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丰”成常态 精神何以找到归处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肖雅文 时间:2026-05-16 点击:
《富足一代:年轻人与他们的父辈》
伊险峰 杨樱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我以后再怎么样,都能喝得上星巴克吧?”一位受访的年轻人这样描述自己对未来的最低预期。
 
      这话听起来轻松,甚至带点理所当然,却恰恰构成了理解当下青年群体的关键切口。当物质丰裕成为这代人的“出厂设置”,他们是否也处在新的困境之中?
 
      《富足一代:年轻人与他们的父辈》的两位作者——70后的伊险峰和80后的杨樱,历时三年访谈三十多位年轻人及其父辈,展现出青年一代矛盾与渴望交织的复杂精神图景。
 
      本报记者 肖雅文
 
      “被讨好”的一代
 
      读书周刊:本书开篇就提出了一个很有张力的问题:“社会是不是对年轻人太好了?”这个问题最初是怎么进入你们的视野之中的?
 
      杨樱:这要回溯到2016年前后。那几年,“新消费”浪潮席卷而来,喜茶、完美日记、泡泡玛特等国产品牌,纷纷聚焦青年群体,主打青年叙事。当时几乎所有现象级消费爆款都在拼命贴合年轻人的口味:O2O服务遍地开花,上门喂猫遛狗成为常态,适配独居生活的小家电层出不穷,整个消费市场都在揣摩年轻人的需求。尤其是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资本和商业想尽一切办法讨好“Z世代”的钱包。
 
      在这种消费热潮之下,各种品牌Slogan也都向年轻人传递着一种观念,就是“他们值得”。物质上的触手可及,让“对自己好一点”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但这也带来另一个问题:当快乐可以用消费快速兑换,那些需要长期投入才能获得的精神满足感,是否反而变得有些陌生了呢?
 
      伊险峰:当时还有一个说法,叫“新四大发明”——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大众议论,都在强调中国年轻人生活在一个多么便利、多么先进的时代,仿佛这一代人已经拥有了父辈们梦寐以求的一切。消费市场的热闹喧嚣,让很多人形成了一种印象:这代年轻人,好像什么都不缺。
 
      但回过头看,物质层面的应有尽有,有时反而会掩盖另一些问题:当基本需求被快速满足之后,年轻人内心更深层的困惑与渴望,又该由谁来回应?他们对自我价值的迷茫,对未来的不确定,对精神寄托的追寻,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需求,是否被物质的繁华所遮蔽了呢?
 
      读书周刊:也就是说,你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仅仅关注青年群体与物质繁荣的关联是远远不够的?
 
      杨樱:对。2017年,我们在《好奇心日报》策划了一个系列报道,题目就叫“这个世界,对年轻人太好了吗”。我们采访了二十多位来自学界、媒体和出版界的资深人士,跟他们聊一个问题:当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以各种方式被满足,谁来照看他们精神世界的那部分需求?在物质追求之外,年轻人的世界是怎样的?
 
      读书周刊:这也构成了写作《富足一代:年轻人与他们的父辈》的一个契机?
 
      杨樱:是的,这些前辈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刻的思考,能为我们提供不同的观察维度,但它始终是一种“外部视角”——是成年人在替年轻人说话,在解读年轻人的世界。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思维惯性:遇到自己看不懂、搞不明白的关于年轻人的现象,就去请教社会上更年长、更有经验的人,觉得他们的判断一定更准确、更深刻。但这种惯性,在2020年之后被慢慢打破了。我们越来越觉得,要真正读懂年轻人,不能只听别人的解读,不能只靠外部的观察,必须更进一步——直接走到年轻人身边,听他们说话,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困惑、热爱、挣扎与迷茫。
 
      伊险峰:那组专题更像是“父辈的寄语”。而我们后来做这本书,就是觉得该听年轻人自己说了。他们真实的困惑是什么?他们的世界观是怎么形成的?这不能靠别人代替。
 
      读书周刊:从“社会是不是对年轻人太好了”这个追问,到聚焦“富足一代”的真实状态,你们的关注点实际上发生了转移。
 
      杨樱:可以这么理解。“社会对年轻人好不好”,本质上是一种外部的、带有评判性的视角,有人觉得年轻人身处盛世,物质富足、生活便利,是幸运的;也有人觉得,过度的物质满足会让年轻人变得娇气、缺乏奋斗精神。但“富足一代”,是我们观察到的一个客观事实——这一代年轻人,从小就拥有父辈年轻时想都不敢想的物质基础,他们没有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年代。
 
