，陕甘苏区更加巩固，并不断扩大。随着红二、红四方面军进抵甘肃南部地区，红军三大方面军已经形成了逐步靠拢的有利局面。
鉴于形势的变化，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省保安召开扩大会议，制定新的方针和战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党和红军的三大战略任务的首位，同时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正式制定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决定以蒋介石政府为统战谈判的主要对手，同时继续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进行统战谈判，大力开展群众抗日运动，以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道路。
宁夏战略计划
为了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避免与南京方面冲突，同时考虑到陕甘苏区人口稀少，粮食缺乏，三大主力会师后，经济将出现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决定两大主力会师后，乘蒋介石正忙于解决“两广事变”、胡宗南主力南调之机，联合东北军发展西北抗日局面，占领宁夏，打通与苏联的联系，然后出兵绥远，同日伪军作战，以推动全国抗日局面的实现。
基于此，中共中央经与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等协商后，于8月12日指示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要点是：一，红军同东北军合作，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二，在9月底前，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州或其附近地区作为临时根据地，以有力一部攻击陇西和河州（即临夏），调动毛炳文、马步芳部东援，以支援东北军于学忠部占据兰州，进而控制河西走廊的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肃州（今酒泉）；三，10月和11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西（安）兰（州）公路会师，完成进攻宁夏的准备；四，12月起，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对付蒋介石军队的进攻，以两个方面军趁结冰期过黄河，消灭马鸿逵部，占领宁夏；五，宁夏占领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一部，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抗击日军和伪蒙军的进攻，把全国抗日运动推向更高阶段。
夺取宁夏战略计划的制定，是中共中央为贯彻“逼蒋抗日”方针而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促进三大主力红军会合的重大战略步骤。
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夺取宁夏战略计划，红军各部队在积极进行准备工作。8月上中旬，红一方面军主力分别集结在豫旺堡、豫旺县城、洪德城等地休整训练，征集资财，准备南下作战，并以一部兵力担负侦察敌情、清剿土匪、牵制和袭扰敌军等任务。同时，方面军各部队遵照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向全体指战员宣告了红二、红四方面军已经到达甘南的消息，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斗志昂扬，积极准备迎接和会合长途远征的红二、红四方面军兄弟部队。
实现宁夏战略计划，首先在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切实控制甘南，建立临时根据地。当时，甘南地区驻有国民党军第3军王均部、第37军毛炳文部各十个团，新编第14师八个团，分别部署在陇西、武山、武都、文县、西固、岷县、临潭等地；东北军领导人按照同中共中央商定的计划，将第67军三个师和第105师两个旅由陕北地区向甘肃境内隆德、静宁、固原地区集中，将第51军三个师向兰州及其附近集结。蒋介石为阻止红军主力会师和监视与分割东北军，在两广事变解决后，正调其嫡系胡宗南部第1军重新进驻甘肃。
针对上述情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心阻止胡宗南部入甘，以便紧密联合东北军保障夺取宁夏战略计划顺利实现，并使党在与蒋介石政府的谈判中造成有利地位，于8月30日对红军部署作了调整：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保卫苏区，主力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以南地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作战；红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建立并发展甘南苏区；红二方面军占领凤县、宝鸡、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建立苏区，东与陕南苏区、西同甘南苏区相联系。同时，中央指出：“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二方面军向东行动为最重要，不但是冬季红军向西北行动的必要步骤，而且在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之间不久将举行的双方负责人谈判上也属必要。”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主力，于8月31日从豫旺堡南北地区向西出动，迅速控制了中宁至固原大道以西、海原以东地区。随后，红1军团以第1师（缺第13团）附骑兵第2团一部组成特别支队，在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下，经硝河城向南挺进，于9月14日占领将台堡，军团主力进至七营东西山地；红15军团以步骑兵各一个团组成特别支队，由红73师政治委员陈漫远指挥，向靖远挺进，于9月14日占领打拉池。军团主力进至海原以北、同心城以南地区。
红二方面军在行动中担负着“最重要”的任务。应贺龙等人的强烈要求，任弼时离开西北局，回到红二方面军，刘伯承也随红二方面军行动。9月7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在哈达铺召开会议，制定战役计划。翌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发布《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决定乘陕甘敌人分散的时机，东出陕甘边界，打击成县、徽县、两当、凤县、略阳、康县之敌，并袭取以上县城，建立临时根据地，配合一、四方面军行动，求得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具体部署为：红6师为左纵队，从西固进据武都通戍县公路上佛耳岩地段要点，向武都敌人佯动，并遏止其回援成县，待中纵队袭取成县时，即北取康县、略阳；以红2军主力及红32军为中纵队，由荔川经闾井、洮坪西北附近石峡关进攻，袭取成县、徽县；以红6军为左纵队，伪装成攻天水模样，经天水镇（非城）、商桥，袭取两当，然后袭占凤县。要求各部队不顾疲劳，立即出动，使“战役任务期于九月底完成”。
红二方面军兵分三路，迅速展开，由于部队行动方向为国民党军王均与川军孙震部的结合部，防务空虚，所以部队进展非常顺利。至9月19日，先后占领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接着又以一部兵力进攻凤县，圆满地完成了成徽两康战役计划。在战役期间，红二方面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红军，筹集物资，建立起了以徽县为中心地区的临时根据地。
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已经结束岷洮西战役，在甘南地区完成展开。红军三大方面军形成了夹西（安）兰（州）大道南北呼应，随时会师的有利态势。
北上？西进？
三大红军在西北地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并逐步靠近，使得蒋介石如坐针毡。此时，“两广事变”已经平息，胡宗南部正在北上途中，蒋介石决定，以胡宗南、王均、毛炳文三个军阀迅速抢占西（安）、兰（州）大道上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彻底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通路。
胡宗南接到命令后，率部乘车由湖南昼夜兼程北上，先头补充旅于11日到达静宁，主力随后陆续到达西安、咸阳。东北军第67军和第105师主力移到固原及其以北地区，准备配合马鸿逵部南北夹击红一方面军，第51军集中于兰州、榆中；中央军第25师、第49师、第51师、第140师和孙震指挥的川军第41军、东北军第109师等部，均向陕、甘南部边界地区推进，准备配合王均、毛炳文部分别围攻红二、红四方面军。青海马步芳部也派出一个旅向临潭进击，协同夹击红四方面军。
根据战场形势变化，朱德、张国焘于9月13日致电中央，提出了“一、四方面军乘胡敌在西北公路上运动之机，协同消灭其一部。二方面军尽力阻止和迟滞胡敌西进”的作战建议。
也是在此时，9月11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占领宁夏和甘肃西部，并答应在宁夏占领后给予武器、技术援助；同时坚决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
毛泽东根据敌情变化和共产国际来电的精神，对三大主力协同作战形成了新的设想，果断改变预定计划，决定提前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以便集中力量在静宁、会宁地区全力阻止胡宗南部西进，寻机歼灭其一部，打乱蒋介石的部署，然后在两个月后执行进军宁夏的计划，待占领宁夏取得苏联帮助后再攻取甘肃西部。
14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共产国际电报内容，对红军作战行动做出新的部署：红一方面军一部兵力向西兰大道静宁、会宁段挺进，直接配合红四方面军夹击胡宗南部，一部兵力确保定边、盐池、豫旺县等要地在我手中，为下一步夺取宁夏创造有利条件；红四方面军主力迅速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部西进；红二方面军在甘南和陕西西南地区活动，以一部兵力直出宝鸡以东地区，钳制与侧击胡敌，配合红四方面军作战。电报指出：“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钳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
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坚决支持中央做出的新的战役部署和三个方面军协同作战的部署。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致电中央，表示：“静、会战役不独是适合当前的政治、军事需要之正确决定，且是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合，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之正确决定……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党与中国革命事业最可喜幸之条件。”
但张国焘却对中央的战略部署颇有微词，特别是对决定由红四方面军担负战役主力大为不满，主张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作战。他致电正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徐向前、周纯全：“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令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休整，准备西进青海和甘肃西北部，只以一个师向静宁、会宁大道之青石驿或界石铺突击，做截断交通的准备，“但必要秘密机巧，运动自如，万不可与优势及守城碉之敌硬拼”。