      我们真正想探寻的,不是“社会对他们好不好”,而是“在这样一个物质不再匮乏的环境里长大,他们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想做的,就是捕捉这种变化,读懂这种需求。
 
      伊险峰:我是70后,我们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都经历过物质生活的匮乏与短缺。我小时候,中外的差距还比较大,看到美国的摩天大楼、日本的家电和电子游戏,都会心生向往,同时也会反思这种匮乏,会好奇物质富足的社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现在的年轻人,从小就衣食无忧,从来没有为基本的生存发过愁,第一反应确实是“他们真幸运”。但也会思考这份幸运的背后,是否也隐藏着一些我们这一代人从未遇到过的问题?
 
      杨樱:我印象很深的是一次访谈中遇到的一个年轻人,他跟我描述自己对未来的想象时,很自然地说了一句:“我以后再怎么样,都能喝得上星巴克吧?”这句话说完,我愣了一下。
 
      我们这一代人,二十岁的时候,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这种巨大的差异,就是时代打在每个人身上的烙印。但这种差异,从来都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时代变迁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恰恰可以成为我们开启对话、读懂彼此的契机。
 
      “父辈们”去哪儿了
 
      读书周刊: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年轻人与他们的父辈”,了解这代年轻人的“父辈”其实是理解他们的重要一环,可以这么理解吗?
 
      杨樱:没错。我们在采访中意识到,如果不了解他们的父母,也就是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可能根本搞不清楚年轻人的很多想法从哪来的。他们的物质基础是父辈挣下的,他们的教育压力是父辈施加的,就连他们口中“父母的经验不管用了”这句话,也是在跟父辈的对照中才产生意义的。
 
      伊险峰:我们有一个很关键的发现:年轻人对父辈的态度不是简单的“反叛”,而是一种复杂的,交织着依赖与不屑、渴望与失望的矛盾体。比如他们一边享受着父辈提供的物质条件,一边又说“你们不过是赶上了时代红利”。这种评价在逻辑上没错,但它消解了个人的奋斗和尊严。
 
      我们采访的一位父亲,从安徽农村考到北京功成名就,他儿子用“时代红利受益者”几个字就把他的半生奋斗给“解释”了。这位父亲跟我们说这话时,语气里那种委屈和不甘心,你能真切地感受到。
 
      读书周刊:书里确实花了很多篇幅写真实的父辈。你们对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代人,有什么观察?
 
      杨樱:我们采访了不少父辈,大多是60后、70后,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很朴素的肯定:“我的生活是靠自己双手挣出来的。”这种奋斗叙事对他们来说是真实的、可靠的经验,也是有尊严、有价值的。这些父辈普遍拥有一个特点:他们觉得孩子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应该延续他们的奋斗精神。
 
      但与此同时,他们却很少跟孩子聊自己年轻时的困惑、挣扎。当我们问一位父亲“为什么不跟孩子讲某些事”时,他反问道:“孩子知道这事有什么好处?”这种沉默,造成了两代人之间的认知断裂。
 
      这种沉默造成了一个后果:孩子只看到结果——物质的富足、国家的强大——却看不到过程,看不到曾经的曲折、反思和挣扎。
 
      读书周刊:除了这种“真实的父辈”,书中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精神父辈”。这个概念,具体指的是什么?
 