此刻，红军其他部队已经遵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部署开始行动。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为确保同心城至七营之间地区于自己手中，作为进攻宁夏的前进阵地，以主力隐蔽集结于这一地区，准备打击南北进犯之敌，同时以红1军团特别支队继续控制兴隆镇等地，并于18日晚派红1团占领了西兰公路上的要点——界石铺。红二方面军在占领徽县、两当后，以红2军威逼两和、凤县、略阳等地，红6军则准备向西兰公路宝鸡至天水段出动，迟阻胡宗南部西进，策应红一、四方面军作战。只有红四方面军部队由于张国焘的阻挠迟迟未动。
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正在疾速西进，能否实现在静宁、会宁地区打击胡宗南部，进而实现宁夏作战的计划，关键在于红四方面军能否迅速出动，在西兰大道静宁、会宁完成展开。为此，9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并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要求红四方面军迅速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指出：不让胡宗南部占领该地区是“最重要一着”。同时指出，由于国民党军马鸿逵部威胁甘肃、宁夏边境地区，红一方面军主力暂不宜南下作战；对胡宗南部作战宜以红一、红四方面军为主力。红一方面军将以一个师向静宁、会宁一线出动，配合红四方面军作战。9月17日，中央再电朱德、张国焘，说明敌情，要红四方面军迅速北出至隆静大道，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并说明红一方面军已派第1师向隆静大道北侧运动，加以策应，“机不可失，千祈留意”。
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焦点在于红四方面军部队是西进还是北上。在不断接到中央来电的同时，朱德多次找张国焘、陈昌浩等商量红四方面军的行动问题，力主按照中央要求，迅速北上至隆静线。陈昌浩被朱德说服，同意迅速北进，实现同红一方面军的会合。但张国焘畏胡宗南部如虎，又看到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坚决反对在静宁、会宁地区迎击胡宗南部，顽固地坚持西渡黄河进入甘肃西北部的主张。
9月16日至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州附近的三十里铺召开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张国焘主持会议，朱德、陈昌浩、傅钟、曾传六、李卓然、萧克等参加会议。会上，朱德、陈昌浩拥护中央的指示，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与敌决战。张国焘却认为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红四方面军独自在西兰大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因此提出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红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会议因此争论不休。
会议开到第三天，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他的警卫员住到岷江对岸的供给部去了。朱德气愤地说：“他不干，我干!”他找来作战参谋，挂起地图，着手制定部队行动计划。
当天黄昏，张国焘又派人通知继续开会。朱德等人赶到张国焘的住处，参加会议的多数人都支持朱德的主张。陈昌浩此刻完全站到了朱德一边，坚决反对张国焘的方案，这对于会议的结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张国焘在这种情况下，被迫说：“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
18日晚，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联名发布《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纲领》，决定：“四方面军在胡敌未集中静宁、会宁以前相机占领静、会及通定西大道，配合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夹击该大道上之胡敌与静宁之骑七师，相机占领静宁，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部署红四方面军各部向西兰大道静、会段前进。
9月19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致电中央，报告岷县会议决定：“四方面军全部向定西、会宁、静宁线开动，以会合一方面军夹击与速击胡部为目的，先头师十四五日到界石铺，大部月底到达”，并建议“请大动员并选择最快与适宜地点同你们会面，商决一切。”20日，朱德又致电中央：“已释疑虑，迅速取得会合在静宁道上，以便消灭胡敌。”
毛泽东接电后，如释重负，于21日与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复电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四方面军北（进）部署既定，对整个战略计划甚为有利。”
然而，张国焘虽然被迫统一部队北上，却没有放弃其西进的主张，不赞成在静会地区同胡宗南部作战，也不赞成红一、红四方面军合取宁夏，更不愿意北上同中共中央会合。陈昌浩后来回忆说：“岷州会议是西进与北上的争论。张国焘是不会合的。会议开了好几天，张国焘坚决主张向青海之西宁进军，怕会合后他就垮台了。我们坚决反对西进，与他争。他最后以总政委的身份决定西进，决定后就调动部队……我认为张国焘的决定是错误的，我有权推翻他的决定，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名义下达命令，左翼部队停止西进，准备待命，右翼部队也停止西撤。命令下达后，张国焘就知道了。他深夜三点多钟找我来了，谈了三点：一，我无权改变他的计划；二，命令是错误的，今天革命形势应该保存四方面军；三，会合后一切都完了，要让我们交出兵权，开除我们党籍，军法从事。说到这里就痛哭起来。我当时表示：一，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决定是错误的；二，必须去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分裂对中国革命是不利的。我们是党员，有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谈到这里，张国焘就走了。”