      杨樱:“精神父辈”指的是除了家里的父母之外,在年轻人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对他们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抽象意义上的“父辈”。具体来说,就是2010年前后,这代年轻人第一次接触互联网时,所遇到的第一批知识精英、媒体人、网络大V。
 
      那时候,微博刚刚兴起,年轻人第一次注册微博,上面说话的主力,还是传统媒体出身的主编、作家、学者,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这些人,普遍有着很强的公共关怀,但也习惯用一种“启蒙者”的姿态,向年轻人传递自己的观点和价值观,引导年轻人思考社会、认识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是年轻人的第一代“精神导师”,也是他们精神层面上的“父辈”。
 
      伊险峰:但有意思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精神父辈”的价值观开始与年轻一代渐行渐远,甚至变得格格不入。我们发现,年轻人成长在一个与“精神父辈”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有自己的认知方式、自己的价值判断,不喜欢被别人说教,不喜欢被别人定义。所以,他们对这些“精神父辈”的态度,往往也是逆反的——“你们凭什么教我做事?”“你们的知识体系早就过时了。”
 
      这种逆反心理,在当下的年轻人中非常普遍。很多年轻人会天然地排斥“精神父辈”们所传递的观点和理念。不过,他们也会主动去寻找别的思想资源,去寻找能让自己产生共鸣的精神寄托——比如,很多年轻人会直接去读《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跳过自己的父亲那一代,直接与爷爷那一代对话。
 
      杨樱:我们采访的郭星,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的爷爷是一位老党员,家里的书柜里,留下了很多包括《毛选》在内的书籍。郭星小时候,经常会翻看这些书,通过这些书籍,他了解到爷爷那一代人的理想与追求,觉得爷爷那一代人有理想、有骨气、有担当,是值得他敬佩和学习的。
 
      但他对自己的父亲,却比较轻蔑。在他看来,自己的父亲不务正业,没有责任感,也没有任何精神追求。所以,他更愿意去认同爷爷那一代人的价值观,去追寻爷爷那一代人的精神足迹。在我们的访谈中,这并不是个例。
 
      读书周刊:所以真实的父辈在沉默,精神的父辈被逆反。那年轻人的精神世界到底由什么构成?
 
      杨樱:这正是我们接下来想和大家聊的话题,也是本书重点探讨的内容。年轻人的精神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伊险峰:补充一点,我们把“父辈”写进副标题,其实是想说明:这一代年轻人的精神世界,不是凭空长出来的。它是父辈的奋斗、沉默、成功与局限共同塑造的。要理解年轻人,也要同时理解他们的父辈。
 
      对话的可能
 
      读书周刊:在精神层面,书中也多次提到,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互联网对年轻人的认知有着极大的影响。
 
      杨樱:最大的影响是“碎片化”。他们接触到的信息绝大多数是短内容、短视频、社交媒体的片段。一条热搜从爆发到消失可能只有几个小时,一个事件还没来得及呈现全貌,下一个热点又来了。长期处在这种节奏里,人会更倾向于接受“观点”而不是“事实”,因为观点快、省力、有情绪价值。
 
      伊险峰:而且算法会不断强化你的偏好。你喜欢看什么,它就给你推什么。慢慢地,你周围全是和你想法一样的人,你听不到不同的声音。这种“回音壁”现象并不是年轻人独有的问题,但他们是受这种环境影响最深的一代。
 
      读书周刊:有意思的是,书里提到,很多年轻人其实也在读书,《三体》和《毛选》这两种风格截然不同的书,在年轻人的书单上出现的频率都很高。你们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伊险峰:《三体》这本书,在我们这代人里也很火,但年轻人读《三体》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在我们的观察中,年轻人之所以喜欢读《三体》,更多是因为他们在其中找到了一种解释世界的框架。现实生活充满了竞争与压力——从高考的激烈竞争,到职场的内卷内耗,再到未来的不确定,都让他们深刻体会到“生存”的不易。而《三体》里传递的“世界是残酷的,生存是第一位的”的这种逻辑,和他们的现实体验高度吻合,也让他们找到了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和精神上的慰藉。他们通过读《三体》,去理解现实中的竞争与压力,去寻找应对困境的力量。
 
      杨樱:我们在访谈中,遇到过一个摆摊卖文创的女生,她把《毛选》中的一些句子印在卡片上,卖给其他年轻人,很受欢迎。她告诉我们,阅读《毛选》让她有一种“被看见”“被体谅”的感觉,这些句子,给了她一种精神上的支撑,让她在现实的困境中,能够找到一些希望和力量。
 
      当然,每一代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激活”经典。年轻人读《毛选》,和我们这代人读《毛选》,语境完全不同。他们找到了一种更“纯粹”的、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话语资源。至于这种“激活”是否准确、是否完整,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关心的其实是:他们为什么会被这些东西吸引?这背后是他们什么样的精神需求?
 