陈昌浩立场的改变，对于张国焘的打击非常大，因为他一直视陈昌浩为最亲密的助手，现在陈昌浩从错误路线中完全觉悟，坚定地站到了中央的立场，全力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张国焘感到自己已经成了孤家寡人。但是，他并不肯就此放弃自己的西进路线，岷州会议结束后，他连夜赶到漳县红四方面军前线指挥部，向徐向前、周纯全等没有参加会议的领导人片面介绍岷州会议的情况，介绍他与陈昌浩的争论，还流着泪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吧，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
接着，他向徐向前等人详细说明了自己的作战设想。徐向前等人并不完全了解中央的意图和岷州会议的具体情况，只是从纯粹的军事角度，认为张国焘的意见也不无道理，遂与张国焘一起拟定了西渡黄河的作战方案：红四方面军以两个军西渡黄河，抢占水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部；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
9月21日，张国焘、朱德发出电报，“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要求部队停止行动，原地待命，准备“自主”实行西渡黄河的计划。他还向红军总部通讯部门发去密电：“所有朱（未）经我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请兄等绝对负责。”企图封锁消息，切断朱德等人同中央和各方面的联系。22日，张国焘又以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并转贺龙、任弼时，一方面表示“我们完全同意国际指示，实现红军主力进到宁夏及甘肃北部的计划”，“并具体实现一、二、四方面军在这一地区的会合”；一方面又认为“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反对红一、红四方面军进军宁夏，主张红一方面军单独攻占宁夏，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另创局面。
朱德原以为张国焘去漳县是组织部队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的，没有想到张国焘会另搞名堂，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立即于9月22日3时致电徐向前、周纯全并转张国焘：“国焘同志电悉，不胜诧异。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静、会战役各方面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勿失良机，党国幸甚”，并提议在漳县再召开西北局会议，“续商大计”。同一天，朱德又排除阻挠，把静、会战役计划变故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并通报给红二方面军，表示：“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9月22日，朱德骑马赶了六十公里路程，奔至漳县。第二天，西北局在漳县附近的三岔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再次召开会议。朱德在会上几次发言，坚决维护岷州会议关于北上的决定。他说：“第一个战役计划和第二个是有很大区别的。第一个计划是有利的。”“所以我坚持第一个计划。现在即决定第二个方案，对整个形势不能抓住，会合要迟，联合战线受影响。”他责问张国焘：现在迅速北上，可以不经过同敌军决战而实现会合，“可能会合为什么不会合”、“岷州会议的决定是由西北局成员集体讨论做出的，你当时既然表示服从并签了字，为什么到漳县就完全改变了，不经过西北局重新讨论就改变计划？你即使是党的书记，也要根据决议来工作，这是关系到组织原则的严重问题，应当弄清楚。”
张国焘蛮横地回答：“我是西北局书记兼红军总政委，有权调动部队，我完全负责，经我决定了可以不经朱德同意，当我不能执行职权而别人要调动军队时，我要提出抗议。”他坚持西进主张，说，“西进的地区人口稠密，部队供应可解决，过黄河的困难也不大，青海、甘北的马步芳、马鸿逵总比胡宗南好对付，从那里也可以和一方面军会合。北上静会作战要充分估计我们的能力。部队刚刚走出草地不久，到甘南又连续作战，没有休整，相当疲劳，人员弹药都不足。胡宗南部近年几乎没有多少战斗消耗，人员装备齐全，且供应充足，我们不得不作万一之想。我说北上会、静是断送红军，不是吓唬人的。”
在讨论中，出席会议的人员中许多人从红四方面军部队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与胡宗南部决战表示担忧，会议最后通过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朱德在最后表示保留意见，并要求将新的决定立即报告中央，如中央不同意，仍要坚决执行第一方案。他并要求张国焘对这个改变负责，说：“若强迫我们赞同是不可能的。”
会后，根据张国焘的命令，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开始向洮州推进，调查行军路线。其他部队奉命停止北进，迅速筹足八天干粮，待命行动。9月24日，红四方面军在通渭的部队南撤转向西进。
26日，张国焘等连电中央，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可接通外蒙和新疆，得到国际帮助，并可接应一、二方面军占领宁夏地区”；“因此，我们决定四方面军即应行动，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同时表示：“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原计划实施。”
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获悉张国焘改变计划的消息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非常焦急，于25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关于一、二、四方面军目前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否则，只有利于敌之各个击破，于革命与红军发展前途有损。我们已向陕北建议，根据目前情况和三个方面军实际情况做出三个方面军行动的最后决定。”并指出：“以四方面军目前位置再北移转会（宁）地区，尚不致丧失时机。我们请求你们暂以四方面军停止在现地区，以（待）陕北之决定。陕北与国际有联络，因国内情况较明了，而且与各方面行动、统一战线工作有相当基础，必能根据各种条件订出有利整个革命发展的计划。”
中共中央一面令红一方面军向南增强兵力，不使胡宗南部迅速西进，而阻断红军3个方面军之间的联系，一面反复致电张国焘进行说服工作。9月24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人，表示：过去的争论应该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电报指出胡宗南部西进的目的是压迫与削弱红军，割断红军与东北军的联系形势，红军的基本对策应该是：第一步集中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及其南北地区，给胡宗南部以打击，粉碎其企图；第二步以两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一个方面军控制胡宗南部；第三步，在得到苏联的帮助后，分兵略取甘西、绥远，乃至重占甘南。25日，中央领导人再次电示朱德、张国焘：“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北上后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则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
但是，张国焘顽固坚持其西进方针，依旧反对迅速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于26日致电中央，为其西进方针辩护：“如果一、二、四方面军都集中西兰公路以北，万一敌将宁夏兵力加强，甘北凉州、古浪、永登线形成封锁，敌主力由西兰公路向北压迫，整个红军将陷于狭小地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的一环，既可接通外蒙、新疆，得到国际帮助，又可接引一、二方面军占领宁夏地区……因此，我们决定四方面军即经循化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将胡敌向甘北吸引，对一、二方面军实为有力配合。敌若以主力入甘北，又给一、二方面军在现地区大大活动机会，由四方面军以有力一部接应一、二方面军合力取宁夏，则宁夏更有把握取得。现部队已按此决定调动，不便再更改，千祈采纳。”
同日20时，张国焘等人再次致电贺龙、任弼时等人和党中央，表白说：“此次西渡计划决定，决非从延误党和军事上统一集中领导观点出发，而是在一、二、四方面军整个利益上着想。……西渡计划确系站在整个红军利益的有伟大意义的正确计划，现我们仍照西渡计划行进，望以此实情多方原谅。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
任弼时等人对张国焘对抗中央的行为非常气愤，在认真研究了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来往电报后，为了维护中央的权威，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于27日致电中央：“你们与朱、张来电俱读悉。国焘等同志已提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义统一党的领导，并请中央最后决定四方面军行动。我们建议中央即按各方情况与需要，迅速做出三个方面军目前行动计划的决定。我们已电朱、张、徐、陈，请求暂令四方面军停止现地，以待中央最后决定。时机紧迫，请迅速决定，即告。”
中共中央认真考虑了张国焘所提出的设想和任弼时等人的建议，同时洞察张国焘西进的真实意图。9月27日，经过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认真讨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通报讨论结果：“中央认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一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且胡敌因西兰路断怕我攻击，又怕东北军不可靠，不敢向隆德、静宁，拟向天水靠近王均。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次堵击凉、兰线，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偏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招不慎，全局皆非之虞。……因此，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9月18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一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是万无一失。”
随后，中央于同日，即27日，再次电令朱德、张国焘并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首长：“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从宁夏、兰州间渡河夺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钳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张国焘在洮州召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的指示。恰在此时，率先头部队调查行军路线的徐向前在洮州以北当地老乡那里得知，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据此，徐向前认为西渡渡河的计划难以实现。他随即返回洮州，向朱德、张国焘汇报了情况。张国焘见西渡黄河的计划无法实现，加之朱德苦口婆心、软硬兼施进行劝导，只得同意部队停止西进，继续北上。
9月27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联名电告中央，表示：“已遵照党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先头一师10月4日可到通渭，8号可到介石堡（界石铺）。”
至此，北上、西进的争论告一段落，张国焘所挑起的风波宣告平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