      读书周刊:年轻人一方面被碎片化的信息环境围绕,更容易接受简单的立场;另一方面,又会通过阅读大部头书籍,寻找解释世界的框架。这两种状态,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
 
      杨樱:不矛盾。人在信息碎片里待久了,反而会更渴望一个大的叙事、一个能把自己安放进去的坐标。他们同时欣赏这两种东西,正是这个时代精神状况的真实写照。
 
      读书周刊:让我们重新回到年轻人和他们的父辈这个话题上来,当下,父辈与青年之间,最大的摩擦点在哪里?
 
      杨樱:我觉得最大的摩擦点,在于传统经验的失效。很多年轻人会说“老一辈的经验不管用了”,这句话初听上去,像是一种叛逆,像是年轻人在否定父母的付出和智慧,但仔细想想,它的前提其实是“我期待父母的经验是有效的”。
 
      但当他们踏入社会,发现父母的经验,已经无法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无法解决他们面临的新问题后,就会产生巨大的失望,进而产生逆反心理,拒绝甚至排斥父母的建议和指导。
 
      伊险峰:还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也加剧了代际摩擦——标签化的评价。年轻一代在分析自己的父母时,特别擅长用各种抽象的概念,比如“权威主义”“控制欲”“时代红利受益者”等。他们的分析,逻辑很通顺,听起来也很有道理,但这种分析,并没有带来真正的相互理解,反而让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
 
      我们采访的赵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的父亲,经常说他的想法太天真、太偏激,不切实际。我们问赵捷,你觉得自己是父亲口中那样的吗?他回答说:“当你这么问的时候,我一定回答我是。”
 
      你看,他就是在用一种逆反的方式,回应父亲的标签化评价——你用一个标签定义我,你不了解我,也不愿意了解我,那我就干脆接住这个标签,用这种方式,反抗你的不理解、你的否定。
 
      读书周刊:你们也采访了一些父辈,他们怎么看待与年轻人的沟通?
 
      杨樱:很多父辈的态度是“等他们长大就明白了”。意思是,等年轻人进入社会、遭受过社会的“毒打”之后,自然就会改变看法。但我觉得这种等待本身就是一种放弃——放弃在当下进行真正的对话。
 
      读书周刊:那有没有一些比较良性的代际沟通案例?
 
      杨樱:有的,但不多。有一个女孩,小时候很不理解父母为什么总是那么忙,总是缺席她的成长。后来她主动提出要去父母年轻时生活过的地方看看。回来以后她说:“我突然理解了他们为什么总把‘不容易’挂在嘴边。”她还说,她以前觉得父母那代人“只知道赚钱、没精神追求”,现在她明白了,在生存面前,精神追求是奢侈品。
 
      伊险峰:这个案例很珍贵,因为它是“行动”带来的理解,而不是“讲道理”带来的。大部分家庭没有这个机会,或者没有这个意愿。但我们觉得这种努力值得被写下来——至少证明代际沟通不是不可能的。
 
      我们这一代人容易陷入一种幻觉,觉得“我经验丰富,我告诉你该怎么做”。但时代变了,你的经验可能真的不管用了。年轻人需要的可能不是“经验”,而是你愿意坐下来听他说完的耐心。我们做这本书的过程,其实就是一场漫长的倾听。
 
      读书周刊:写完这本书,你们对“富足一代”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杨樱:最大的感受是——不要轻易评判。每一个你看起来“不可理喻”的观点,背后都有一条真实的人生轨迹。如果你沿着那条轨迹走一遍,你可能会发现,换作你在那个位置上,你也会那么想。
 
      伊险峰:我最大的感受是,代际的传承从来不是和平的。每一代人都要推翻上一代人的一些东西,才能确立自己。这个过程永远不会舒服,但它是必要的。我们的书没有能力让这个过程变得舒服,我们只希望它在发生的时候,双方能多听对方说几句。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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